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思想家卷——西蒙波娃

罗长江   编著

第五章  别的女人








  1. 她认定事故、重病、强奸这类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旅行,一直是西蒙·波娃所渴望的美事。在费尔南多建议下,1931年夏天,她和萨特去西班牙作了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这以前,他俩谁也没有出过国。9月底回到巴黎后,萨特便去勒阿弗尔,西蒙·波娃便去马赛,一边上班、读书和写作,一边注意着邮箱和日历。

  西蒙·波娃这时23岁了,但看上去跟一个女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以至别的教师把她当成了中学生。

  她对马赛一见钟情。马赛,除了在这里每星期上完14小时的课以外,什么都由自己支配,怎样利用余暇时间也由自己来决定!这多令人兴奋啊!她爬过每一块岩石;穿过每一条小巷;踏看老港,呼吸着混合着焦油和海腥的气息;在树木夹道的大街边和公园小憩时,喜欢看铿锵而过的有轨电车,喜欢看电车上面像葡萄一样挂着的顾客……

  马赛周围的农村充满自然情调,也易于抵达。每到休息时,她常套上一件旧罩衫,穿上一双轻便鞋,往网兜里塞进几个香蕉和几只面包就出发了。这样,她按部就班地渐渐走遍了全地区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沟壑和每一处溪谷。有时迷了路,就不得不兜着圈子,穿过香气馥郁的灌木丛,扶着从未见过的各种花草树木--树脂状的山蔷薇、红松、圣栎、红水仙、白水仙--到处找路。而在寻找中发现,眼前的景物比回忆和期望中的要美!

  她的同事们曾不止一次地警告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去旅行不合常规,要被人强奸的。她不以为然,觉得这不过是老处女们的多疑罢了。她认定在任何情况下,事故、重病、强奸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不过,她确实与几个卡车司机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一次,一个旅行推销员因为她拒绝同他到田边沟渠里去睡觉,而将她打翻在道路中间,但她依然搭车如故。又一次,她头顶烈日,沿着灰尘滚滚的大道去塔拉斯孔,一辆从旁驶过的小汽车停下来,车内两个年轻男子邀她上车之后,把车开往本地区惟一的荒凉地区,她打开车门,威胁说要在车子开动中跳下去,骇得他们让她下了车。这一类小事不仅没给她以教训,反而认定:只要稍具一点警惕性,就能逃脱一切麻烦。

  倒是另外几次具有恐惧色彩的经历,想来有些后怕。譬如有一次,一条狗紧紧尾随她从奥巴涅一直到加达邦山顶。她把几个面包分给它吃,但它渴得发疯--而一个畜生发疯起来该多么令人害怕!终于,在抵达一个村庄时,它咆哮着扑向最近的一口水塘。又一个下午,她奋力地翻过一个陡峭的峡谷,道路尽头是一道刀削般的巨壁。只得在坑坑洼洼中重找出路,最后,在一条深涧前停下来了,她不敢跳过去。周围万籁俱寂,只有蛇在干裂的石头间嘶嘶蠕动……终于,一横心,跳了过去,却皮毛无损地下了山。

  一般地说,女子高中的职员们有点看不惯这个令人猜忌的西蒙·波娃,她只和两三个同事保持着友谊,而其中一个成了她的挚友,唤作图梅兰太太。图梅兰太太35岁,她丈夫因患肺结核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家疗养院休养。她们都很孤独,便一起看戏、一起吃饭、一起散步。并且她租用了图梅兰太太改成的一间单间公寓。在一次周末旅行时,图梅兰太太极随便地暴露她那高大、丰满的肉体;在她的起居室喝茶时,甚至告诉西蒙·波娃,她如何厌恶做爱,如何讨厌丈夫在她进入高潮前就偃旗息鼓,只在她肚子上留下一团粘乎乎的东西。直至有一次这位中年妇女抱住西蒙·波娃,热烈地吻她,还要她卸去伪装时,西蒙·波娃惊恐不已地大叫“不”!而逃走了。她不愿成为图梅兰太太的同性恋伙伴。


  2. 萨特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


  萨特远在勒阿弗尔。

  尽管学生们认为这位年轻的哲学教师有教养、质朴,还惊人的有趣,但学生们与他之间拥有一种非家长式的、亲密的、与其他任何人所不曾有过的无拘无束的关系。--有人曾这样举例说明过:在萨特走进教室前,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下猥亵的字谜,而字谜中的音节“con”(阴户、鸡奸)全都用线条圈着,画在一个说着话的男人的上面,这男人说的是“我叫萨特”;萨特走进教室,着着黑板,说了声“天哪”,就试着猜解字谜……

  然而,教书对萨特来说是可厌的。他讨厌必要的纪律、等级制度和种种章程。他几乎是拼命地埋头写作和疯狂地读书,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他的深奥莫测、充满艰辛的“懂事的年龄”开始了,他暗暗告诫自己:

  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到了!

