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英雄探险家卷——塔布曼

黄柱宇   编著

第二章  地下之路








  1. 猫头鹰叫了四次


  三年后,人们在布罗达斯的大房子里欢度了一个节日。为庆贺娘家姓布罗达斯的杰西·巴林顿太太的生日,大家用桂枝和彩旗扎成花串,把这座老房子装饰一新。天刚微明,厨下就忙开了。按照汤普森博士自己开列的菜单烹好的布丁和一些特别的菜肴,香味四溢,离厨房老远的栗林树阻道上也能闻到。黑人们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端盘子、铺桌布、摆桌椅、往树枝上挂灯笼、打扫院子、擦洗凉台。杰西太太由巴尔的摩回来,并非只身一人;偕同的是她的丈夫,著名演说家、国会议员塞西尔·巴林顿。这是一件轰动多切斯特全县的大事。

  快到中午的时候,报信的小孩说,由骑兵护送的四轮篷车马上就到。奴仆们沿栗树林阴道排好。他们很荣幸能一睹这位太太的丰采。她矜持地靠在车垫上,她那驰名遐迩的丈夫则引人注目地坐在她的身边。汤普森博士和不久前墨西哥战争中的英雄丹肯·斯图尔特上校骑在马上,与马车并排而行。这场面令人难忘。然而站成排的黑人却没有按汤普森博士的命令行事,他们没有唱起由汤普森亲自编写的颂歌。他们只发出几声干巴巴的叫喊:“欢迎杰西太太!”博士皱起了眉头,向霍普金斯丢了个眼色。霍普金斯努努嘴,无可奈何地直摇脑袋。

  大车驶进院子,丹肯·斯图尔特翻身下马,同杰西握了手。博士和巴林顿跟在他们身后,一道进了屋子。

  “丹肯,这儿的东西都变得陈旧了。”太太声音激动地说,“不过,一切又多么亲切可爱……就在这座凉台上,我坐在鲜花丛中,捧着华特·司各特的小说,度过了多少时光啊……我的天,奶奶的竖琴还完好无损吗,博士?”

  “一切完好,巴林顿太太。”博士回答说,“布罗达斯家的每件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

  渐近中午,宾客们纷至沓来,全是这个县的豪门贵族。各式各样的马车,从能在最坏的路面上行驶100英里的祖传轿式大车,到刚从巴黎搞来的、漆得铮光透亮的轻便二轮车,都鱼贯而至。

  午宴是精美豪华的。筵席上,宾主们高谈阔论,频频举杯,还向花园里放枪助兴。午宴以后,按照英国的风俗,太太们把男人留在客厅里,一个个抖动着宽大的绸裙,到楼上参观一件最新发明——汤普森前不久从纽约订购来的一部缝纫机。

  简·贝利低垂着眼睛,彬彬有礼地用托盘递上饮料和苏打水。斯图尔特细细打量了她一眼。简蓦地两颊一红,低头离开了房间。

  “博士,这女子卖多少?”上校问。

  “不卖啊,上校,”博士洋洋得意地说,“为训练她,我花了不少钱呢。”

  “您总是不愿把黑人卖给我,后来呢,他们却跑掉了。真有意思!”

  “哼,”博士忿忿地反驳道,“要是算算这两年你那儿跑掉多少黑人……”

  “二位,”巴林顿赶忙调解道,“问题不在于跑了几个黑人,而在于奴隶制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我相信……我希望它能维持下去。不然我们连吃饭也会成问题。”

  人们发出一阵轻微的笑声。谁也无法想象:奴隶制竟被摧毁,鼎鼎大名的巴林顿先生居然挨饿!

  “全是一些空谈!”上校小口小口地呷着威士忌,鄙夷地说,“您是演说家,喜欢动嘴,而我们是军人,宁愿行动。您将会看到我们进攻北方,真正大干一场。先下手为强……怎么,那女子您还是不卖给我?先生,我出1500。”

  “不成,”汤普森回答,“我绝对不卖。”

  傍晚,斯图尔特上校独自一人在园子里散步,这时,有人很有礼貌地拉住他的手:

  “先生,请原谅,”只听见霍普金斯的声音说,“您感兴趣的那个人,礼拜天要去巴克镇,我忽然想起,这是一个好机会。”

  “妙极了!”上校说,“不过得小心,一切务必十分秘密,还要准备一些麻屑和树脂。”

  “最简单的办法——在路上向他开枪。”霍普金斯说。

  “开枪?那会有声音,要引来麻烦……”

  “上校,”霍普金斯很认真地说,“坎布里奇一位律师送了我一本法律摘抄,上面说,‘盗窃奴隶犯或参与类似犯罪的人,经查明罪行属实并拒不认罪者,应处极刑。’”

  “唉,这都是法庭上那一套,”上校懊恼地说,“开庭之前还有一番侦讯,再说,律师还要敲诈勒索……不,还是准备些麻屑吧,因为他毕竟是个白人。”

  “遵命,先生……我们就算从宽处理他吧,先生。”

  这是一个美妙的傍晚,杰西太太悠然坐在凉台上的圈椅中。曾几何时,她还捧着书本在这儿度过了许多日子。四周弥漫着鲜花的馨香,黑人的歌声从远处飘来。她追溯自己的少女时代,禁不住心潮澎湃,暗下决心,要把往事写成一本书。她过去曾写过一些诗作,偶尔还写写散文。

  “亲爱的!丹肯·斯图尔待要买一个侍女,”她的丈夫从花园里回来,对她说,“不过博士说,无论开多大价钱也不卖。那侍女的名字好像叫简·贝利。”

  “噢,亲爱的,”杰西怠倦的说,“其实收丹肯的钱不大合适,他是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把简·贝利送他好了。”

  戴维·金布斯在老本的茅屋前往来逡巡了好几次,装作在找什么人的样子。

  老丽特提了一只水桶从家里出来,叫他过去。

  “孩子,你找谁呀?”她问道,“你像是直接从巴克镇跑来的吧?”

  戴维擦擦头上的汗:

  “我……我……想见见老本。”

  “他到大房子拉原木去了,你听到消息了吗?”

  “什么消息,丽特婶婶?”

  “人家把简·贝利送给斯图尔特啦,哎,可怜的孩子!”

  “这我知道了,丽特婶婶……她父亲怎么说?”

  “那个采牡蛎的比尔吗?这些事他懂什么?——还有一个消息呢,摩西现身啦!”

  “摩西?”

  “是啊,先知者摩西呀!他降临到大灾大难的埃及土地上了,就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地方游荡呢。你祷告上帝,他就会派摩西搭救你。”

  “哪里能见到这个摩西呀?”戴维沮丧地说。

  “要见摩西?你疯啦?他是看不见的,又不走路,只是乘风驾雾。难道你不知道先知的行动?我真想问问他:我可怜的海特在北方还活着吗?……”

  老丽特难过极了。她摇摇水桶,向井台边走去。

  戴维看准四下无人,便一头钻进老本的茅屋。过了几分钟,他抓着一柄斧头跑出来。

  这斧头是老本干活用的,斧柄很长,斧背闪着蓝光。这是霍普金斯特许他放在家中的惟一“武器”。

  戴维把斧头藏在衬衫里,用手紧紧按住,一口气跑出村外。

  大房子里的姑娘们看见他站在栅栏旁边,双手按在胸前,“那模样像刚杀过人一样可怕”,一个女厨娘招呼他一声,他却什么也不回答。

  “快走,”厨娘劝他道,“要不‘霹雳’会发现你!”

  戴维浑身一颤,仿佛他头上真的炸开了一个霹雳。他动作古怪地抓住外衣,沿着公路蹒跚走去。他走了好大一阵,最后在森林里一片浓荫下站住了。林子里寂然无声,只有小鸟的啼转时而打破这死一般的静谧。

  戴维忽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嚎陶大哭起来。

  他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起来!”他身后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叫道,“起来吧,戴维!把斧子拿出来!”

  戴维跳起来——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面前站着的分明是哈丽特·塔布曼!

  “是你?”他低声说,“你在这儿?……”

  “戴维!”海特,或许是她的幽灵,说道,“你拿斧子干吗?”

  “我要杀掉简·贝利!”

  “杀死她?傻瓜!”

