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分為《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所以叫做《六韜》。由於該書是以周文王、武王與姜太公對話的形式寫成的，所以相傳為姜太公呂望所著。經歷代學者考證，都認為無論就書中內容及文字結構而論，都不是殷周之際的作品，而是後人所依託。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有：“《周史六韜》六篇。”下注：“惠襄之間，或曰周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唐人顏師古注，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字同也。”但有人認為：《六韜》書中有“縱橫捭闔，陰謀權術”的內容，與儒家“格格不入”，從而否定顏師古注。我們認為：《六韜》中固然有“縱橫捭闔，陰謀權術”，但它們集中表現于《文伐》一篇中，其他各篇則不多見。相反，其反復陳述的主要觀點倒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赴之。……道之所在，天下歸之。”這些思想都導源于《尚書》，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下歸仁焉”等儒家思想，並沒有什麼“格格不入”的地方。而且《六韜》一書在兵書中比較起來，談政治較多，以治國為治兵之本，所以《漢書·藝文志》把它歸入儒家，也是不足為怪的。漢書·藝文志》中把兵書列入其他各家的，並不少見，兵書《司馬法》不是列入“禮部”，《尉繚子》不是列入雜家了嗎？《六韜》和其他兵書一樣，是軍事學，它是以戰爭為研究物件的。它不可能囿于一種學派，其中摻雜一些法家、道家等觀點也是很自然的，說它是“雜家”也許可以，但不足以此來否定顏師古之說。況且，《莊子·徐無鬼》：“縱之則以金版六弢”，注中引司馬崔說，“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秘讖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招：文、武、虎、豹、龍、犬也。這裏《周書》是否《周史》，《秘讖》指什麼書都不明確，相反，“本又作六韜……”卻很明確，其意思與顏師古注完全相同。　 　　《六韜》的成書年代，據《漢書·藝文志》所載：“惠襄之間(西元前676-前619年)，或曰顯王時(西元前368-前321年)，或曰孔子間焉(西元前551-前479年)”。這三種說法，我們認為周顯王時較為接近。因為《六韜》中《均兵》、《武騎士》都談到了騎兵的使用問題，而據史籍所載，騎兵作為一個兵種大量出現於戰場，是在趙武靈王(西元前325-前299年)胡服騎射之後，周顯王和趙武靈王差不多是同一時代的人物。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六韜》，其內容雖然不全，但已有《文韜》、《武韜》、《龍韜》等。(見《文物》1974年第二期羅福頤著《臨沂漢簡概述》)由此，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六韜》的成書年代，上限不早于周顯王時，下限不晚于秦末漢初。　 　　《六韜》一書雖非姜太公所著，但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兵書。《後漢書，何進傳》有：“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壓四方。”《三國志·蜀志·先主傳·注》引先主遺詔：“間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志。聞巫相為寫《申》、《轅》、《管子》、《六韜》一通已畢。”說明劉備、諸葛亮都十分重視《六韜》。宋元豐年間把《六韜》列入《武經七書》，定為武學必讀之書，頗受重視。書中一些一般軍事規律，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尤其對於我們研究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更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