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罗伯特·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荣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今他一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此外，他还一直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顾问。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的经典代表著作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论文《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等。1965年、1974年、1998年和2000年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内容简介：
一个靠借款完成学业的人，一个改变国际金融格局的人，一个被誉为经济预言家的人，一个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奠定欧元理论基础而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登上《百家讲坛》，回顾了他在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探讨。蒙代尔教授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在本讲中，蒙代尔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的历程。
他认为，艰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阻碍人们成才的一个因素，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客观条件而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讲了他的经历“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在那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奖学金的大学去，于是他建议我去康乃尔大学，第二位是系里的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把个，第三位教授是个微观经济学家，告诉我，说你应该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
蒙代尔教授还对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并没有可比性；对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他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全文）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会学习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切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虽然我不很肯定存在这样一个日期，那就是二战之后，1949年的英镑贬值，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英镑的贬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媒体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件事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也请教过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英国通过这一做法究竟可以获得什么，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做一些调查，或者研究， 长话短说， 通过之后十年到十五年我的研究，我发现并且逐渐的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我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涉猎经济学，第一年的学习内容，由于太广泛，经济学学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触动，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后，当学到了比较深的理论之后，才感觉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我向南部发展了，去了美国境内最近的一个大学，就是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奖学金，在我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我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顺便要说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现在西雅图的研究生院也很棒，当时，那里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当时是经济学史的助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不应该是我最终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地方，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议，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 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在五千人的颁奖宴会上，我就决定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今天也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选择哪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同样来自加拿大，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最高额奖学金的大学去，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在康乃尔大学谋得一份奖学金，第二位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他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第三位教授是个卓越的微观经济学家，他师从凯恩斯的弟子劳里塔西思，他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呢，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们各自给我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从康乃尔大学拿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这所他认为最好的学校，通过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了婚，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女孩是个中国姑娘！当时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出席，顺便要说的是，我的演讲是20世纪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颁奖仪式的最后一个奖项，所以我的演讲也是上个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奖演讲，当时我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不会让我的后代照着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并且建议他，走一条自己的路。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保罗兰科的加拿大人写的，我爱过，笑过，哭过，我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想想看，我做过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过的。
我选择麻省理工大学，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批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例如 保罗塞缪森, 罗伯特索罗 都在那里，是研究经济学理论学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得到的博士学位。但是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因为之后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给加拿大人设立的奖学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经济学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继续学习的机会，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三个伟大的学校，MIT，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在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这三四十年以来，我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开始于古典贸易理论，我喜欢这个领域，也写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数理论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后转向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研究，我有六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理论的，然后是货币理论，供给理论和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就是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我所喜欢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如何把这些理论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分析家们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这里我只想简要的列举五个方面。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第三是欧元的产生，第四是供给学理论，第五是我现在所正在研究的，即全球货币问题，至于谈到我事实上对经济政策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我想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19世纪60年代，当我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一场与刚刚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重要的争论正在进行，这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才符合当时美国所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制度。美国商会认为，要加强货币供给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财政预算，这种预算是固定的。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应该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预算，以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既应该降低利率，又应该减少财政预算，增加支出。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我发现，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第四种，前面没有提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就是紧缩的货币来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稳定，然后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经济政策失败后，总统先生在他上台后第二年决定采用我的建议，这就是1964年美国大减税的基础，正是这个政策组合保证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而强劲的增长和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当时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成为了一种关键货币，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在理论上可以兑换为黄金的，因为二战之后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黄金变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所以重返这一体系变得不大可能，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浮动汇率制是强加给某些国家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欧洲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而是一种欧洲货币体系，并且他们的行动非常快，我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让人们在这方面开始思考，1969年的时候，我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其中的一些要点后来得到了实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美国经济在60年代实现扩张，第二个贡献是帮助了欧元的诞生，部分的消除了那里的浮动汇率制，第三个贡献是供给学派理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税率的某些问题，当时美国税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纪的美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税的征收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就在二战之前，这项法规失去法律效力，一战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从一战开始所得税率急速上升，达到60％的水平，之后又下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来是大萧条时期，个人所得税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战时期最高达到92.5％的水平，二战之后税率又下降，到八十年代卡特政府时期，单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最高税率就达到70％，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税率的级级上升和通货膨胀的爆发，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水平，总的来说美国此时需要对其税收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政府对税率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美国经济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作为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它开始有了快速的增长，八十年代供给学派革命主要起源于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人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实践，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最后一点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外星来到地球的人，并打算参观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那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你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你说的第一件事会是大家应该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如果他们想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贸易的话，你不会想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4个成员国，世界上可能有两百多种货币，想象一下，我们会拥有多少种汇率，这对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将比有两百种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行的货币体系效率极为低下，当然现在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们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我们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
