主讲人简介：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

　　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内容简介：

　　著名作家龙应台先生在这期节目里，主要针对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其中有的问题涉及到她的《野火集》，还有的问题涉及到她在台北市当文化局长要退出的原因。

　　有观众问，现在在北京有很多人差不多不过春节了，他们过圣诞节。如果他们是基督教徒的话那也无可非议，而好多人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不知龙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龙应台认为，当我们在移植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它的热闹、它的大吃大喝，我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到12点准的时候，就到教堂里头去做弥撒了。并且现在还有一些人开始过情人节，而又有谁知道Valentine's Day是什么东西。

　　龙先生自己有一个比较刻薄的比喻，这样的话有一点像是你把别人的牌位迎到家里来，然后给它上香、鞠躬、有音乐、阿弥陀佛什么都做，但是你不知道它是谁。

　　还有的观众问，龙先生在台北从政三年，为什么又不做了？龙应台认为，从政事实上是她的一种理念的实践。当时会接受这个挑战，事实上是在测验自己，自己自以为了不起，有很多抽象的理想，但是到底经不经得起实际的考验？而当把自己投到机器里头去的时候，你敢吗？而且你会不会变形？会不会走样？当时是带着那么多的疑问进去的。进去之后发现确实很困难。可是到最后，真是做完了一任。而决定退下来，是因为每天都在处理事务，非常巨大的压力。一天的工作十六个小时，每个小时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而自己对于写作者的巨大空间的渴望，超过了自己对于台北城市的责任感。

　　所以决定退下来，是为了要得回那个距离，得回自我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让自己重新可以思考。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是没有办法思考的，每天在做。

　　《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下） （全文）

　　主持人：有很多的文化人，一提到全球化就变得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强势文化，或者说美国化对弱势文化的鲸吞蚕食。全球化的结果呢，甚至是新殖民主义。龙先生在上一讲里就全球化的话题，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提出了自己深刻的文化思考。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看看有问题的朋友向龙先生发问。在此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在现场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龙先生最早在大陆发行的那本《野火集》？举手我看一下，看起来并不多。我在读《野火集》时的一个感觉，就是龙先生特别从犀利的文风背后，肯定是凶悍极了的女子。我今天也是跟龙先生第一次见面，一看龙先生声音是那么甜美柔软，而且是非常女性化，母性化。那个剽悍是变成了今天的这种柔中的力度，柔中的锋芒，这种文化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接下来有问题呢，我们举手向龙先生发问。

　　问：龙先生您好，今天我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北京我看到的现象。比如说，就是现在好多人差不多不过春节了，他们过圣诞节。如果他们是基督教徒的话那也无可非议，关键好多人呢，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我想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龙应台：好，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头，在《南方周末》的《紫藤萝》那篇文章里头提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移植西方的文化，你过圣诞节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热闹，可是别人的热闹，他下面是一棵小草。你说蒲公英，在地上看到它的花，可是它下面是有根的。就是说在它热闹的下面，是有它宗教的信仰。他也许在晚上8点到12点之间，他是去开舞会狂欢，可是你没有看到他12点准的时候，他就到教堂里头去做弥撒了。那么当我们把它移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移过来它那个热闹，大吃、大喝，还有狂放的舞会，其他什么都不见了。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节目，也是这样。那当然是更荒唐的事，还有人开始过“感恩节”起来了。吃火鸡，11月的时候。那是美国人的感恩节，美国人感恩是因为“五月花”泡到了东海岸之后跟印地安人之间的过程。它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个有一点像说，美国人开始过端午节，去赛龙舟比赛，但是呢又完全不知道龙舟是干什么的。那倒也好，那变成运动项目，变成就说，你如果把龙舟竞赛变成奥林匹克的项目，我觉得倒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在亚洲的各个城市里头都在过圣诞节。除了什么圣诞节之外，还有情人节。让我觉得很难忍受的是2月13号的，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也过，2月14号。你们都知道，显然你们也过，过情人节，2月14日，就是Valentine's Day。那么我很难想像有谁知道Valentine's Day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蛮复杂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刻薄的比喻，这有一点像是你把别人的牌位迎到家里来，然后给它上香、鞠躬、有音乐、阿弥陀佛什么都做，但是你不知道它是谁，有点像这个做法。

