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之思考
作者：于海洲
说《报任安书》这篇文章深奥难解，并不是自我们开始，清代文艺理论家包世臣曾说过“二千年无能通者”，不管是否夸张，最起码佐证了本文的深奥难解。纵观历代学者大家的论述，在这一点上大都相同。作为教材中的一篇选文来说，如果想把它完全解读简直是一种奢望，时间精力都不允许，下面我谨就此文中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为难解的一段话谈谈自己的理解。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轻轻的一句，哪里只是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之声呀，简直是振聋发聩震耳欲聋！如雷霆如霹雳如飓风如海啸，厚重深沉震撼夺目，使人不敢逼视不忍谛听不能玩味又永不可忘怀！甚至在心中不容有些许的褪色！因为它是那样贴近人的心灵、深入灵魂深处甚至溶入血液之中，回答了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一个问题：人，因何而生；人，为何而死！正如毛泽东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就要看我们人生的定位和价值追求来如何取舍了。为人民，为大众，则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为敌人，则比鸿毛还轻。可见，人之生死，这份常情却在不同寻常的人生中体现着迥然的人生价值啊！
接下来就是司马迁的回答。
“太上不辱先”，人活着就绝不能让先人受辱，先人受辱无以为生，为“不辱先”而死，便“重于泰山”。这样的死，是积极主动的应该的高尚的意义深远重大被人们敬仰的赞叹的，因而是“太上”，即最伟大的死！“其次不辱身”……此四者皆为“不辱”，即为不受辱而主动去死，因而“太上”重于泰山，最次也应比“葵丘”重吧。
可是，接下来就发生了变化，由前面的否定形式“不辱”转变为后面的肯定形式“辱”，并且前提并没有改变那，还是那句——“人固有一死”，这是为什么呢？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且，在内容上也不能很好地顺接下去，到底怎么解释？
难道仅仅是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了形式上的灵活多变”吗？那么，“辱”和“不辱”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意思，在内容上又怎能承接呢？
我想，这当然有形式上的原因，但这决非主要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内容上。朱光潜曾说过：“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前“四不辱”是作者赞叹的“死”，认为这样的“死”意义重大，最重的比泰山还重，因为这几种“死”都是主动地献身。可接下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诎体”等要“受辱”而死是被迫的、逼不得已的不值得称赞的死。活到这种地步再活就是“苟活”；连“苟活”也不能够，被动得不得不“死”，所以是“轻”的；苟活到了要遭受“宫刑”才去死，当然是最下等的最轻的——比鸿毛还轻！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在处理课文时，就可以这样翻译：因为“不辱”应该去死；因为“辱”不应该活。最应该去死的是“不辱先”，这种死重于泰山；最不应该活的是“受宫刑”，因为要受宫刑而死就是轻于鸿毛的。应该去死的“死”是主动的，不应该活的“活”是被动的，因而一重一轻。可就连比鸿毛还轻的“死”司马迁也没能作到，那又是怎样的“苟活”呀！
司马迁绝非是“死”不起的无奈，而是以生践志的强者、智者、勇者；至于屈原呢，绝非是“活”不起的无奈，而是以“死”明智的弱者、难奈、抗争也就是说，人的生死决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的、个人的综合因素的组合。
接下来怎样理解呢？作者仿佛是在用自轻自贱自毁的方式折磨自己支离破碎的心，用尖刀一样的笔饱蘸血泪大书自己的屈辱！而在这卑贱怯弱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智勇呀！死，是确实需要勇气的，可最勇敢的不是勇于就死的人，而是敢于活下来面对一切屈辱的磨难的痛苦煎熬的人，“敢于活的人”才是最勇敢的！
这样文意就疏通了，下文司马迁直面屈辱，“言不受辱，强颜耳”没有一言半词为自己的屈辱辩白，甚至没有奢望任何人的理解，“要之死日，是非乃定！”那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力量和勇气呢？“思垂空文以自见”、“铸成信史照尘寰”这是怎样的一颗博大的心哪！
司马迁说“死，重于泰山”，我们对照他的行为可以这样说：“生，比泰山还重！”
后人评价他不死的可贵，也多从这句话中包含着他复杂、矛盾、悲痛、无奈的心情所致。解读此文可以此为突破口，有助于理解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情感。
于海洲，教师，现居黑龙江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