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汉语文教学综合化之嬗变历程
作者：欧阳招娣
从孔子时代起，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汉语文教育，一直是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经世济时教育、知识百科教育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学语文也是学做人成为历久不衰的传统。
传统语文教育中，孔子实施的教育具有综合性。他以《六经》为教材，他创立了一套实践性很强的教育理念，他把《诗经》当作修养道德、陶冶性情的重要手段：“温柔敦厚，《诗》教也。”把《尚书》当作了解历史、通古今之流变的重要手段：“疏通知远，《书》教也。”把《乐》当作涵养德性、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广博易良，《乐》教也。”把《易经》当作尽心察微、精通事理的重要手段：“洁净精微，《易》教也。”把《礼记》当作达到恭顺俭朴、庄重威严的重要手段：“恭俭庄敬，《礼》教也。”把《春秋》当作以史为鉴、知所损益的重要手段：“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六种教材可谓集文史哲于一炉，融才智教学与道德教育为一体，集内在教化与外向达行于一身；寓教于本性内心，寓德于仪礼外形；充分体现了语文的“工具性”目标与“人文性”目标的统一，实现了德智体美、知行体用、文化技艺等的完整综合。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着中国语文教育教学的发展道路和基本面貌。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总是把综合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归宿。教学目标上求“君子成人，完美人格”；教学内容上重“文行忠信，六艺六经”，熔铸多种学科，改造人格气质；教学方法上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推崇“涵泳吟悟”，重视整体把握，致力语感培养。如中国现存最早的习字课本——秦汉时期的《急就篇》一书仅2144字，却涵括了100多个姓，400多种器物名称（包括布帛、衣物、粮食、肉食、蔬菜、金属工具和器皿、竹木瓦器、化妆用品、乐器、兵器等），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器官，70多种药物名称，还有官名、法律知识、地理知识，简直一本“日常应用小百科全书”。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叙》称之“包括品类，错综古今”。同样，唐宋后盛行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等识字教材也是除了教学生识字以外，还涵盖了历史地理、文物服饰、人伦道德、科学百物等广泛的内容。这种朴素的、未分化的、具有原始型态的语文学习就具有综合性学习的特点。
随着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综合性发展，自身的痼疾也逐渐暴露，并伤害着语文教育的元气。从语文目标、内容、教学方法等方方面面，影响着语文教学综合性的程度和质量。
首先，中国传统语文教育高度的政治化、伦理化倾向，使语文教育逐步蜕变为经学的附庸，没有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也排斥其他思想内容和社会内容，最终割断语文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联系。所谓受教育即主要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儒学义理，其目的是考取功名和进行教化，从而造成大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书虫。
其次，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启发教育原则，注重教育与训导的结合，很容易禁锢学生的思想，引导学生领悟已知而并不能发现“未知”。学生对出自老师之口的“道”，只能照单全收，不能有自我的思想见解，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扼杀了学生的个性、灵性、思维，熄灭学生的创造之火。《礼记·学记》就注意到这种弊端，提出：“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的原则。
再次，以直觉思维为基础的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偏于整体把握也有利有弊。“利”是把握对象总体，领会普遍联系，感悟语文中那些不可言喻的意蕴，即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弊”是直觉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不受逻辑规则制约，不能用语言明确表述过程和产生结果的原因，带有明显的模糊性、笼统性，对于把握语文教育中的某些精确的、科学的内容显然是不利的。
直到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废科举、兴学校”，在新式学堂中借鉴西方经验实行分科教学，以1904年清朝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的“中国文学”（简称“国文”）为必修科为标志，语文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使得中国“一体化百科全书式”的传统教育演变为“分科教学”。第一次使语文在现代教育分科体系中有了自己独特的任务和目的，也有了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儒家义理到语言表达能力，语文教学重心向语言文字本身的运用转移，从此如何学习和运用语言文字逐渐成为语文教学研究所关注的中心。