  “你不知道吧,海特婶婶,人家把她送给上校了……”

  “斯图尔特家得不到她。”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海特说,“但我要行动。”

  戴维这才发现,同他谈话的人已不是过去的海特:她穿着蓝色外套,脚着一双皮靴,手中握一只双筒猎枪。

  “把斧子给我,”海特说。

  “可是,我……”

  “这是你从我父亲那儿拿来的。你不配带武器。你要是想救简·贝利,就听我的吩咐!”

  戴维还不敢完全相信同他谈话的是一个活人,而不是一个幽灵。同一个幽灵争吵,那可没意思。

  “你真是个傻瓜,一个奴隶!”海特严峻地说,“你竟想杀死自己的未婚妻。要是你为上校准备一把斧子,那我得加倍尊敬你。”

  “我是想使她不再作奴隶。”戴维满面愁容地说。

  “那么,应该杀死的是奴隶制,而不是简·贝利!现在没工夫谈这些,跟我来!”

  戴维犹豫不决地把斧子交给了哈丽特·塔布曼。

  塔布曼把戴维领进一丛蕨草里,塞给他一个包袱。

  “晚上你绕过大房子,把这个包袱扔进厨房后面的栅栏。半夜,你到路边矮树丛里等着,你选一个看得见大房子大门的地方,往栗树林阴道看,就能看见简·贝利。”

  戴维的心突突地跳起来。现在他已经确信自己是在同哈丽特·塔布曼谈话,那不是幽灵。他并且估摸着:塔布曼身上有了一种新的、非同一般的力量。

  塔布曼的神情很安详,充满自信。当白人们肆无忌惮的时候,脸上也总是有着这样的神情。这是一张富有活力的脸。

  “下一步又怎么办?海特?”

  “下一步?……你把简·贝利带到我父亲的板棚里,那儿门开着。不能让我的父母看见。你坐在板棚里等我。不必为简·贝利担心,她知道该怎么办。”

  ……厨房里,几位高大肥胖的厨娘美美地吃了一顿宴会桌上撤下的布丁,正高谈阔论着摩西,说他能在漆黑的地方看见周围的东西,能觉察到十英里外的危险。照她们说,这位先知者个头儿大得出奇,“比巴克镇的钟楼还高”,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地上拔起一棵橡树。这时,简·贝利吃罢晚饭,蹑手蹑脚地溜出去了。

  在厨房后面的矮树丛中,简·贝利见到一个包裹,就拾起来夹在腋下。

  她打量一下四周,穿过花园,直向河边奔去。谁也没发现她。

  小包里原来是一件短上衣,一条男裤,一双皮鞋和一顶帽子。简匆匆换了装,把旧衣服扔进河里。

  她看见自己穿戴惯了的衣服、头巾、围裙顺水冲走,背上掠过一股寒流。她感到害怕,但同时又产生了另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冒险、勇敢、激动与希望。怎么形容都行。一个人只要踏入茫茫征途,到一个崭新的地方去,都会产生这种感觉。这条征途的尽头——不是死亡就是幸福——正等待着她。

  一到天黑,简·贝利就甩臂迈腿,尽量装作男人的步态,穿过了庄园。

  “瞧,”厨房里一位厨娘说,“身材多匀称的少爷呀!我从来没见过他。”

  “说不定是东家的客人,”一个洗碗碟的佣人说。

  栗树林阴道的尽头,一个熟悉的声音悄悄叫了她一声,这是戴维。

  “我刚才还真认不出你呢,简,”戴维说,“我还以为是个白人老爷。快走,要不人家以为白人和黑人在一块散步,这是犯禁的。你见到海特了吗?”

  “没见到。”简·贝利说,“迪格比·平奇找过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开始我倒以为他酒后胡言,后来才想起他是滴酒不沾的。他叫我化装,再离开大房子。难道是海特回我们这儿来了?”

  “你马上就能见到她,”戴维说,“我要永远离开这里。你听清了吗,简,是永远哪!确实有地下铁道,不过,我们没找到它,它却找到了我们。”

  几分钟后,他们已来到本·罗斯的板棚。这座板棚里,除了老本珍爱的那些废旧家什,简直是空无一物。老本的东西有装满兽皮和羽毛的口袋、旧磨刀石、护身符、一些蒙满灰尘的瓶子……有一段时期,这里还用来存放伐木斧,不过霍普金斯早已命令把它们搬到自己的板棚里去了。

  约摸过了两小时,海特来了,样子显得忧心忡忡。

  “雷雨快到了,”她说,“在这儿坐等雷雨停息很不划算。今天礼拜六,礼拜一之前,谁也不会去寻找戴维。简,你的处境要糟些,你是老爷家里的人。”

  “啊,太太会以为我回父母家过礼拜去了,”简·贝利说,“她昨天已亲自答应我了,博士也听见的。”

  “这大概没错。不过我们干粮很少,又不能老等,”海特说,“我们只能冒险一试。”

  她走出板棚,老本正站在茅舍门槛上望着天空。东边天上有一片乌云,闪电一次紧似一次。

  “这雨准会下一整夜,”老本向着旷野说,“这会儿在半路上、森林里和在海湾上的人可糟了。”

  海特从背后靠近他的身边。

  “你女儿正在路上啊,爸爸!”她说。

  老本只打了个哆嗦,没回过身来。他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阵,看样子是在叨念驱鬼的咒语。

  “您别怕,老本,”海特往下说,“我不是幽灵,我是您的女儿。我是悄悄从北方回来的,你瞧瞧我吧!”

  “不能,”老本叹息道,“要是白人叫我去,问看到过哈丽特·塔布曼吗?我就说没看见。我可是真的没看见哪……你好吗,日子过得怎样?”

  “万事如意,爸爸,我自由了。我到了北方。那儿有许多好人,他们都帮助我。我在许多地方过活,夏天我在餐馆当厨子,秋冬就到南方来。费城的‘反奴隶制斗争协会’里,谁都知道我的住址。”

  “你自己没有家吗,海特?”

  “没有,老本。在北方,人家也老追踪我。今年我住在加拿大,那儿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人。我们想在边界附近的圣凯瑟琳斯建立一个村子。”

  “加拿大下雪吗?”

  “下雪,但不像马里兰的黑人想象那么冷,”海特蔑视地一笑,“冰天雪地,也比霍普金斯的皮鞭好受啊!”

  “你不后悔吗,海特?”

  “从不后悔!唉,可怜的本·罗斯啊,你连做人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

  “我是人呗,不是骡子。”老本委屈地说。

  “你不是骡子,可也不是人。你是个黑人!”

  “那边……北方……黑人和……没有区别吗?……”

  海特顿了顿:

  “区别是有的,爸爸。可那儿有许多朋友同我们一道战斗,那儿有希望啊……”

  “‘希望’!”老本跟着说了一遍,仍然背对门站着,“希望是个好东西。我这老头子,想这些已经没用了。”

  “我带你走,”海特果断地说,“带你、母亲和……”

  “你就不想见见你妈么?”

  “我真想同她聊聊啊!”

  “不,海特,不用同她聊了。她会忍不住叫喊起来。你看看她就行了。”

  海特小心翼翼地往茅屋里望去,丽特手里拿着烟斗,坐在熄灭了的火炉边。老人已变得弯腰驼背,疲惫而迟钝。海特久久地端详着她的身影,仿佛南方黑人抑郁沉重、暗无天日的生活,都集中在这个身影里。人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待子女长大成人,又一个个地失去,他们只能徒劳无益地不断祈祷上苍,而苍天却无动于衷。他们害怕一切,却又习惯一切;他们竭力忍受,却又有所期待……

  海特感到,她脸颊上好多年来第一次淌下了眼泪。不过,这多半是烟子熏出来的。那些没有烟囱的黑人房舍,海特已经不大习惯了。

  她静悄悄地离开了家门。半小时后,她回到两名逃奴身边,带来一些腌肉、烤肉、玉米饼和甜丝丝的烘洋芋。

  “看来我们只好冒着雨在森林里过夜,”她说,“简·贝利,你受得住吗?”

  “需要忍受的,我全都能忍受,海特,”简·贝利回答说,“我现在是自由人啦……”

  他们在暝暝的黑夜中离开了村子。

  老本闭着双眼,站在屋门口。这样,他就看不到自己的女儿了。

  “老本!”老丽特在屋里喊道,“我好像……这不是在做梦吧……我好像觉得,我们的海特就在近旁。”

  “是你做梦呢,”老本答道,“可也真怪,这一阵猫头鹰不是一连叫三次,而是叫了四次,你听见没有?”