　　就是说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没有被中途打断、截断的文化传统里头，你有自己的节庆要过的。你说要过情人节，那为什么不过七夕？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尤其是过七夕的话，你有这么多美好的诗歌来传诵这个节日。你譬如说中秋，以前在苏州几百年来都是虎丘的中秋夜，就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有自己的礼乐文化，只不过我们这个礼乐文化你看从周朝以来，就有所谓的修禊礼。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永和九年《兰亭集序》里头，很多餐厅附庸风雅地都把王羲之的文章写在那儿。三月的时候，到河边去要游泳什么的，从周朝以来我们就有修禊礼。修禊礼是什么呢？就是三月的暮春，你到有水的地方去，去郊游。春天到来，然后你到水边去，当然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在那儿，在春天用水把自己洗净，来迎接这新的人生。所以他是有很深的，人跟自然、人跟自己、人跟社会的意义在内。所以你为什么不去过你自己的民族的美学里头已经有的传统？而且它非常丰富。那是春天，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当然有夏至，但是你端午节也非常丰富。到了秋天的话，你有中秋，这中间还有宗教呢，譬如说于兰盆，就是鬼节，说是农历的七月半。你也有七月十五的鬼节，中原，然后再往后推的话，就是十二月。这种情人节什么都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有很多的原因，不断的大浪一次一次地打来，每一次打来，就是一次一次的退掉。退掉跟自己传统的遗忘，遗忘了之后，还有呢，觉得自己是落伍的，也因此认定我们的传统就是是落伍的，是封建的，是野蛮的，是不及格的，是拿不出台面来的。其实是自己遗忘自己的传统的同时，然后比较盲目地把别的东西进来，这是一个层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当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自己不是那种假的狂大、狂妄。但是另外一种东西，是你从自己的传统文化出发，然后看见自己传统文化的美好。而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有所自信，那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么有那个自信之后，你就不会被所有的大浪这样打来，一次一次把自己的东西退掉。那么这个呈现在节庆上完全是一样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甚至于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人。可是在我的讲话跟我的文章里头，第一个，只要能够用汉语表达的任何的词汇，我绝对不用外文。那么，在我自己跟朋友的对话里头，大部分的朋友，在大陆跟我谈话的都会不知道我懂外语。但是我是觉得我只要有汉语的，我为什么要用外语？但是你没有汉语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地用外语。是对自己语言的尊重跟捍卫吧。那对于自己的民族美学，民族美学随着季节起伏的，而且是连着根的，上面热闹，连着下面的根的礼乐的生活，重新地找回来，可能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了信心之后，就会发生的自然的现象。当然另外有的说法，大陆的情况，是因为它政治的历史这样走过来，所以它压抑，它保守，它内向，它不自由。那么因此当你把西方的这种热闹譬如说圣诞，party这些东西带进来的时候，它事实上并不只是一个party而已。它其实还模糊地暗示着一种对于开放的向往，这种个人的精神解放的向往。它有另外的意义出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许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只不过是你逐渐地还是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信心找回来。那时你就不需要依靠这种东西，来建立自己对于开放的渴望。

　　主持人：中国的青年人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过洋节日，对自己的节日背后的文化故事，大概不知道了。我特别注意观察过，最近几年的二月十四，总有乡下的，脸冻得通红的小女孩，捧着一束束的玫瑰花，见到小男生都会问：“先生，你买一束玫瑰花吧。”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七月七呀，比如说献上中国的这种荷花或是菊花，献给自己的情人，我想这可能是龙先生乐意看到的。

　　龙应台：这个也是跟文化信心有关系。我发现台湾这几年来，开始过七夕的人多了。还有就是古时候十六岁的成年礼，台湾有很多人开始过了。暮春三月的那个修禊礼也开始大家渐渐有认识了。所以到最后还是要从根做起，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之后，那些礼乐会重新回来。

　　主持人：过洋节日不怕，别把自己的文化过没了。

　　问：龙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文章，也非常喜欢您今天演讲的题目。那么我知道您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可以套上今天的话说，也是个全球化的孩子。那么我想知道，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怎样对你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最想知道就是关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知道您的孩子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谢谢。

　　龙应台：对。这两个孩子还真是蛮全球化的。他们在德国生长，所以我从来不让中国文化的东西变成一种压力，我从来不要求他说中国文化是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你不要数典忘祖，我从来不说这话。他既然是生在德国，长在德国，我第一个原则就让他们认同德国，而且做个快乐的德语的文化人。或者在德语的文化里头，让他如鱼得水在那儿长大。中文对他们而言，我为他们做的是，为他们开一扇窗。所以我两个孩子中文讲得非常好。我跟他们从生下来落地开始就是讲汉语，而且不夹杂英文或者是德语，所以他们中文讲得相当好。可是我没有机会教他们认字，所以他们是文盲。所以我开的窗的意思是说，从小除了跟他们讲丹麦的童话之外，德国的童话之外，我也跟他们讲《三国演义》、也跟他们讲《水浒传》。当然《水浒传》讲到武松怎样去砸人家的店的那一段以后，我就觉得不讲了。也跟他们讲了《西游记》全本，全部讲完，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东西懂得蛮多的。那是那一扇窗，等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有兴趣，想要把头伸到这扇窗的外面来，进入中国文化的世界的话，那是他的选择，他愿意的话，他就做，他不愿意的话，我绝对不勉强。