以1949年为界，百年语文可分为20世纪前半期的新民主主义的语文教育和20世纪后半期的革命语境中的语文教育。前半期仍沿袭藉文言文经典向年轻的文化分子灌输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等任务外，还增设了“现代白话文”这一相对较新的语言系统，培养他们运用现代语言把握生活进行交际的能力。伴随中国文化向现代化方向的变迁，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胡适等先驱吸收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融合西方的人本主义、实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语法学、写作学、文艺理论学、阅读学乃至文章学、词汇学等学科，注重言语能力的培养，开始了语文教育改革和实验，现代白话文被引进中小学课堂，“新的语言方式使中国知识分子从远离经验世界到接近经验世界。这一内在思想方式的转换，促致他们走出文字筑成的高楼，而落实到人间世。”这些改革对语文教育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既有国学底蕴又有科学素养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
20世纪后半期的语文教学置身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下，语文教学活动像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带有革命文化的色彩，中心任务之一是配合政治运动，语文成为“革命语境中的语文”。语文教学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由传统“儒家义理”演化而来的“思想教育”目的，一个就是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迎合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心态“实用”，从大处说是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小处说是人际交往。于是出现了以下种种病垢：
1、偏重语言轻视文学，强调工具性忽视人文性，语文教育异变为一门语言技术应用性课程，漠视了人文精神的奠基。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殊不知语文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这是汉语文教育最根本的内在本质。
2、强调白话忽视文言文，视文言为封建思想糟粕，割断了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建国以来，大陆的整体的语言表达水平，相比于港澳台、新加坡等华语地区的汉语文素养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传媒及文化人的语言表达失去典雅与古风，变得“浅白化”“粗俗化”，——这就是整个社会轻视文言及文言教育的血脉被切断的恶果！以至作为堂堂学者、院士的某大学校长竟不知《诗经》的“七月流火”为何意。
3、偏重条分缕析，扔弃涵咏吟悟背诵等传统教学方法。受西方化的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和西方化的“教材讲授方式”的影响，对综合性强的语文科也施行完全科学化、理科化的“举一反三”的分析讲解教学模式，极尽“讲深讲透”、“析细析微”之能事，一首20字的《登鹳雀楼》也能洋洋洒洒分析内容20分钟（张志公语）；“肢解化”的语文教育割裂了整体的有机联系，机械地分裂教学目标、分割教学内容、分解教学步骤，却把涵咏吟悟背诵等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扔弃了，导致语文教育产生了自身的迷失，语文教学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尴尬局面，美国教育家科勒涅斯的名言：“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很大程度是停留在口头上。
这不仅暴露了“学科中心主义”的弊端，也说明了科学精神得到强化的同时人文精神却在萎缩，尤其在秉承传统文化底蕴方面，还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基于语文的综合性特点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需要而设置的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必要性。
今天新课程对“综合性学习”的设置是在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综合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产生的。
那么，什么是语文综合性学习呢？有学者认为：语文综合性学习是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学习形态。这种学习以学生的经验与生活为核心，强调听说读写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其价值在于它“加强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与生活的联系，促进学生听说读写等语文能力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对外而言，如赞可夫所说：“如果真正的广阔的生活冲进教室的门而来到课堂上，教室的天地就开阔了。”在内容上，语文学科包罗万象，涵盖了文、史、哲、数、理、化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知识；在功能上，语文学科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纽带，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记录世界的重要工具，而且承载着大量的信息和文化内涵，担负着传承人类科学和文化的重任。对内而言，在内容上整合了语言、文字、逻辑、修辞、文学等多种内容；在能力上综合了听说读写，促进了语文学科内各要素的整合，实现了“教育效益的最大化”。
综上，通过对汉语文教学综合化嬗变历程的追本溯源，从孔子到新课程，延续数千年的语文教学总体是沿其“综合——分科——综合”的轨迹演变着，因此语文课程走向综合化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单位：广东珠海市第七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