  传来一阵猫头鹰的叫声,果然,猫头鹰叫了四次。

  “大概是摩西惊扰了它们。”丽特说。

  狂风凄厉地呼啸,森林发出一片嗡嗡声,好像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林中运转。一道道闪电接踵而至,几乎没有间歇。大滴的雨点打在树叶上,闷声闷气,像排炮轰轰直响。雷鸣有时像干树叶的簌簌声,接着一声惊雷摇撼大地。海特背着口袋,扛着火枪,走在前面;她把枪托高高抬起,怕雨水灌进枪膛。戴维和简·贝利紧跟在海特身后。其实,戴维差不多是拖着简·贝利前进。简·贝利穿一双崭新的男皮鞋,走起路来实在举步维艰!

  “好极了!”海特说,“在这种天气里,人家决不会想到来找我们。雨水也会把脚印冲个精光。真是好事天成啊!”

  可是,刚到林中三角湖的对面,简·贝利就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了。她央求大家留下她一个人。

  “你们快跑!”她说,“我不配做自由人,我的腿瘫软了。”

  “把鞋脱掉,”海特坚定地说,“光着脚也得走!以前协助我逃跑的那座农场,现在被人监视着,我们只能从其他地方渡过却普坦克河,过了河,就好走了。”

  简·贝利脱下皮鞋,但仍旧很难赶路:她不习惯赤脚走路,尤其在森林里。不过,好在雨停了。

  “谁教你只会穿绳鞋!”海特埋怨她说,“我们只好歇歇了。”

  他们在一块林间空地上住了步。戴维好像熟悉这个地方,他绕着灌木丛转了一圈,在密密的树叶中找到一只金属环,这儿就是他和简·贝利当初寻找地下铁道时来过的那座小岛。

  “这是什么环儿,海特?”戴维问。

  海特不大高兴地摇摇头,说:

  “戴维·金布斯!你可真机灵,你怎么找到它的?”

  “这儿我早来过了,地上撒着火药、玉米面儿……”

  海特轻声一笑:

  “你眼力真不赖,伙伴!你全都明白了吧?”

  “不,海特,我不全明白。”

  “这是一座仓库,戴维。约摸五步之外,在蕨草丛下面,有一个土窖,能藏下两个人,里面放着货物。这儿可不许生火。”

  “是地下铁道吗?”

  “一个避难所,我的朋友。萨姆·小格林就在这儿藏了六天六夜。这会儿,他已在加拿大了。”

  “这全是黑人干的?”

  “有黑人,也有白人。连我也参与了。”

  “那么说,地下铁道经理是谁呀?”

  海特使劲打他一下:

  “你真好奇,戴维!”

  天亮前,他们继续赶路。雨点稀稀疏疏地下着,乌云散开了。走了一个半钟头,简·贝利又叫大家休息,她在林边一棵树下坐下来。海特也一头倒在路边。远处,一弯水带闪着银光,那就是却普坦克河了。

  戴维嚼着一块湿透的玉米饼,从简·贝利身边来到海特这儿。海特双眼紧闭,直直地瘫在地上。戴维想推醒她,她却像死人般毫不动弹。不过她的心脏在跳动,呼吸也没停止。她不是死去了,也不是睡着了,而是晕倒了。

  她一直昏晕了一个多钟头。这时,天已大亮,每时每刻都可能在近旁的大路上出现马车和骑兵。

  海特睁开眼睛,头微微一动,爬起身来。简·贝利和戴维手拉着手,直挺挺站着,守候在她身边。

  “我们真走运哪,伙伴们!”海特说,“黑人发了疯才会这么直挺挺站在路边,就像出来散步。一英里外都会看见你们!我是晕倒过去,现在没事了。戴维,你瞧着我干什么?”

  “海特,”戴维说,“木柱上挂的告示你看见了吗?”

  “没看见,上面写着什么?”

  戴维带她到木柱旁,柱上一张长方形的告示随风飘舞。上面画着一个黑人,用棍子扛着一个包袱。

  “上帝饶恕,我不识字,”海特说,“这儿写的什么?”

  戴维大声念起来:

  特大赏格

  赏现金12000美元

  缉拿哈丽特·塔布曼

  该逃奴系黑人妇女,从杰西·巴林顿太太(娘家姓布罗达斯)种植园逃跑。其特征为:

  皮肤深可可色;身材较矮,体格健壮;嗓音低沉,略带沙哑;左额有一深陷伤疤,背部有两道交叉鞭痕;目光放肆,沉默寡欢;举止粗俗;步态略显蹒跚。对于捉获送交者,多切斯特县地主委员会将奉致谢仪12000美元,对于披露其住址者奖赏3000美元。捕获后可径交该种植园,亦可直接解送巴克镇或坎布里奇立市监狱;只须向该种植园报知尊姓大名即可。

  签字:

  汤普森博士,丹肯·斯图尔特,

  乔治·赖特,托马斯·亨利,

  理查德·哈蒂县长

  马里兰州多切斯特县
附注:哈丽特·塔布曼又称“摩西”。

  “抓住摩西给12000,”海特说,“先知者现在是跌价了!”

  她从柱子上一把撕下告示,塞进衣袋里。

  “看来再呆在这里是浪费时间,简,你能走路了吗?”

  简·贝利用她那圆圆的眼睛示意大家看看地上一棵烧焦的草,一只被夜雨淋湿的雪茄烟头。海特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很明显,这是巡逻兵留下的痕迹。

  “他们昨晚到过这里,”戴维说,“他们在寻求这12000美元,这笔钱可以买一座相当可观的农场呢。”

  三名逃奴沿河岸走去。大雨过后,却普坦克河水猛涨了,水流滚滚,汹涌湍急。

  “渡河的浅滩到底在哪儿呢?”简·贝利问。

  “就在这里,”海特踏进水中,回答说。“你这采牡蛎的比尔的女儿,万不得已时,难道还不能渡过这条河吗?”

  “我倒能,”简·贝利说,“可戴维不会游泳啊!”

  海特心急火燎地转身看着戴维。

  “不要紧,”戴维沉着地说,“我能过去。”

  他们走到河里,水流野马般冲来,要把他们打倒。简·贝利好几次在水中失去平衡,幸亏戴维扶住她。戴维个子不小,而小个子的海特却比谁都糟。冰凉的河水淹到她的下巴,她鼓足力气,把火枪高举在头上,一直气喘吁吁地与河水搏斗。

  “坚持几分钟,”她嘶哑地喊道,“坚持几分钟,我们就上岸了……朋友们在对岸等我们,我们一定能过去……”

  他们过去了。在河岸上,戴维抱住浑身湿透、冷得直抖的简·贝利,吻了吻她的脸颊。

  “这是干什么,戴维?”海特厉声问道。

  “同她道别。”

  “戴维!”简·贝利喊叫道。

  “我不再走了。”

  “戴维,你要扔下我?”

  海特的枪对准了戴维的胸膛。

  “你要自由,还是要死?”她威严地问。

  戴维抓住枪筒,把枪口推开。

  “哈丽特·塔布曼,你听我说,”他分辩道,“我并不打算作丹肯·斯图尔特的奴隶,你带走简吧,让她离开这个奴隶制的国家。只要马里兰州还有奴隶,我就要留在这里。我要到森林里去,我要战斗,要像奈特·特纳那样出走。”

  海特的枪慢慢放下了。

  “戴维·金布斯,你说这些话,都想过吗?”

  “想过的。打从我想杀死未婚妻,你说我是奴隶那时起,我就想过了。

  不,我不是奴隶……简,再见了,亲爱的!在北方,在加拿大等我吧,我们后会有期!”

  “那将是另一个时代了,”海特擦着湿漉漉的手腕子,嘶哑地说,“那将是一个新时代……你没错,戴维·金布斯,应当去战斗。你到森林里去,到那块旷地上去,那里有住处,有武器和用品,还有吃的。你把黑人都鼓动起来,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将要解放全县、解放全州!从现在起,一切由你自己作主,戴维!”

