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再认识
作者：马永军
“大学语文”课程是我国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课程从历史的角度看，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现在台湾地区仍然沿袭“大一国文”的名称。最初的“大一国文”是新文化运动的副产品。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带来了白话文的流行，冲击了古汉语的教学，年轻人不愿意读文言文。一些教育家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弃绝自己的传统：“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总是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这在现时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朱自清：《国文教学·序》，《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页）因此，有必要补上文言文的欠缺。另一方面，针对白话文学习过程中只求快、只求了解文章大意的弊端，又增添白话文的佳作，通过对范文的重点讲解，帮助学生掌握写作的技法，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所以，国文的开设，有助于学生提高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无论是讲授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立足点都在“语言文字”上。解放以后，白话文的规范渐渐稳定，大陆高校几乎不再开设“大一国文”。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针对高等教育刚刚步入正轨和当时大学生的语文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一些教育学家、专家学者（如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等）认为有必要并倡导在高校中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这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大学国文与大学语文两次成为高校教育讨论的话题，有其相近之处，从某个角度上说都是在补课，借助补课来缝合文化上的断层。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与发展，“大学语文”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重新审视大学语文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目前大陆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大致有下面几种情况：
一、以文学欣赏为主，在教材内容设置上以精选的文学作品为主，着重审美的欣赏和熏陶；
二、兼顾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和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在内容安排上按文体（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来组织各种文章、作品；
三、以传授写作基础理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主，在内容安排上一般是按文章构成的几大要素（主题，材料，结构，表达方式，语言等）和常用文体来组织；
四、为相应的专业学习古文而开设的工具性课程，如中医专业的医古文，法学专业的法古文等；
五、为相应的专业开设的应用写作，如财经专业的财经应用文写作，机关公文写作等；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上述情况各有其理由，但又隐含着各自的矛盾和困境。比如，第一种选择以文学欣赏为主，能从精神文化和语言表达两个方面给学生提供营养，应该说这些内容的设置是符合当前素质教育的大前提的，这也是国外一些大学母语教学的做法。但是这种目标定位在我国现行的教学方式特别是考试方式下很难实现，文学欣赏从本质上讲是高度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它甚至允许“合理的误读”。而考试时统一的标准则将文学欣赏从自由的天空带入了一个狭窄的胡同。一些学校盲目地一刀切，片面迷信所谓标准化，不分学科，连考试的题型都有硬性规律，强调所谓的客观题所占的比例，标准答案的统一，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时刻小心，不可能按文学的方式进行有个性的讲授，以免“背离”明确的标准，“扰乱”学生清楚的记忆。
又如，第三种选择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它意识到在现代生活和工作中表达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一点也很难实现。首先，从学生方面来说，三、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实习、找工作，基础课基本上都要在低年级开设完毕，一、二年级的课程是排得很满的。在这种状况下，难得有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认真系统的写作训练。于是，上课、复习考试时只能记住一些写作的抽象原理和基本概念，而这些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并无多大的帮助。从教师方面来说，随着高校的扩招，教师的授课任务繁重。在一些学校还规定，“大学语文”之类的基础课，在工作量上比专业课更高，教师课堂教学已筋疲力尽，根本无暇进行细致的习作评改和讲评。写作能力是需要有大量的练习和精到的讲评才有可能提高的，但在目前的教学指标体制下，这类教学目的也很难达到。
而第四种选择是带有明显的专业痕迹的，把“大学语文”课程当成了专业课的一种辅助和工具课。在前些年把大学本科教育当成专业教育的大前提下，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医古文对于中医专业的学生而言，在阅读中医典籍时有文字的辅助作用。而法古文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在今天，高校的本科教育已经变成了通才教育，过分强调大学语文的辅助功能会弱化其自身的独立性，对大学阶段人文素质的培养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五种选择也有同样的问题，它强调的是专业的实用性和现实操作性，但作为公共基础课来开设，多少有些错位。首先，从课程性质来说，“大学语文”是基础课，它应该为培养大学生的基本素质服务，而这种选择是用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训练取代了基础性的“大学语文”，入门太窄。尤其是在目前强调学生“宽口径”淡化专业的背景下，更不合适。而且没有一定的写作思维表达基本功，只记住一些简单格式，是难以将应用文写好的。其次，从授课者来说，他们毕竟不是专业课的教师，在讲课授专业文体写作时，难免有些隔碍。比如讲财经应用文，得熟悉国家的经济方面的法规、政策，熟悉财经方面的专业术语，而这往往又与大学语文教师的中文背景和专业研究兴趣不太一致。再次，从学生的知识结构上看，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专业知识还不太扎实，而大学语文作为基础课基本上在大一开讲，即便大学语文老师补足了专业方面的知识，学生也未必能接受和消化。于是，只能记住一些抽象的原理和枯燥的格式。
二
有鉴于上述，我们认为：大学语文应该以人文精神培育和审美文化的修养为目标，在定位上应着力于文化和文学。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所指出的：“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大学语文教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要求。如华东师大出版社第八版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从以民为本、心怀天下、和而不同……等十二个方面筛选古今的精美文章，力求用选文的典范性来达到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要目的，以选文的丰富性取得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写作借鉴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由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语文简编本》，突出体现了帮助读者梳理文学知识、传布中华人文精神、继承宋朝以来的“疑古”传统、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等五大功能；北京大学组织编写的《高等语文》，其文选范围涵盖文、史、哲等领域；华东师范大学夏增义教授编写的《大学人文读本》，内容侧重于培养和传承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提升学生的人文思想境界；还有2005年由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三位学者编著的《大学文学》，他们对沿用多年的“大学语文”概念提出质疑，“当代大学生每天要看那么多书，其中一大部分——特别是那些高头讲章和层出不穷的理论——实在并不高明，而从人类伟大、丰富、敏感、美好的心灵产生的文字经典却常常遭到排挤，这真是不幸。我们三人不自量力，发愿要为大学生编一本《大学文学》，以抵抗那些不断向他们涌来的非文学的往往可以不读而竟然不得不读的东西。”（《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5年5月13日）教材的多样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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