  几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他的《真理的传说》一书后,他开始写他戏称为《论偶然性》的作品。圣诞节休假中,他把《论偶然性》拿给“海狸”看。她建议他赋予洛根丁一些小说的浓度,并添上类似他俩都很欣赏的侦探小说的悬念。他同意了。回到勒阿弗尔后,他重写了这个故事。

  休假是最好的时节。一放假,萨特和西蒙·波娃便在巴黎相聚。在得到下一学年西蒙·波娃要去鲁昂当教师的好消息后,夏天,他们重游西班牙,顺便作了一次令他们陶醉的摩洛哥之行。回国途中,他们在图卢兹停留,卡米耶带他们四处游玩。卡米耶的剧本《幽灵》没有获得成功,但她正在写一部小说。她总是那么自信而精力充沛。

  从鲁昂坐一小时火车就到勒阿弗尔,坐一个半小时就可到巴黎。两人办了鲁昂-勒阿弗尔的长期车票,设法每星期至少有一天在一起度过。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的大学时的老朋友雷蒙·阿隆,正在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他们在巴黎相聚时,阿隆指着杯中的杏汁鸡尾酒说:

  “你们看,假如你们是个现象学家,你们就能谈论这种鸡尾酒,并从中得出一种哲理。”

  萨特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苍白了。长时间以来,他就在探索一种方法--能够根据他所看到和接触到的物体来描述它们,并从这个描述过程中得出哲理。他急于了解胡塞尔的理论。他决定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研究。阿隆在信中建议,让萨特接替他成为1933-1934学年柏林法兰西学院的研究生。


  3. 这回他第一次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1933-1934年度柏林法兰西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院方通知已予接受,这就意味着萨特可以整整一年不教书,而去柏林从事哲学研究。

  在法兰西学院,萨特生活得自由自在,同学之间充满友谊和真诚,这是他自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来还从未经历过的。不久,他还轻松地涉足了一件风流韵事。姑娘叫“玛丽”,是当地一位学者的妻子,笑起来很甜,还好幻想,有迷人的丰采。

  1934年时,现象学是一场尝试理解人类思维方式、重新解释人类与其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运动。现象学希望不是用解释或分析事物,而是通过描述事物--即现象--来追溯其本原,并从这一限定的思想观点出发,对我们的存在感觉得出新的、更直觉的了解。现象学意味着还原,意味着悬置所有的判断,意味着试图用一种原始直觉去了解事物和观念。正如胡塞尔所云,它意味着认识到我们能够直觉地反映三四种事物,即便我们能够“想起”上千种。现象学想问问苏格拉底:“我们究竟确切地知道什么?”想问问康德:“知识究竟采取何种形式?”

  现象学全盘摒弃惟理性的形而上学,因为它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但现象学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摒弃,因为它是一种隐秘的唯心论。现象学尚未确立,它正在发展。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先驱。萨特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现了由内在探索存在的有力手段,发现了一种可作为作家工具的、描述这种内在地探究现象和情绪的方法。萨特感到,胡塞尔在把主观性分离出纯粹意识方面尚有不足,而笛卡尔那使精神变得比物质更确凿的“我思”--“我思故我在”应读作“我疑故我在”。

  圣诞节期间,萨特回到巴黎过了10天,西蒙·波娃因而得知了“玛丽”的存在。2月中旬,西蒙·波娃极想去一趟柏林,但萨特这回想完善自由,第一次想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显然,这伤害了西蒙·波娃。

  为了有正当的理由向学校请假,她谎称自己精神崩溃,医生爽快地给了她两星期假。两星期内,萨特没有丢下她,带着她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跑。

  西蒙·波娃与“玛丽”见面了。会面的情形差不多是平静的。西蒙·波娃后来在《盛年》中略带夸张地说,她丝毫没有嫉妒的感觉,“然而,自从我们结识以来,这是萨特第一次认真地对别的女人发生兴趣。嫉妒并非与我无缘或为我所不屑,可是,这件事既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也没有打乱我已经形成的有关我们共同生活的任何想法。因为从一开始,萨特就提醒我,他有可能去干这类冒险事。我已接受了这个原则,所以也就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可她的50年代的朋友弗朗西斯·让松却说,西蒙·波娃并非如她所说的那么不动声色,从萨特与卡米耶、与“玛丽”、与奥尔加、与“M”的关系史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懂得嫉妒。


  4. 萨特试图建立“三重奏”关系


  奥尔加,一个反动的白俄罗斯人的女儿,西蒙·波娃以前的学生。这位少女的活泼个性、她的波兰朋友的故事和她的出没无常,使西蒙·波娃着迷,也使西蒙·波娃烦恼。奥尔加是“真实的”,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尽情地享乐。当学生时,她暮气沉沉;退学后,她天天生活得热情洋溢。因为她有着天生的孩子气,轻浮从事,容易受惊,男人都想宠着她。

  一年来,萨特已给奥尔加迷住了。他不再只把她看成是护理员了。开始,他给她讲故事、唱歌,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如说是为了取悦奥尔加。西蒙·波娃发现,她和萨特在一起时,萨特从不会这样去做。在无数漫长的下午,奥尔加替他解闷,因而取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西蒙·波娃对奥尔加越来越被萨特感兴趣并不在意,她宁可看到他去设法博取奥尔加的青睐,而不是再次陷于意志消沉,更何况萨特显然不打算与奥尔加在肉体上有任何体验。

  然而,尽管西蒙·波娃在理智上努力表现出一种体谅、理解与豁达,而在事实上她不无苦恼。在她意识到萨特已成了奥尔加的情人之后,在她意识到他们将是“三重奏”而不是“二重奏”之后,她觉得不能再满不在乎地容忍他的见解和情趣,因为这些见解和情趣所构成的价值观念体系与她自己的相抵触。正如她以后告诉弗朗西斯·让松的:

  “嫉妒是一件完全正当和真实的事。如果A和B一起度过某种生活,而B开始与C过同样的生活,A显然会觉得受到了排斥;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与B共同生活时的某种不能替代的东西遭到了破坏。”

  这种试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三重奏”,最终因失谐而消失了。但这称“三重奏”的生活经历,却为西蒙·波娃后来写作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客》提供了主题,也为萨特日后创作的他的最著名的剧本《禁闭》提供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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