  “我跟他一块去。”简·贝利说。

  “不,简,你跟海特去吧,今后我的日子就跟森林里的野兽一样,我不愿意让你牺牲生命。”戴维抚摸着简·贝利的脸颊,“简,要好好干,让人家看看你确实不愧为一个自由人。跟海特去吧!我知道,我们后会有期,我们会经常见面的。不过,我要搞到枪,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要像那些老移民,他们曾经奋起反抗过海外来的主人①。我是个黑人,可我是个美国人。啊,我以《圣经》起誓,我是个美国人!我要行动起来!”
① 意指美洲英国移民起义反对英国占领,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1775-1783年革命。

  戴维转身踏入波涛澎湃的却普坦克河。简·贝利把头靠在海特肩上,双手紧紧地抓着她。

  “你等着平奇吧,”海特向他叫道,“他知道那块旷地,他会帮助你的。”

  戴维那长着黑色卷发的头渐渐远去了。不一会儿,他已到了对岸。他举起手来喊了一声什么,但他的声音被哗哗的流水声淹没了。

  “祝你成功!”海特抚摸着简·贝利的脑袋,说,“我们走吧,孩子,他会来的,我可以替他担保。我哈丽特·塔布曼是地下铁道的乘务员!”

  礼拜天,迪格比·平奇同妻子、女儿一道到巴克镇去了一趟,在那儿一直耽搁到傍晚时分。回家的路上,他发觉西南天际有一片火光。

  “该不是大房子失火了,迪格比?”妻子问。

  平奇没有做声,只顾挥鞭赶骡。火光慢慢熄灭了,变成一条浓黑的烟带,迎面扑来一股燃烧过的湿松木味儿。

  “我的天!是格伦西的房子着火啦,迪格比!”妻子吃惊地喊道。

  平奇摇摇头,用劲鞭打了一下骡子。骡子四蹄如飞地奔跑起来。大车在坡坡坎坎的路上剧烈跳荡,差点没翻倒过去。隔着一英里,平奇已经明白,是他自己的房子失火了。

  房屋已烧得光秃秃的。他在屋前草坪上勒住骡子,跳下车来。他脸色惨白,帽子也没戴,一头乱发蓬蓬松松。邻近的农场主正把一桶桶水递过来,他们的脸被浓烟熏得漆黑。老柯特尔·格伦西捏着一根钩竿,跑到平奇面前,一边擦拭头上黑污的汗水,一边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房子就像一堆干草,几分钟内就轰地燃起来。跑去借斯图尔特的手动抽水机,他不肯借,说坏了。东西是抢出来了些。”

  一些家具和床单枕套,乱七八糟地堆在草坪上。

  “平奇老爷,您要记住我的话,这是有人放火!”采牡蛎的比尔说道,他满身油烟,“霍普金斯家那伙醉汉早就扬言,要对叛徒进行报复。”

  “什么叛徒?”

  “哼,平奇老爷,他们指您呢,请原谅,他们说,您是黑人的朋友。当然,他们是在喝得烂醉的时候脱口而出的,不喝酒他们从不敢这样盛气凌人。”

  “这场火灾发生在礼拜天,周围的人大多不在家,”柯特尔说,“要说是纵火,倒有几分道理。我用钩子钩出一截渍满油的麻屑,像是塞补船缝的那一类东西。平奇,我对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对黑人要戒备着些。”

  一个在赤溪经营烟草的农场主,也凑上来议论纷纷。

  “你这位老住户的房子起火的时候,”他说道,“要是丹肯·斯图尔特抬出抽水机,带领他那帮小伙子来帮助,那就好了……平奇先生,好在还抢出一些东西,不过农具全烧光了。种子也完了。你好像还有一架新犁吧?唉,倒霉啊!我把我的租给你。谢天谢地,你把骡子套走了,要不它也要遭殃啊!迪格比,先凑合着修一座房子吧,我们每人资助30块钱,汤普森博士再添上一些……欢迎你们到我家去住,平奇先生。别哭了,一家大小都活着,就算万幸,平奇先生……”

  “汤普森会添上一些?”平奇环顾着这个烟雾腾腾、孤孤零零的农场废墟,说,“博士只会给我添一把火!他们只求把我赶走,半价买下这块地。他们只需要这个。我是个遭人怀疑的穷鬼……”

  “犯不着同这帮人争吵,迪格比!他们是马里兰州的主人。”

  “主人为什么是他们,巴克?我们自由移民为什么不是主人?”

  巴克挥挥手。

  “巴克,请把我夫人收留下,把我夫人和女儿全收留下吧!劳驾你设法送她们到坎布里奇我弟弟那儿去。”

  “平奇,你呢?”

  平奇没有回答。他用惊异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四周,仿佛在观察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装好一袋烟,用火堆里的余烬点燃,迈开大步向森林走去。

  “迪格比!”身后传来人们的喊声,“迪格比,你回来!”

  平奇毫不理睬。他走进森林,很快就不见了。邻居们觉得该让他冷静冷静,便关照着平奇太太和他的女儿,收好家什,当天就把她们送往坎布里奇去了。但平奇却一直没有回来。在他庄园的地基上,烧焦的木柱就这么立了好多年,一直到它们倒塌。柯特尔·格伦西在坎布里奇常常见到平奇太太,她的言谈举止叫人猜不透:一会儿说迪格比去巴尔的摩谋事去了,一会儿又哭哭啼啼。丹肯·斯图尔特提出打算收买平奇这块田地,遭到她断然拒绝。至于平奇本人,则谁也没再见过——直到他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使人们回忆起他为止。


  2. 萨姆·格林犯罪


  书生萨姆·格林坐在巴克镇邮政局里。邮政局长靠在环椅背上,把一个长长的信封拿在手上转来转去。他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一边不慌不忙地措词。巴克镇的邮政局长不娴于辞令,再说,他已经上了些年纪,还患着气喘病。盛夏时节,尽管邮局的百叶窗全都开着,黑人勤务员仍然不住往凉台上洒水。局长感到疲乏不堪。

  “你不应当生气,亲爱的。不过信皮上打着‘西加拿大’的邮戳,写着

  ‘……先生收’,哈哈哈!当然,我们这地方,谁是‘先生’,谁是‘大叔’,加拿大不怎么清楚……不过,亲爱的,这信皮上写着‘塞缪尔·格林’,这就是指的你了。你虽说是个自由黑人,然而一个黑人收到西加拿大寄来的信,被拆了,他是不应当生气的……呸,好热!”

  邮政局长用手帕擦擦额头,解开领带。

  “迪金森老爷,我不生气,”萨姆望望屋角上的一个大铜痰盂,说,“我没有权利生气。”

  “这上面写着有个叫姆萨的……我想问问,他是什么人?”

  “嗯,是我侄子,迪金森老爷。”

  “你有个侄子吗?他叫姆萨?啊,对了,你这侄子说他住在圣凯瑟琳斯市安大略湖畔当搬运工。他说,只是冬天艰难些,天寒地冻,狂风卷雪的。哼……你这个姆萨在加拿大混得满好!……喂,萨姆大叔,他该不是个逃奴吧?”

  “跟我一样,是自由黑人。”

  “跟你一样?可你比他聪明!你没到那风卷雪飞的西加拿大去。下面就讲了些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情了:他通知你说,中号箱子已妥收无误,要你把这事转告‘所有兄弟’。这箱子装的什么?你有几个兄弟?”

  “啊,是些杂七杂八的家什,给他寄的衣物之类,迪金森老爷。你看到的,加拿大很冷啊……他请我告诉兄弟们,哎,迪金森老爷,你瞧,兄弟们全卖到南方去了,他还不知道呢。”

  “他兄弟的主人是谁?”

  “我不清楚,迪金森老爷。他们全住在巴尔的摩,而且已经转卖了好几次。”

  “不知道你这些侄子的主人是谁?奇怪之至!”

  “我无从了解呀,迪金森老爷!”萨姆·格林哀求起来,“您知道的,我从没离开过本县,也差不多从没收过信件哪!”

  “这个姆萨为什么不往巴尔的摩写信?”

  “不清楚,”萨姆沮丧地说,“不清楚的事,那就是不清楚呗!”

  他额上虚汗直流,脸上是一副难以掩盖的尴尬相,邮政局长摇了摇头。

  “奇怪之至!”他说,“亲爱的,把信拿去,给他写封回信,叫他下次把话讲明白些。不过,当然别说这是邮政局长迪金森的意思……我的老天,难道天黑前还不来一阵雷雨!”

