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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其人兼杂剧《狂鼓史》赏析
作者：胡海玉
徐渭所处时代，是王阳明心学盛行的时代。阳明心学提倡“致良知”。良知即人的本心，是没有受到私欲污染之心，而人的感情，则应循其良知，当喜则喜，当怒则怒，顺其自然。阳明心学对当世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学创作由拟古转向求真，强调表现内心，直抒性灵。徐渭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创作上他追求个性张扬，注重本色表达，书写真实的自我，抒发真实的性情，他的作品焕发出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以及对自身痛苦的强烈宣泄意识。他的创作就是他才气纵横、率真任性、激昂热烈、奇崛狂放品性的折射，形成与当时虚饰雕琢截然相反的文风，表现出不同流俗的格调，与传统完全悖逆。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诗文杂剧，都是手写真我，直抒胸臆，不拘法度，真正是回归本真，回归自我。那种恣肆放纵，将生命的自由狂野，发挥到极致，也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了顶峰。他的写意花卉，用笔狂放，泼墨淋漓，随意挥洒，独树一帜，徐渭也因此被称为一代宗师；他的书法，疾飞横扫，狼藉满纸，袁宏道说是“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他的诗文，奇崛幽峭，不落窠臼，“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被袁宏道“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他的杂剧《四声猿》（《狂鼓史》《雌木兰》《玉禅师》《女状元》四部杂剧总称）代表了明杂剧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明曲之第一”，汤显祖王骥德均给予极高评价。照徐渭看，他“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学者推翻了这种等次，认为他的创作俱无第二均属一流，有人将他比作唐代王维和宋代苏轼，可见在明代文坛的地位崇高。黄宗羲曾写有《青藤行》诗，赞誉他“推倒一世之雄杰，开拓万古之心胸”。本文所论《狂鼓史》，就是《四声猿》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它明显掺有作者的主观情绪和个性色彩，纯然是作者抒泻个人怨愤无奈，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为最能体现作者创作特色的作品。
《狂鼓史》取材于《三国演义》祢衡裸衣骂曹，最终被曹操借刀杀害的情节。只是《狂鼓史》设计剧情，将时间地点改为祢衡、曹操死后，两人同在阴间，此时曹操被贬为囚犯，祢衡则应玉帝之请预备升天作修文郎。临行之前，判官请他来面对曹操亡魂，重演当年击鼓骂曹的场面。于是祢衡历数曹操平生罪恶，击鼓痛骂。《三国演义》的斥骂之词简略概要，重在揭露曹操的奸险，并带有拐弯抹角、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意味。《狂鼓史》剧本却摆脱历史事实的束缚，对曹操作的是死后文章，是对他一生罪孽的总清算，徐渭将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中，有关曹操奸诈阴险的劣迹汇总，因而可骂的内容更多，对曹操的揭露也更加彻底，骂时也直截了当、无所顾忌，故让人觉得畅快淋漓、大快人心。正如剧本中祢衡自己所说：“小生骂座之时，那曹瞒罪恶尚未如此之多，骂将来冷淡寂寥，不甚好听。今日要骂呵，须直捣到铜雀台分香卖履，方痛快人心”。历来学者都认为，剧本中祢衡气概超群、才华出众，却沉埋下僚、抑郁失意，就是徐渭自身际遇的写照，徐渭自己也说：“我则祢衡，赋罢陨涕”；曹操则猥琐卑劣、丑态百出，集专横残暴、阴险狡诈、草菅人命等罪恶于一身，是历代统治者的代表。他被祢衡击鼓痛骂时，理屈词穷、心虚胆怯、死乞白赖、狼狈不堪，正是统治者色厉内荏虚弱本质的体现。生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死后遭贬斥下地狱，正是他们必然结局的揭示。两人此时地位颠倒，祢衡居高临下占绝对上风，更加坦然无惧，痛骂夹杂斥责、嘲笑连带戏弄，势如暴风骤雨、雷鸣电闪倾泻而下，且看下面两段：
他那里开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来挝，正好俺借槌来打落，又合着鸣鼓攻他。俺这骂一句句锋芒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杖儿是你)嘴儿上撩矛，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
