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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的寻梦人生
作者：陈召荣 刁 萍
库切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荷兰裔移民后代。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1960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自我放逐的海外生活，从伦敦到美国，1971年又回到了南非开普敦大学，直到2001年移民澳大利亚。现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可以说，库切的这种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对流浪精神的一种很好的诠释，本文从他的最新自传体小说《青春》入手，通过对作品中体现的越界、边缘化、以及寻根现象的分析，从而透视库切的流浪意识。
一、越界与边缘化
《青春》的主人公约翰和作者库切有着相似的年龄和经历。约翰离家到开普敦上大学，靠打工维持生活，然后又彻底割断和家庭的经济联系，到伦敦寻找自己的梦想。他之所以逃离南非，除了他想逃离南非日益加剧的种族冲突，以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外，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像加拿大女学者林达·哈切思在《另外的孤独》序言中所指出的：“双重性是移民经验的本质。”经验的双重性决定了移民作家特有的双重视角：一重是本土文化视角；第二重是西方文化视角。然而，无论是哪种视角，作为白人移民者的后代，那种源自父母、源自西方的殖民文化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约翰的逃离南非，实际上是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对南非本土文化的逃亡。
然而这种逃亡本身，实质是一种越界行为。如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移民“从世界上存在着饥饿、失业、压迫和暴力的各个地方秘密地越过和平、繁荣、富有的国家的边界，这种做法无疑是违法的，但他们是在行使一种天然的、合乎道义的、任何法规或条例都休想扼杀的权利。”越界行为的产生是表示对以往生活的否定性尝试，对人类寻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的确认，以及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约翰逃离了种族冲突日益加剧的南非，是想以逃避和遗忘来拒绝现实的苦难，拒绝记忆中的耻辱和羞愧。他以为只要摆脱了家庭和南非，到了英国，就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做一个伟大的诗人的梦想。但是到了英国，他就能真的实现他的伟大梦想了吗？他就能真的感到自由和幸福了吗？
越界割断了流亡者与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祖国的联系纽带，使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但也使他变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就像约翰，他在英国伦敦没有朋友，空余时间只能在电影院、书店和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度过，他需要文学关怀自己。然而，他这种对文学的追求与热爱并没有消除他的孤独感受，也抹不去在异乡被歧视的感觉，他在梦想的一点一点的幻灭中挣扎，孤独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成了徘徊在大英博物馆里孤独的精神流浪者。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约翰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南非，还是伦敦，都得不到认可。他是富有才华的，但同时又背负着“无法愈合的分裂”的苦痛；他不断想取得社会的认可却又“拒绝妥协”；度过了短暂而又充满“内心悸动的丰富的人生”，他无法适应这样的时代，无法实现他的文学梦想。他的梦想没有奇迹支撑，只能靠在时间的慢慢流逝和意志的渐渐消磨中对抗、败退、再对抗。他所热爱、珍视的东西没有因此给他承诺和回报，青春连同其支点又一次空荡荡地飘浮起来，没有安慰，没有依靠，于是他开始意识到他与南非割舍不掉的血肉联系。他曾在习作中写了他和表妹的朋友用南非荷兰语说话的感觉：“尽管他已经多年没有说南非荷兰语了，他仍能感到自己立刻就松弛了下来，仿佛滑进了热水澡里。”约翰的这段青春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边缘人的凄苦心境。库切就这样将这个孤独的人抛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和他一起回忆、感受一段故事，品味那段故事给一个人心灵带来的创痛，进而理解造成这种伤痛的原因。
事实上，无论移居的殖民者及其后代如何奋斗，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国人。他们受到了殖民主义的熏陶，或宣称已成为了“文明人”。可是追本溯源，他们仍不被当成“文明人”。他们竭力趋同，却仍会被贴上异类的标识。因此，无论是库切还是他笔下的约翰，这种边缘地位或附属身份怎么能不令他们感到孤独与痛苦呢？
然而，面对这种令他们不舒服的尴尬境遇，他们终归会诉诸或许能称为自己经验的那种东西，找到自己的地位，进行自我再造。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学认为，各种情感和情绪的相互关系和组成本身就反映了生命的存在方式，因此优秀的艺术品总是具有与自己生命的基本形式相似的逻辑形式。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流浪作家往往喜欢用个人史或家庭史来写民族史或族群史，以之作为确认文化身份、记录集体无意识和历史记忆的主要形式。”在这里，库切就选择了自传体小说的形式，用约翰这个人物来映照他生命的存在方式，进行一种自我再造。
二、寻找失落的自我
库切属于那种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虽已融入殖民地社会，却摆脱不了乡土化之根的作家。正如约翰不管怎样努力想摆脱南非，即使是割断与家人的联系，也不能摆脱他与南非的无形的精神脐带。尽管这种维系让他感到忧虑，所以他转过来又故意硬着心肠想道：“如果明天大西洋上发生海啸，将非洲大陆南端吹得无影无踪，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可是离开了南非还能写什么呢？从与南非无关的对艾略特的欣赏与热爱中，获得“寻找失落的自我”的确认。而在哪里“寻找失落的自我”，很显然，是在南非的本土文化中。
移民殖民者基本上把自己看成是文化上的迁徙者，他们过重地承担了本属于另一个古老世界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童年时期的记忆是最深刻的，不可能被改变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前半生就已经塑造了人们基本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习惯，后半生不过是对前半生的回忆而已。库切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展现了南非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正是如此，综观库切的一生，其后半生的写作始终是在做着对前半生的精神重复和经验回忆，也许这正是他一次次越界后又不断回归的证明。
约翰的流浪的青春经历，是他在西方殖民文化和南非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中难以自处的结果，“边缘性”是对他的精神状态的最佳的界定。他处于其中又游离于其外，既属于西方殖民文化，又属于南非本土文化，但似乎又不认同其中的任何一种。但另一方面，作为移民者的后代，他对自己本根的认同意识是永远不会自然消亡的。因此，无论他怎样努力，他始终割舍不下和他有着浓厚的“血缘”亲情、养育了他的南非本土文化。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二十世纪是文化重建的时代，它乃是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脱一次重新铸造的时代。”作为流浪作家的库切（或者他笔下的约翰），在这样的时代，他所能做的就在于“去寻找到一条对祖国无形渗透之路，不失去自己与祖国文学及其不断发展着的机体之精神上与理念上的关系，而将之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把它作为由过去向现在的一种运动”，“去寻觅那种把祖国文化与栖居国文化命脉‘契合’起来的的主题。”也许年轻的约翰还未真正寻找到这条路，他还在伦敦徘徊与挣扎，可是我们能够预见得到，他终有一天会寻找到自己的“根”。
因此，这种努力实际上是作家库切去寻觅那种把祖国文化与栖居国文化命脉“契合”起来的主题，是去设定使自己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姿态的努力。他的作品不仅仅停留在以冷静写实的笔调描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其他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严峻现实，而是在南非特定的舞台上。通过对南非生活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在其中寻找着南非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契合点，并且在这个契合点上反思西方的同时，也更深刻地反思着南非。他也不仅仅只是站在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立场上，而是他的双重文化身份和自觉的反醒意识，使其从一个被欧洲文明所困的囚徒角度来批判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关怀和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
单位：甘肃张掖河西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