  书生离开了邮政局。他心中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姆萨”就是“萨姆”的故意倒写。写信人是他儿子萨姆·小格林;至于那个“中号箱子”么……

  书生当天便赶到采牡蛎的比尔家去了,他告诉比尔,他女儿简·贝利已平安到达加拿大,住在圣凯瑟琳斯市安大略湖畔。

  比尔握住书生的手,紧紧地靠着他。

  “难道,”他低声说,“难道不应该感谢摩西吗?”

  “干吗感谢他!”萨姆郑重地回答,“他没时间理睬我们这些人。”

  “能不能见见摩西?你见过摩西吗?”

  “没有,比尔。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收到了儿子的来信,就是这些。”

  “能请先知者把我们全部带走吗?我,还有老婆、孩子?”

  “我看摩西也难哪!”萨姆若有所思地说,“巡逻兵不会当他是一位圣人,他们会用烧红的铁印给他打上标记,狠揍一顿棍子,再锒铛投进监狱。当然……写信还是可以的。”

  多年来,萨姆算是第一遭儿利用上了他作为自由黑人的权利,到坎布里奇去了一趟。他请求霍普金斯派他一个小小的差事,并取得一张由监工签上大名的路条儿以防万一。过了一天,他满面春风、兴致勃勃地回来了,还买了一样什么东西,用布裹着。刚到家,他立即去找采牡蛎的比尔。

  “信写好了,发出去了,”他兴高采烈地说,“不过,不是从邮局发出的。我去找了圣马克-阿朗,他把我介绍给一位船长。他的轮船将去波士顿,信从波士顿就可以安全到达加拿大。圣马克-阿朗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很耿直,又有学问,是混血种人。连科技词典这样的书也能读,而且总是喜欢帮助别人。比尔,我打算以后迁到坎布里奇去——你觉得怎样,啊?”

  “去坎布里奇?”比尔艳羡地说,“那儿人人都穿鞋,打领带,每个人都有一把伞,可真是个讲究的地方呢!……昨天我碰巧遇见了老本。”

  “他的情形怎样?”

  “博士叫他去过,问他见到过他女儿海特没有。”

  “他怎么说?”

  “他说没有见到。确实,海特逃跑后,他确实没再见过女儿。博士很生气,高声叫骂,说海特犯了罪,终归逃不脱坐监的命运。昨天夜里,斯图尔特家跑掉11个黑人,听说是摩西把他们带走的。眼下,牧羊犬在全县闹了个遍,他们恫骇老本说,要在坎布里奇的奴隶市场上把他给卖掉。”

  “一些人逃之夭夭,一些人上市拍卖。”书生用讥讽的口吻说,“这样一来,马里兰的烟草和玉米看谁来种!比尔,我在信中这样写着:‘有一个大捆、一个中捆和两个小捆待发。请向年轻英俊的绅士致敬!’”

  “绅士是谁?”

  “就是你女儿简·贝利呀,大房子那些厨娘发誓说,你女儿失踪那天晚上,她们看见她穿了一身男装。”

  书生回家去了。他觉得这次去坎布里奇,真是不虚此行。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他猛地看见两匹马拴在树上。

  稍远,另一匹马正在啃矮树丛。这匹马萨姆十分熟悉,是丹肯·斯图尔特的母马,装着英国鞍辔。

  萨姆家中被翻得七零八落。霍普金斯和斯图尔特的监工搜遍了每一个角落。床被翻了个个儿,提琴也被扔在炉灰里。

  丹肯用枪口对准萨姆的胸膛:

  “把手上的东西扔掉,你这迂猴!”他大声喝道,“你自己明白,你甘当废奴主义者的密探!”

  “丹肯老爷,”萨姆高声分辩,“这是谣言,谁也不会相信。”

  “说!你遇见哈丽特·塔布曼了吗?”

  “丹肯老爷,她失踪后,我要见到过她,上帝马上收我的命!”

  “在我那群黑鬼中,有谁是密探?”

  “我压根儿不知道哇,丹肯老爷!”

  “看见过平奇吗?”

  “没有,丹肯老爷。他的房子失火以后,我从没见到过他。”

  “萨姆,看来你撒谎倒是很老练。别以为你是自由人,只不过卖不出去罢了!”

  “谁都知道,老爷,我一辈子也不撒谎。我和老本从不用谎言来玷污自己,我们俩都是老头子了。”

  “谁说出给哈丽特·塔布曼撑腰打气的黑人,我赏20块!”

  “该赏20狼牙棒!”霍普金斯埋怨说,“这比赏钱厉害。你瞧,亲爱的,你这本《圣经》弄成什么样子了?布上了一层蜘蛛网!你这布道者,有三个月没动过它了吧?”

  “嗯,我大都能背了。”萨姆窘迫地说。

  “能背?”斯图尔特破着嗓门嚷道,“你还能背出些什么呀?能背出一座座地下车站的地址?你到坎布里奇取回了什么东西!”

  书生死死抱住一个小小的包裹,斯图尔特却从他手中一把夺去。包里原来是一本绿皮小书。

  斯图尔特高声念道:“《汤姆叔叔的小屋》——《比彻·斯托文集》……下流坯!这就是你去坎布里奇的目的?”

  萨姆·格林在坎布里奇市受到审判,罪名是“窝藏废奴主义者散发的著作。这些书具有煽动性、伪善的欺骗性和反叛性,旨在散布自由思想、罪恶意识并引起骚乱,以影响南方各州的平民百姓。”被告在最后陈述中说,比彻·斯托夫人的著作,谈上帝的地方比《圣经》里还多,但他的见解只是引起陪审员的哄堂大笑。“这名黑人布道者企图证实汤姆大叔差不多就是殉难的耶稣,这不禁激起了出庭公众理所当然的义愤。”一份当地报纸曾这样评论说。

  最后,萨姆·格林被判处监禁8年。


  3. 黄的和蓝的


  汤普森博士决定:下一次大拍卖时,把采牡蛎的比尔的老婆孩子卖掉。

  这是斯图尔特上校鼓动他的结果。

  “你不叫你这批工人感到心惊胆战,不让他们对你俯首贴耳,他们会搞得我们一败涂地!”上校说,“这个黑人的女儿逃掉了,就让她全家受罚!这么一来,下一个追随自由的人在跨越梅森-迪克森线时,就会十次八次地想想自己亲人的下场!”

  拍卖上午10点钟在坎布里奇法庭前开张。尽管拍卖者饶费口舌,可对于女人和小孩,仍然没人光顾。

  “先生,这种货销路大减,”拍卖人放下不断敲打的小锤对汤普森说,

  “你看得出来,全劳动力卖光了,这些小零小碎眼下卖不起价,再说,贝利老婆子上了年纪,又不会做厨娘,除了能补补鱼网,就只会吃饭。孩子就更甭说了。我劝你别讨价还价,把他们分零处理给黑人贩子。不过,下午还可以再试试。”

  拍卖人溜进了小酒馆,那儿有大生意要做,一些精通市价行情的人在等他。他们惯于一边大杯地灌下烈性威士忌,一边扯生意经。博士也钻进了一家餐馆;遭拍卖的黑人则带进了拘留所。

  拘留所的看守正要锁上囚室,忽然一个上了点年纪、外表庄重的黑人走上来,深深鞠躬之后,呈上一封信。

  “见鬼!”看守把一大串钥匙弄得丁当响,很不耐烦地拖着声音说,“什么信?你是谁?”

  “拍卖人亨德比老爷的信,”来人回答说,“我是他的听差。”

  看守打个呵欠,打开信瞧了瞧。信中写道:拍卖人在酒馆中已找到买主,“由我的仆从明戈将老贝利及其孩子们带至拍卖场”,亨德比先生的签名有些模糊不清,可是看守忙着回家吃午饭,没时间仔细辨认。他微微点点头,向囚室喊道:

  “喂,孬种老婆子贝利,出来,有主儿啦!”

  贝利婶婶嚎啕大哭起来,她和孩子们一个个从看守身边走过,怯生生地望着明戈,跟着他走上大街。

  “是你?比尔!”她双手压住脑门,惊叫道,“你怎么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别吱声!”比尔把信封高高举在头上,装作怒冲冲的样子:“别吱声,跟我走!”