　　问：龙老师你好，我听了您内容非常深刻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演讲。非常感谢您，向您致敬。在听您演讲的时候，我似乎回忆起曾经看过您一篇文章，题目是《烧死一只大螃蟹》。好像是有这篇文章，是您在淡水的海边，看到四个青年在那儿，用火烧一只活活的螃蟹，您非常气愤，但是您只说出了百分之一的气愤。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在大陆，那几个年轻人会这样回答你，有一位名人曾经讲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我们正在学做勇敢的人。您将会怎样回答他们？谢谢。

　　龙应台：写那篇文章，其实就是讲那些孩子们，他们把烧螃蟹作为一种游乐，就是好玩。我当时想是说，这些年轻的孩子，如果对于一只小小的螃蟹，没有认识到说这是一个生命。而你对于生命要尊敬，是文明的一个基础的话，那我们很难去跟孩子谈其他的文化的事情。但是我想您现在说的意有所指，指的是其他的事情，是另外一个题目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他敢去做这事。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因为以后的历史事实上是证明了，我们每一次都要重新再吃一次。

　　问：龙先生您好，听说您在台北从政三年，文化局长，而且干得非常不错。然后现在又不干了。我不知道您这有两种感受，希望您讲一讲。

　　龙应台：好，我在台北市政府三年三个月三天，佛教的大闭关刚好是三年三个月三天，很凑巧。怎么讲那个非常复杂了，就是说从政，事实上是一种理念的实践。我在1999年底的时候，会接受这个挑战，事实上是在测验自己说，龙应台你这么指点江山，自以为了不起，有很多抽象的理想，但是你到底经不经得起实际的考验？当你把自己投到机器里头去的时候，你敢吗？而且你会不会变形？会不会走样？会不会是你以前所写的东西，你进去之后要全部烧掉？因为全都说错了。是带着那么多的疑问进去的。那么进去发现确实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可是，到最后，真的是做完了一任。虽然最有名的是李敖说，龙应台绝对做不了三个月。但真正做完了，做完了之后，竟然还得到一般普遍的好评，它就对我证实了几件事情。就是说以前《论语》里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这么说吧，那么我能够全身而退，而且做出一些事情来了，而且竟然还得到好评。它证明的不是我这个人，多么了不起。证明的是说，台北这一个地方的文化的成熟的阶段，跟它的市民的平均素质，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可以接受一个强烈的批判者来进入体制，来工作。而且，竟然还容许这样一个批判性非常强的知识分子，来冲撞它原有的体制，而且还接受它。

　　所以这三年做成了之后，所证明的不是这一个个人多么有能力，而是证明了这个社会它已经发展到了这一个阶段，那真是让人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决定退下来，是因为每天在处理这种事务，是巨大巨大的压力。这一天的工作十六个小时，每个小时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我后来渐渐觉得，我进去其实就是为了要铺那个铁轨。那么铁轨铺好了之后，第二个阶段是做别的事情。那个方向即定了，我觉得可以由别人来做。而我自己对于写作者的那个巨大空间的渴望，超过了我对于台北这个城市的责任感。所以照道理说，如果要让事情做得更好，而且那个制度可以长治久安的话，我应该继续跟着马英九再做四年，把那个基础打得更稳。到后来，很遗憾的是，我决定不这么做，是为了要得回那个距离，得回自我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让我重新可以思考。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办法思考，每天在做。那再做四年，剥夺那个思考的沉思的空间，对我也损失太大，还是比较自私的所以退下来。

　　问：今天听这场讲座，我最大一个感受就是刚才傅光明先生说那段话，就是今天看到的龙应台，和原来我想像当中的龙应台完全是两个人。原来看了你的文章在我印象中，经常是一个怒气冲冲，看问题比较偏激，比较激烈的人。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那个《野火集》到现在差不多也过去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今天的龙应台和二十年前的龙应台，对人生，对社会，特别你这思想方法，看事物的方法，你觉着主要有什么变化？另外，你今天怎么看《野火集》那个时候的龙应台？谢谢。