一种是除了各自的货币外，大家都使用一种公共货币，这将是国际货币领域一种融合的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另一种方法是在各地采用欧洲的做法，欧洲有一个单一货币区，亚洲有一个亚洲货币区，并不是说亚洲只使用一种货币，而是在自身货币之外，所有国家都使用一种货币，我相信，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这种制度是否可能，但往这个方向前进几步是可能的。
我们会有觉得需要一种全球性货币的时候，这并不只是经济学家们想出来的主意，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主要大国在美国布雷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位于新罕布夏州，建立了接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主要的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计划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同意对方的方案，结果两者都没有采用，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为了弥补 森林体系的漏洞，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这与原来计划类似，但实行起来不是特别有效，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十分要紧的，不进行改革 将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造成极大威胁，我把亚洲金融危机归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至于那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问题，我也认为是他们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担心的问题，我会谈到处理它们的不同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要讲的是颇有争议的汇率问题，我会谈到四点。第一点，有人经常会问，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那个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对，自相矛盾，因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不可比，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它使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它钉住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致，虽然数量上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大体相似，假设墨西哥货币钉住美元的话，墨西哥就会有大体和美国一样的通胀率，如果加拿大元钉住美元的话，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通胀率，所以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但是弹性汇率不是一种货币规定，它是取消货币规定，如果你想拥有同等程度的货币稳定的话，在货币规定与取消货币规定之间，你根本无法加以比较，所以合适的选择不是比较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而是在货币钉住汇率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之间进行比较，或与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汇率制度进行比较，这才是相匹配的选择，我总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实行弹性汇率制，但是这并非好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说不要采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比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汇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国家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弹性汇率制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预算赤字，货币供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因为汇率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收支平衡，而这种情形只有在放弃货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这个，所有转型国家不管在中欧，还是东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四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下，毫无例外的实行了弹性汇率制，最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放弃了它们货币政策的支柱，而没有及时创造另外一个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个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固定汇率制，而是要实行弹性汇率制，我会给他们不及格，因为这个很不好；如果他们说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的汇率制度，我会给他一个A＋，不管他们是否正确，至少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确实与经济学相关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是否要升值。首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经常讨论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几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美国新财政部长询问美国参议院：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美国的参议院有时候也会谈论汇率问题。最近日本也就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议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日本财政部长再次强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中国正在出口通货紧缩，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个论调，其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可以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说中国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这两个理由可以当作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对于持有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国货币贬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你以这种标准衡量美国的话，你可以发现并非这种情形。
美国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财政部长一直支持强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出现很大的逆差，很明显，贸易顺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有时也用来支持货币升值，但在这里，这并非一个好的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国是否增加外汇储备，许多大国不得不积累很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当他们实际获得的储备比他们想要获得的储备多时，就产生了不均衡，如果他们想获得外汇储备，那这不是不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增加储备而被迫增加，形成出于本意的多余储备，这样支持财政政策变化以消除多余盈余的言论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项措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为有效。
在这儿我想列举一下货币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觉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当一种货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长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资本项目向人民币可兑换，如同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国家，在货币还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反而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当然，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而非改变其汇率，这更加有益，放松管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和缓慢的过程。第二，货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中国物价现已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有很轻微的通货紧缩，大约占1％的水平.你当然会说，鉴于美元去年贬值15％，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来年将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不管怎样，如果货币升值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密切相关，最好的证据是从1995年开始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变化，在1985年一美元兑换150日元，十年之后只能兑换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了三倍，这对于日本是灾难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但我想指出的是发生在1995年4月之后的事情。当时一美元兑换78日元，而从1995年4月开始直到1998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酝酿时期，美元汇率直线上升，一美元可以兑换140日元，从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贬值很厉害，导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急剧减少，那些钉住美元国家的货币相对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虽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中国将失去五百亿外国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来的可能的外国投资。这些外国投资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能幸免遇难，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但人民币升值将切断这些国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亲手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货币升值将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货币升值增加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减少出口，失业率上升，同时货币升值永远导致加重预算赤字。人民币升值的话也会如此。
最后一点，货币升值增加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人们相信短期内人民币会升值的话，由于人民币的非完全可兑换性，他们会认为，从长期来说，将导致汇率下降。 我认为，这样一来， 那些认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利支持的人们 会认为，中国在保护它的邮政储蓄体系，这些邮政储蓄对于中国的高度增长非常重要。打破对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支柱的信心，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过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形，相对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暂时呈现强势，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于是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七十年代升值，当时一加元相当于92.5美分，加拿大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再次实现浮动，1974年一加元相当于1.7美元水平，现在加元又下降，一加元只能兑换0.63美元。澳大利亚的例子更夸张，他们觉得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通胀，所以澳元相对于美国要升值，他们于是决定将澳元升值，但过了一两年，澳元就开始贬值，现在一澳元，从七十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现在的60美分，下降超过50％的水平，几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中国决定放弃作为货币政策支柱的固定汇率制，局面可能失控，将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认为可以比较一下这段时期日本的经历，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是从1955到1971年，除了后来中国的经济，这种高速增长以前从未有过，从1955年到1971年日本以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了16年，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出现后来日本人所谓的“突然的经济危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处境有些相似，当时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大量的讨论：日元是否要升值，日元是否要实行弹性汇率。日本政府当时所做的决定是日元汇率不实行浮动，之前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而他们将继续保持这一货币政策，接下来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了五年，直到1971年他们采用浮动汇率制。接下来的十年日本经济开始变糟，对日本来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十年，在八十年代，日本采用了弹性汇率制。
尽管日本实行了弹性汇率制，但日本并未受到保护，在1985年，一美元可兑换150日元，但是五国首脑大会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求日本对其日元加以升值。日本照着做了。但是突然之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对日本来说，让货币升值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日本当时甚至准备好了油价上升的准备，但油价突然下跌，原本预计油价会上升到50美元，当时却跌到了一桶十美元，日本是对油价变化最为敏感的国家，这次油价变化，使得日元迅速升值，其趋势无法阻止，而美元则在1995年下降到一美元兑78日元的水平，这一相当于给日本银行业宣布了死刑。我没有在这里描述所有类似的例子，但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会对中国银行业内的不良资产造成多大影响，所有这些不良资产积存下来，这些贷款情况恶化。所以人民币不宜升值，我希望中国别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支持，在保持总体的良好的经济平衡的时候，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有好处，或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好处，当然也不会对美国的逆差有任何帮助，也无法解决日本的问题，日本要自己解决自己通货紧缩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也会损害周边国家也就是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今天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非常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