  中午,大家都在家里吃午饭,坎布里奇的大街上空荡荡的,连港湾的喧嚣也沉寂下来。

  贝利婶婶紧跟在比尔身后。比尔一本正经地持着信封,若无其事地大步往前走。

  “你想卖掉我们吗,比尔?”贝利婶婶唉声叹气道,可是比尔没理睬她。

  在一道白色栅栏便门旁边,他们忽然停了步。比尔猛地拉住妻子和女儿,一下子钻了进去,就像钻进一个洞里。

  “跟我来,快上阁楼!”他低声说,“这儿是圣马克-阿朗的家,信就是他写的。”

  “上帝保佑他!”贝利婶婶吐了一口长气。

  “还得保佑摩西……是摩西从费城给圣马克-阿朗写信出的主意,把该做的事一一给他讲清了。快点,老婆子,院子里不能久留。圣马克-阿朗是混血人,人家会搜到这儿来……”

  圣马克-阿朗并不是地下铁道的经理,他虽是混血人,在城里却颇受人们尊敬。但种植园主将他视为黑人,他的家难保不遭搜查和攻击。可是在坎布里奇,占市民大多数的船员、船长、渔民和轮机手,却把他当作一名“正直的牧师”。有时,他私下帮助他的黑人亲属,但总是不让他们久留在自己家中,也不亲自会见逃亡者。

  一个老黑人杂工——他就像照相底片似的,黑脸膛、白眉毛——给他们送来了吃的喝的。

  “晚上你们坐篷车出发,”他说,“比尔大叔,记清楚,你要去找黄色和蓝色的两种火光,只同那些对你说‘朋友中的朋友’这句话的人搭腔。你将去巴尔的摩市。”

  “以后呢?”比尔担心地问。

  “我可就不知道了。到时候有人会指引你们。要是上帝保佑,你会万事顺心。”

  说完他便走了。贝利大婶却呜呜地哭起来:

  “比尔啊,我们要去哪儿呀?我们可是庶民百姓啊,斗大的字也不识啊。我们犯不着遭人家骗,遭人家卖呀……”

  “黄的和蓝的……”比尔沉吟道,“我要不在海湾里找到它们,让我这双老眼瞎掉!陆地上是不点彩灯的。哪儿有水,我就在哪儿找个遍……‘朋友中的朋友’……黄的和蓝的……”

  傍晚,那个黑人带他们穿过菜园,来到另一个院子。那儿有一辆篷车,车夫是白人。他把贝利一家淡淡地扫了一眼,爬上驾驶座。几名逃奴便睡在大车车板上,盖上被子,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比尔在车上听见过路人的交谈声,来往马车的辚辚声。有人问道:

  “吉尔,回家吗?”

  “是啊!”车夫应道,“这倒霉的坎布里奇,又没啤酒喝,又没处喂马。”

  “买东西了吗?”

  “什么也没买,买不起呀!”

  回答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里除了卖黑人,好像什么也不卖。我们拿黑人干吗呀!我好不容易买了套新马具,兜里一个子儿也不剩了。回头见!”

  过了半小时,比尔又听见一阵谈话声,他顿时惶恐不安起来:

  “喂,老兄,路上可看见黑人逃犯吗?”

  “没见哪。”车夫回答得若无其事。

  “拍卖场上逃掉了整整一家子!”

  “不知道,”车夫懒洋洋地说,“我不干这行道。天黑前我得赶回家。你瞧,在你们坎布里奇连马也没处喂。”

  “回去吧,老兄,”那人讥诮地说,“天黑之前或许能赶到。我看你心中只装着自己的马。”

  “呸!流氓!”车夫骂道,抽了个响鞭。

  过了两小时,他打开大车的帷幔,仍旧用漫不经心的语调,向黑咕隆咚的车厢里喊道:

  “伙计们,到了,出来吧!”

  贝利一家爬下大车。这车停在海岸上一丛树林边。远处,海浪有节奏地拍击海岸,像在低声长叹。海水散发着盐和碘的气息。比尔高兴得深深吸了一口空气,感到很亲切。

  “圣马克-阿朗要你们把舢舨找到,”车夫说,“舢舨就在这附近,好像还有帆。我的事现在算是完了。”

  “谢谢您,白人老爷,”比尔说,“您真帮了我们的大忙,主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圣马克-阿朗会奖赏我,”车主胸有成竹地说,“他要付给我一笔大价钱:送走一个成年人15美元,小孩4美元,另有5美元定金。让坎布里奇那班道貌岸然的家伙去嘲笑我吉尔干上了这桩亏本交易吧!要是我送你们去拘留所,他们付给我的钱,准不会超过20美元。你看这些个惟利是图的人算是什么东西!……得了,去找舢舨吧!亲爱的,感谢上帝,你们遇到了我吉尔·古德曼。”

  他啪地抽了一下鞭儿,回去了。

  “要是给他加上18美元,说不准他会带捕奴人来跟踪我们,”比尔嘀咕道,“你看他多会算细账!”

  说罢,便找舢舨去了。

  舢舨停靠在小海湾里,船尾搁在沙滩上。比尔估摸着船上有人,但船里却空荡荡的。妻子帮着他把孩子抱上船,然后他把舢舨推到水中。

  “黄的和蓝的,”他边使篱竿,边叨念道。“我们就试试吧,试试吧……老婆子,去掌帆!”

  愈是深入水天微茫的地方,采牡蛎的比尔愈觉得浑身是劲。仿佛他不是40多岁的人,而是20岁的小伙子。在这寒星闪烁的冬夜,只要他能够确知他的去向,那么,呼吸着这海上略带咸味的空气,他会感到很幸福的。可是没有人给他指出路标和航向。他壮着胆子绕过了一座座峭壁和半岛,穿过海角,沿着海岸前进。切萨皮克湾东岸海域分布着许多凹地、浅滩和小岛。虽是夜里,海面也不平静:绿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灯笼不住地闪烁晃动,丁丁当当的铃声从远处传来,还听见船上不断发出的指挥号令。几十条帆船、拖驳和舢舨逆流而上驶往波托马克河口,或陆续顺流而下,驶入大海。

  一艘灯火辉煌的大轮船,轮叶哗哗地推着海水,驶过来了。它的灯光映照着比尔,值班水手长双手卷成喇叭筒向他厉声呵叱道:

  “喂,舢舨!干吗不点灯?黑人,运的什么?”

  “劈柴,长官老爷。”比尔应道。

  “船上没白人吗?”

  “船长老爷他睡着了。”

  “你们这船长是喝醉了怎么的?留下个糊涂黑人来把舵!让远些!”

  比尔很机灵地让开了。一股油烟味儿扑过来,小舢舨在一片巨浪中颠簸。岸上突然有几点灯火在闪动。

  “比尔,你看,那不是黄色和蓝色的灯光吗!”贝利婶婶对他说。

  “不,那是依斯顿城里的灯火,”比尔回答说,“我们离岸远些吧,要不碰上了渔民,他们会大惊小怪。上帝保佑,抓我们的人还没想到该往海湾里派一支巡逻队。”

  “因为我们在海湾里走投无路,四周全是奴隶主的天下。我们该到哪儿去呢,比尔?天都快亮了。……”

  东边那些小岛上空,确实出现了鱼肚白。

  “白天我们的处境更糟,”比尔想了想说,“人家会到处寻找舢舨。”

  夫妻俩冷得骨头发凉。孩子们裹着麻袋睡去了。黎明前显得分外寒冷,水面上升起一层雾气。左岸的轮廓遥遥可辨:海湾伸进波托马克河,变得窄小了;它的西面是安纳波利斯,北面就是巴尔的摩市……

  “让我们乘着舢舨到海上来,这是谁的主意?是圣马克-阿朗和他的手下吗?说不准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摩西在信中把一切都写明白了吗?他们把信看错没有?”

  不知是寒冷还是紧张,贝利婶婶不断地嗑着牙,唠唠叨叨地数落。

  “我怎么知道,老婆子,”比尔回答说,“我只知道天一亮我们就靠上右岸,再往北走。说不准有自由黑人或农场主来帮我们。我听说北方各县很反对男人和妻儿老小不能团聚。”

  “白人真是大慈大悲呀!”贝利婶婶嘲讽地说,“不,最好把舢舨沉入海底!”