　　龙应台：其实你不要误会，我如果二十年前，当她在写《野火集》的时候，看到她，她一定是头上都是刺的那种人。我在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很好的母亲，朋友们都觉得我带孩子的耐心是很惊人的。我是个很温柔的人，写《野火集》的时候也一直是这样。只不过是你写文章是写文章，你做人是做人嘛。我对长辈很尊敬、很爱护，我对于小辈很维护他们，我很喜欢我的朋友，我很喜欢游山玩水。人是有很多面的，但是在你写作的时候就事论事。那么一个文字的风格，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性特别强的一面，或者感性非常强的一面，我必须承认说我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人就是那个理性的头脑在那儿写作，我那个感性的那个部分就不见了。

　　可是作为人的时候，人当然是复杂的东西。你如果读《野火集》的同时，去读《孩子，你慢慢来》我写小孩那本书，你就会知道人是有多面的。至于说《野火集》它在18年前，面对台湾那个时候的社会的状态，其实我必须说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天真。可是那个天真到20年后还是一样，到今天其实还是一样的天真。所以有时候，你看我在20年之后，写这样的文章，那个天真是无可救药的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天真的话，你根本不要写作了。你之所以会去继续写作，是因为你还认为文字可以达到什么影响，你还是认为这个世界可以变好，你还是认为说，你还是看这个世界的光明面，才会去写作。哪一天你不写作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根本就放弃了。那这种不放弃我觉得是一种天真。只是说就台湾而言，它的社会在这18年，或者20年之中它的转变，有巨大的质变，品质的质，质变。所以它现在，所以《野火集》那种直接的批判，热烈的批判，而且完全不绕弯子讲话的批判。在当时是因为，在那个之前是没有的，就是从它开始的，但是有了它之后呢，社会批评变成台湾的一个寄存现象。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批评，而且每天都有。所以它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它今天其实不再需要《野火集》这样性质的文章，反而需要的是那种净水流深、抽丝剥茧地看到问题核心的东西、深刻的东西、而不是这种短打似的东西。

　　但是对于大陆的发展当然是不一样的，大陆社会的发展，所以同样的文章对于大陆，在它不同的阶段发生的影响跟对台湾是不同的。那么也因此我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在大陆的网上也流传，两篇文章，一篇叫做《五十年来家国——台湾文化的精神分裂症》还有后来的一篇是《面对大海的时候》，这两篇文章很有趣的是在台湾引起巨大的三十年来，没有见到的大辩论，文化辩论。那同样的文章在大陆的网上也有很大的辩论，那好玩的是，同样的文章在台湾的解读跟在大陆的解读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解读。《野火集》也是，同样一个文本，因为读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它的解读跟它所发挥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你譬如说，我最近在《南方周末》的《紫藤萝跟辛巴克》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发出之后，我得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回应，那也是我始料所未及。因为那篇文章谈的就是自己的传统跟国际化、现代化之间的问题。那么大陆读者的巨大反应才使我知道，说原来大陆人对于现在在他身边所发生的这种巨大的改变，其实是他心里的痛或者说一种灵魂的流离。是在那儿发生中，而且是一个人的痛处，在我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这点倒是证明说，那样一篇文章，两边的反应都很强烈而且都一样，也就是说在某个方面，这两岸人民在碰到灵魂的接轨，寻找那个衔接的地方这个问题跟困惑倒是一致的，好。这讲远了。

　　问：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您的庐山真面目，说实话，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其实比刚才的观众还夸张，我以为您是龙先生的妻子。不好意思，真是对不起。

　　龙应台（笑）：你是哪儿来的呀？

　　问（笑）：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学生。刚才很抱歉，龙应台（笑）：您今天才知道我是女的？

　　问（笑）：是。刚才其实说笑，我是看过您的散文，我是比较仰慕的。其实我觉得提的问题比较小，根据我自身，我现在学的专业，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二外，这是一个外语学院，我们是对外汉语专业，可以说在别人眼里我们可能有比较大的优势，因为是一方面我们的母语，要像中文系那样比较精深的研究，去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花四年的时间，跟纯粹的英语系一样，要去学英语。但是在我看来，很多在我身边的同学，仅仅是把英语就是说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者说在大学期间他没有目标，他仅仅为了过四级，六级，专四专八，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根据您刚才的讲演，就是说作为有志于继承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分子，并且希望在国际浪潮中，国际这种接轨的浪潮中能有所作为的大学生的话，如果我希望您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句勉励，或者希望的话语，您愿意为我写些什么？谢谢您。