你害生灵呵，有百万来的还添七八。杀公卿呵，哪里查，借廒仓的大斗来斛芝麻。恶心肝生就在刀枪上挂，狠规模描不出丹青的画，狡机关我也拈不尽仓猝里骂。曹操，你怎生不再来牵犬上东门，闲听唳鹤华亭坝？却出乖露丑，带锁披枷。”
读后不由人不击掌称快，放声叫好。而这正是作者长久蓄积的满腔郁愤的宣泄，鼓声激越，跳荡着他心中的不平之气。曹操作为统治者的代表，对这类人物施行痛骂，显然是与当时时代悖逆的。作者内心的激愤怒郁，行为的反抗叛逆，性情的磊落真率、狂放不羁，均坦露无遗，真可谓惊世骇俗、不同凡响。
《狂鼓史》的喜剧闹剧气氛非常明显，把地点设计到阴间，场面滑稽怪诞，意识悖逆大胆，充满对权臣奸佞人物的蔑视。剧本中祢衡居主角，全剧基本是他从头骂到尾，他是正义的化身。面对曹操，这个“哄他人口似蜜，害贤良只当耍”，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奸贼人物，他义愤冲天、激昂慷慨，骂起来犀利尖刻、毫不留情。表面是痛骂，实则借痛骂对曹操施行声讨审判，把他生前的罪恶昭彰于世。此时的曹操已然囚徒身分，居于受羞辱挨痛骂地位，内心的惶恐惊怕自是不言而喻，却被判官逼着“仍旧扮作丞相”，装出昔日威严，摆出那凶神恶煞模样，实际是端坐恭听，忍受讥讽嘲笑，让痛骂声声入耳，且完全丧失话语权，待狡辨被喝骂，欲抵赖被揭穿，只好装醉假睡，又被判官喝醒，要“与他一百铁鞭醒睡”，只有哀求乞怜，“祢的爷饶了罢么”。丑态百出、狼狈不堪，让人忍俊不禁，频发嗤笑。觉得真是善恶到头因果必报，天地间自有公道，正义战胜邪恶，阴间仿佛是能让正义伸张的理想境地。
只是当你深入作者的内心，作者文高于世，又“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其实是很入世的，根本不甘心被“闲抛闲置”。你读他的诗句，“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半生落魄已成翁”，“积高千丈恨难消”，可读出他内心的抑郁、孤独、凄凉。对生平抱负不得施展，自身境遇穷愁潦倒，他既愤激、狂躁，又无可奈何。尤其当你联想作者坎坷险恶的平生，你知道他曾在恐惧中精神失常，自戕自残乃至杀妻，你设身处地体会他的痛苦，就知道罪恶的封建社会，专制极权的体制，对人的摧残迫害是何等地令人发指。那个灭绝人性的时代，曾上演多少人间的惨剧，多少刚直不阿、有才华之士被迫害被践踏被残杀，无处伸冤，甚至连发泄表白的机会都没有。看《狂鼓史》，你根本无法笑出来。你会感悟到祢衡的痛骂，实则是作者另一种形式的血泪控诉，长歌当哭而已；祢衡被玉帝征为修文郎的结局，也只是作者画饼充饥似的幻想，戏说自慰罢了。再读此剧时，你心便不能不为之悚然并凄然，那种荒谬的怪诞，那种绝望的忧郁，那种欲笑却让你流出涩泪，滑稽中让你品出辛酸，它甚至不是性情豁达人对悲剧命运的超然，只是对无力胜过环境无奈的屈从认同。
有趣的是，《狂鼓史》写祢衡结束痛骂后，仿佛心头激愤已泄，便前嫌尽释般，最终对判官说：“大包容了曹瞒罢”。前头的历数罪恶、伸张正义，成了一种玩笑戏耍。这映照出作者的生平，看似致力功名，实则是任情挥洒，无何不可。作者曾题一联：“随缘设法，自有大地众生；作戏逢场，原属人生本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就如曹雪芹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一种参透呢，还是对人生本相的揭示？作者把人生看作一种虚幻，与虚幻怪诞的人生对应，作戏玩耍而已。作者才华傲世不被世用，反陷入无尽的困顿，但这竟不能逼他与世苟合，益发放浪形骸。作者到晚年出狱后，绝意功名，放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都大谷，人物鱼鸟”，潜心于艺术创作。仿佛心归宁静，无欲无求，却将心底那种不甘，那种不可磨灭之气，倾于笔端，发于行止。袁宏道《徐文长传》说他“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看他的所有创作，均是伴同着不可遏止的生命躁动，和潇洒不羁自在狂放的性情，完成的奇特人生的大写。
徐渭经受的样样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对待这些作者到后来已是不再抗拒，而是主动迎向、慨然接受，表现出一种在命运面前无惧无畏、崛立不屈的气度。尽管他踽踽穷巷，落魄潦倒，但他终究未被这样的境遇打倒，表现出傲然尊贵的王者气派。作者堪称是扼住命运咽喉，敢于与死神相搏的人物，遑论什么生存的困窘、命运的蹇迫。徐渭是精神上的胜者，心灵的自由，性情的释放，真我的展示罕有其匹。徐渭的创作诚然被世高举，而他坚守自我，展现自己的真性情，始终抗拒命运，反叛世俗，也是他光辉夺目的一面。生前困窘潦倒，身世凄凉，死后却为袁宏道、郑板桥、齐白石等众多大家名家推崇膜拜，赞叹备至。大家惊呼徐渭是文坛数百年，方出此一位的天才奇才，更怪讶他悖逆的个性和坎坷的人生，当人们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发现竟是这造就了一位文艺奇才。人们啼笑皆非，感慨良多，喜焉，悲焉？还是袁宏道《徐文长传》说得深刻，“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畸）也。”信夫！
胡海玉，教师，湖南省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