  天亮了,河岸的景物透过灰蒙蒙的雾霭看得清清楚楚。一条帆船从上游驶来,领航员在操纵舵轮,船顶上酣睡着一只狗。

  是把船沉入水底,还是回到坎布里奇的法院前,在拍卖人兜揽生意的小锤声里任人拍卖?“诸位士绅!请注意我这货的质量:这黑女人捕鱼采牡蛎可是行家,两个小孩是游水好手又不怕冷,可以看守船只。这是马里兰出产的良种黑人!三个一千块?谁肯添点……”

  这时,比尔猛然发现了两个灯光——黄色的和蓝色的。不过它们不在右岸,而在左岸。

  比尔没有声张。他使劲一打舵,舢舨便在水面画了个半圆,一侧船舷几乎倾齐水面。小船一头扎进了沙底。

  没过几分钟,贝利一家已经站在一辆篷车边了。驾车座上点着两盏灯。一个硕大无朋的胖女人坐在两灯中间,双手合在肚子上睡着了,鼾声响彻了整个河岸。

  “哎,”比尔彬彬有礼地说,“太太,请允许我问一声……”

  女人睁开一双猫头鹰似的圆眼睛注视着他。

  “你是谁?”

  “我……嗯……是个黑人。”

  “这在夜里我也能看出来,”女人说,“别怕,只要你是朋友中的朋友。”

  “好极了,太太!”比尔兴高采烈地脱口喊道,“我是多切斯特县的比尔·贝利,我是朋友中的朋友!”

  “别这样拼命喊叫,”女人灵巧地跳下车来,说,“上帝保佑你,我在这儿等你两天两夜了!”

  比尔往四下一看,林间的草地上有几匹马。

  “你们三人到车上去,”女人命令道,“小女孩藏在我披肩下。比尔·贝利,你来,帮我套套马。别再称我‘太太’了,我祖父也是黑人,奶奶是印第安人。”

  别看这混血女人胖得像个圆球,原来却相当灵巧。比尔与其说是在给她帮忙,倒不如说反使她碍手碍脚。马套好了,灯吹灭了,篷车开始在公路上跌跌撞撞地前进。他们在篷车上找到几块洋芋和葱头,这便成了贝利一家自离开圣马克-阿朗家以来的第一顿早饭。不过,没到下一个“车站”是无水可喝的。贝利婶婶渴得直舔干枯的嘴唇,比尔直吞口水,而两个孩子却比谁都更能忍耐,他们什么也不吵着要。只是睁大惊异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比起他们那建在木桩上的小房子来,可真算得是大千世界了!

  入夜,大车在圆石马路上轰隆响着,最后在巴尔的摩城外一座砖墙宅院里停下。比尔最先爬下车,头一个扑倒在一位包花头巾的宽肩膀矮壮妇女身上:

  “海特!”他喊了一声。

  “朋友中的朋友!”只听见哈丽特·塔布曼的声音回答说。

  贝利全家通过一条极不平凡的途径——把他们作为“急运货物”装进货车,从铁路离开了巴尔的摩市。

  比尔和他的妻子不得不钻进塞满锯末的芦席包,外面用绳子缝起来。芦席包上打着标记:“费城,黎巴嫩中学校收。小心轻放!”

  芦席包搬运得十分小心,可是搬运工却把比尔脚朝天倒放起来,他只得咬紧牙关忍耐了一刻钟。直到他听见响起汽笛声,感到车厢在铁轨上开始移动,才用刀子割断绳索,在半明半暗的车厢中爬出芦席包。就像沉入了海底,他的嘴一张一合,深深地吸了好几分钟气。

  令人赞叹的是,他一次也不呻吟,连气也没叹一声。待他恢复过来,又把妻子和孩子一一解救出来。最后才摸摸颈椎骨,看是不是还正常,贝利婶婶焦急不安地望着他。

  “没关系,”比尔说,“不过下次应当在芦席包上注明‘请勿倒置’。”

  在切斯特车站,哈丽特上了车,给他们送来了吃的喝的。待大家吃罢饭,她又让比尔一家各自钻进自己的芦席包,然后从外面把他们一一缝起来。

  “他们不会抓你吗?”比尔在芦席包里问。

  “没那么容易,比尔伯伯,”哈丽特笑盈盈地回答,“我有一份在‘逃亡黑人侦缉局’服务的证明。”

  采牡蛎的比尔大惑不解,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别担心,”哈丽特说,“这份证明是威廉·斯蒂尔写的,他是费城地下铁道的站长。”

  “有了这证明,他们就不能抓你了吗?”

  “不能这么说。不过我们不冒险就寸步难行。万不得已的时候,警戒委员会就会来给我帮忙。”

  “‘警戒委员会’?”比尔喃喃地说,“‘车站站长’?……我可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稀奇古怪的名称。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哪?他们都是守教规的圣徒吗?”

  “不啊,比尔伯伯。他们全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只不过他们不愿坐等摩西降临,他们自个儿行动。”

  “行动?”贝利从她的芦席包里发出一声赞叹,“这就是打仗啊!”

  哈丽特陷入了沉思。

  “打仗?也许是打仗,不过这只是小打小干,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呢!”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谁?”

  “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逃亡的混血种奴隶。他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黑人的真实处境。关于他,三言两语说不完。”

  “揭露真实处境?他这么作,不会被抓去坐牢吗?”

  “要是一个人受到千百万人的真心爱戴,要抓他坐牢就不那么容易了。”哈丽特非常肯定地说。

  火车的汽笛一声长鸣,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哈丽特出去了,车厢门也砰一声关上了。

  列车飞驰着,车轮在钢轨接缝上发出轰隆轰隆的撞击声。随着这有节奏的声响,比尔反复叨念着:

  “‘道格拉斯’,‘千百万人’,‘委员会’,‘斯蒂尔’……”

  在费城,他果真见到了斯蒂尔。

  “黎巴嫩中学”的校舍,是一幢最寻常不过的二层楼房,楼房前面有一座小花园。在二楼的一间空空如也的屋子里,一位戴眼镜的黑人坐在一张普通书桌前。他体格枯槁,脑袋却长得很大。他面前摆着一本记载每日事务的记事簿。

  威廉·斯蒂尔写道:

  “成千上万的逃亡者,阔别亲人,备受茕茕之苦;他们不断找寻离散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希望恢复自己的真名实姓。而结局终归茫然。这一切令我痛心疾首。我深知作这类记载的全部危险,而且不敢幻想能活到铲除奴隶制和我的日记得以出版的那一天,但我仍以能将它们写出来而深感满足。”

  在“黎巴嫩中学”的空房间里,挤满了走投无路的逃奴。他们受尽了折磨,饥肠辘辘。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妻孥相随,刚到达这里时,有些人负着伤,有些人病病歪歪,有些人精疲力竭。他们倒在斯蒂尔跟前,几小时不能动弹,偶尔能呻吟着回答几句问话。不少人希望得到武器,有些人则只求塞饱肚子,找到一席安身之地,能休息休息。有的逃奴顾虑重重,不愿回答有关他们过去的问题。不过,所有这些人都满怀着希望。

  从国内战争爆发前几年开始,斯蒂尔就已顾不上去详细记录逃奴们的情况,他一般只是在夜阑人静时,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在发出例行的“列车”之前,简单地写上几句:

  “4位马里兰旅客,由摩西送至”,“4位该地旅客又由摩西引出”,“摩西近赴马里兰,运出6人”……

  深夜时分,站长把记事簿带到一片墓地来,藏在一座古老的墓穴中。这儿葬着费城一家老居民的三代死者。斯蒂尔这本笔记最终在1872年出版。

  在斯蒂尔的记事簿里,这次又添上了新的内容:

  “比尔·贝利,42岁,马里兰州人,随摩西自巴尔的摩到达,偕妻及二子。仍随摩西赴加拿大。发鞋4双,美金20元。”

  对这几位刚到来的逃奴,斯蒂尔没有作任何询问,便作完了记载。随后,他合上簿子,望着这位采牡蛎的比尔,笑容满面地说:

  “呵,比尔大伯,你们值汤普森博士1300美元,我能结识你,感到非常高兴。”

  比尔瞪着斯蒂尔,大吃一惊:

  “怎么……你打哪儿知道我叫比尔?”

  “根据报上的描绘啊,”站长和颜悦色地说,“瞧,这报上写着你的所有特征。你是多切斯特县采牡蛎的比尔,汤普森正出1300美元赏格抓你呢。”

  “天哪!”比尔长叹一声,拍了一下膝盖说,“要是他们照报上写的认出了我,我可就完蛋啦!”