　　龙应台：学英语我当然刚才是说，你跟我们的汉语而相较的话，要把英语学好的意义是在于它是一个工具。你要把这个工具，如何要掌握这个工具要学好，相对于汉语而言，汉语是我们灵魂的语言，英语是我们的工具的语言。但是你把这个拿掉，去谈英语的话，说它是工具，事实上，任何一个语言都并不只是去学它的文法，或者是你讲的腔调正确而已。你学那个语言，一定是语言后面，牵涉它所有的价值观在里头，没有一个工具它只是工具而已。你譬如说你学英语，你势必要学到说，How are you ?I'm fine ，或者是说，Thank you for calling，这么简单的谢谢你打电话，你要知道说我们中国人打电话，喂，董秀玉，讲完了，明天中午见面，好，可以，我准时到，再见。你就一定要学到说，那你英语的对话是说：Oh, thank you for calling，但是英语他一定会说很多的话，他会说，It's so nice you call。太好了，你打电话。然后他又会说，I want to call you for long time.，我本来就想要打电话给你，然后他又会说，今天你打电话来实在是太好了，It's so wonderful you call，他会说很多很多这样的话。你要学到的不是这个语言的结构，而是学到说美国人或是英国人，他在他的人际关系，即使是一通电话，他有非常多礼貌的表示，他有非常多试图去取悦对方的这种文化在内。你如果说学到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它是democracy，但是对不起，这个词的后面又包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了，那你不知道它后面的东西，只知道democracy这个字是怎么拼的话，你根本没有学到这个语言。

　　所以在这个场域而言呢，工具它后面都跟着一个灵魂。工具不是只是工具。那我们的青年你要学会，语言只是把它当机械地学，那你就是太笨了。因为将来你总是要走出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国际，而整个国际是越来越全球化，表示它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么竞争激烈的状况之下，你要站在一个衔接点上，你掌握这个语言的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个太清楚了，你要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的权力，才可能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你要我写的一句话我就说，你一定要认清楚知识就是权力，完了。

　　主持人：刚才那位朋友如果要照您的问题所说，可能今天觉着台上坐着一位女士来介绍龙先生的文学成就和思想。

　　问：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学生，今年大三。我接触龙先生可以说是从龙先生写的一段话开始的，那段话是这样的：我在生命中等候，不知在等候什么，同时我又在急忙追赶，不知在追赶什么。我已跋涉千里，天涯赶尽，但生命的本质并不曾超越登陆的轨道。这句话对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接触这段话应该是一年半以前，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我的一年半的生活，由此我转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我在思考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我提问的问题就是龙先生那时候的思考，一直到现在为止，这种思考是慢慢地淡化了呢？还是因为有某个理想，因为有某个目标而把以前的考虑变成目标呢？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谢谢。

　　主持人：我想这位先生如果生活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话，如果今天我们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有思想和思辨能力的哲学家。

　　龙应台：您所引入的那一段文字是在1999年那本《百年思索》里头，那是一篇比较内在思索的独白。在一个巨大的宇宙的黑洞里头的独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读者很少，因为它比较深，比较孤独。你是第二个人提到这篇文章，而且是提到同样的片断。这个给我的信息是说，有时候呢，我觉得比较深刻的读者反而是在大陆，而不是在台湾。事实上您所引入的这篇文章，是我自己认为就散文跟汉语文字的精粹上面，是最好的一篇，但从来没有人提过。大陆的读者因为对于知识的渴求，而且他的生活形态里头也使他成为一个比较细微的读者，用心的细微的读者，所以您引的这一段其实是再度地告诉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没有人看到那些，我自己认为，其实是最精致的汉语的作品。在大陆比较有读者，这是第一个印象您说的。那么第二个您所表达的是对于生命的一种茫然感，那这种茫然感，跟不知方向的这种感觉，迷惑。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起，一定是你本来就有迷惑跟茫然，然后被我的文章讲出来了，所以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使你茫然。我想说的是，对人生的这种迷茫的感觉，不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会有，我今年51岁，我也有，而且常常有。那你要说人生的孤独感那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不管你是如何入世，不管你是如何进入现实，跟现实的关系如何紧密。但是任何一个比较能够做独立思考的人，他一定是有他孤独的时刻，而且那个孤独其实才是生命的本质。所以说，那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告诉你前面的路怎么走，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凭自己摸索出来。

　　主持人：最后，我想套用龙先生讲的一句话。单一整齐的文化世界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具有像龙先生这样的头脑和思想呢，一定不是件坏事，最后让我们向今天为我们做了精彩而深刻演讲的龙应台先生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