  “比尔大伯,你大概估计得太悲观了吧?……”

  “就把我留在这城里算了,要不,别人还会为了我受到株连。”

  “啊,不,”斯蒂尔摘下眼镜,心平气和地慢声说,“你同哈丽特·塔布曼到加拿大去,她从没把旅客丢失过。现在给你20元,新鞋哈丽特会发给你们。”

  贝利一家从费城出发了。这次虽然还是搭乘行李车,不过不再装在袋子里了。哈丽特在纽约车站把它们安置在货车上。铁路员工对这类事早就习以为常:有些自由黑人为了省钱常搭货车。从栅栏外“黑人进出口”上客车,既不舒服,价钱又贵。那份“逃亡黑人侦缉局”的证明,哈丽特仅在列车驶进罗切斯特时用过一次。

  两个戴宽边帽的年轻人,由警察陪着进了车厢。

  “这儿运的什么畜生?”其中一个打开车门问道,“现在黑鬼们来来去去尽坐火车……喂,你们是逃奴吗?你们以为加拿大很近吗?可监狱离你们更近呢!”

  “一点没错,全是逃奴,”哈丽特很冷静地说,“我抓到的。”

  “你抓到的?你自己就是逃奴吧!”

  哈丽特不动声色,当面刷地打开了证件。

  “啊,原来是这样,”捕奴人惊诧莫名,“局里把你们也征来服务?”

  “这有什么,”他的同伴低声说,“希金斯,你要懂得,这样做其实不傻,甚至很巧妙。你一点也不理解,活见鬼……你抓的人知道要送他们往哪儿去吗?”

  “这是我的事情,”哈丽特回答说。

  捕奴人哈哈大笑一阵,然后走了。

  列车制动员沉着面孔看了看哈丽特,嘀咕道:

  “你是在出卖自己人吗,大婶?”

  “不,”哈丽特说,“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瞧着吧,大婶,要揍你一顿才好呢!我们北方可不喜欢你这种人。”

  “不用担心,”哈丽特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厢门。

  “上帝保佑!”比尔在哈丽特身后长长叹了口气,“这个捕奴人没把你认出来。”

  “车厢里光线很暗,比尔,”哈丽特回答道,“要是他的脑袋灵动一些,我们可就麻烦多了。不过我认识一些随时准备搏斗的人,他们甚至能同警察决一雌雄。道格拉斯就在这儿呢。”

  随着车厢的震动,比尔的身子左右摇晃着,他打起盹来。

  过了几小时,哈丽特唤醒了他。哈丽特微微打开车门,一种浑重而有节奏的轰响传入耳膜。起初比尔以为这是雷声,可哪儿有这么绵长不绝的雷声呢?

  “比尔,你自由了!”哈丽特高声叫道,“你已经越过了国界!”

  比尔蹒跚地走到车门边,透过门缝,他面前是一片朗朗的蓝天,一条大河绕过林木葱茏的小岛飞泻而下。远处,两道巨大的水墙几乎成直角相交,发出隆隆的响声,一条高大的水柱像一团雾气似的往上升腾,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现出五颜六色的彩虹。

  “这是尼亚加拉,”哈丽特高声介绍说,“是大瀑布。我们已经到了加拿大,比尔,你听见吗?”

  比尔什么也没回答,他仍然蹒跚地离开车门,往麻袋上一坐,晃悠着身子,唱起来:

  摩西下界,拯救我们,
  快快隆临,埃及土地……

  在这阴森森的车厢里,他的歌声伴着缓冲器哗啦哗啦的噪音和瀑布的咆哮,听起来真是奇怪。比尔越唱越响,仿佛他的歌声发自轰鸣澎湃的河水。

  傍晚,比尔·贝利一家在圣凯瑟琳斯一个小村落里下了车。这儿的临时木棚和土窖里,住着一大群从“自由之邦”逃来的黑人。

  这里的人都认识哈丽特·塔布曼,正是她把头一批人带到这里,帮助他们度过了头一个艰难的冬天。她一次又一次从外地回来,每次都带来一批批新的旅客。

  “比尔,你瞧呢,”她说,“你的女儿简也跑来啦!不过,亲爱的旅客们,请不要大嚷大叫!”


  4. “死兔子”


  哈丽特不喜欢纽约。她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到大城市却感到害怕。在这儿,街上有熙来攘往的人群,数不清的马蹄不断发出得得的声音。生意人高声招徕顾客。夜里灯火通明,连月亮也黯然失色。除了自己的事情,人们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这里真可怕,”哈丽特揉揉被叫卖小贩撞疼的肩头,心里想道,“森林里比这儿好多了,可以随时爬到树上去。可这儿呢,人家踩了你,连喊叫也来不及……这就是北方,这就是那些扬基!”

  巨大的港湾里桅樯林立。装有避雷针的五层楼房,像一座座巨大的堡垒耸立在二三层的楼宇之间。公共马车挤得水泄不通,在方砖马路上发出无休无止的轰轰声,震耳欲聋。十字路口,黑人穿着雪白的衬衫,专心致志地为白人擦皮鞋,直擦得皮鞋闪闪发亮。时装店里,金字招牌耀眼夺目,女店主打扮得花枝招展,忙得不亦乐乎。任何人都能到武器行随心所欲地买到各种新式长短枪械。阔佬们在餐馆里用麦管吸着什么饮料,付十个生丁点燃一支雪茄烟。还有装苹果和梨的小车。一些青年身上挂着广告牌,宣传最新式“奥蒂斯”升降机、安全大头针和专利药品。商贾们巧舌如簧,自卖自夸。大胡子绅士头戴高筒帽,在人流中挤来挤去……这琳琅满目的一切,真叫人眼花缭乱。一条小街上,站满了甲虫似的人群,这儿每隔十至十五分钟就要报一次股票行市。短短几小时内,那些戴高筒帽的绅士忽儿一本万利,忽儿倾家荡产,忽儿兴奋地清点钞票,忽儿绝望地挥着冷汗……

  看看这疯狂的城市在暴雨中是什么样子吧!闪电撕碎了乌云,倾盆大雨注入街道,而生活却没有一刻的停息。人们没命地奔跑,公共马车顶上张满了湿漉漉的雨伞。叼烟斗的魁梧海员、包彩色缠头的西印黑人、戴蓝色大毡帽的作坊工匠、手上刺满纹饰的码头工人、牵着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意大利乐师……所有这些人,都从哈丽特身边匆匆走过。

  这边,停着一辆广告车,车上是“拯救灵魂法”的大幅招贴;那边,宣道者挥着雨伞,正鼓吹善男信女们“竭力捐助”——向一只蓝色捐款匣里投进五个生丁,以免除身后遭受地狱之苦。雷雨过去了,夕阳把千家万户屋顶上的碎玻璃燃得耀眼夺目,可这一切纽约人却一点也没察觉。

  不啊,这儿不是南方,不是南方那静谧的原野、森林、茅舍和种植园的庭院,这是一座咕咕沸腾、行将爆炸的大锅炉,这是一座烟熏火燎、其大无比的锻造场,人们在这儿顽强地锻铸着财富、荣誉、成就和未来。这是一台火车头,它以每小时20英里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铁轨上隆隆飞奔……

  亨利·温多维不许别人偷懒,他自己也从不躲避工作。他出身“庶民百姓”,深知劳动的意义。每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纽约每日邮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他不穿常礼服,只穿背心和衬衫,卷着袖子在印刷机间穿来穿去。一支铅笔夹在耳朵边,一块绿色帽毡盖在眼睛上。每个职员都可直呼他为“老板”,有权找他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他讨厌毫无意义的饶舌。如果某人想提出某种有道理的改进式发明,那亨利·温多维就肯为您效劳;要是某人只喜欢吹牛或泄露商行的机密,那么,这家伙就会遭到解雇,去自奔前程。一分钟就是一美元哪!

  温多维手下有许多工作人员。不能说他是个悭吝鬼,这不对。对一个埋头苦干的工人,哪怕多付些工钱也值。要是工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也别去向他索要,他不能容忍贪得无厌的人,他会因别人的奢望而大动肝火。

  《纽约每日邮报》自有一套明确的原则:第一版总是醒目地刊印着经常性的题字:“自由、劳动、节制、繁荣”。

  事业就是事业,原则就是原则。排字间的工人对二楼铁梯上传来的大声争执,早就习以为常:

  “就是500美元,我们也不接受,太太!我们的报纸立有明确的原则,不刊登追捕黑人逃奴的广告。”

  “我们不会在钱上面讨价还价,温多维先生,”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女人柔声反驳道,“不过我的丈夫巴林顿先生认为,白人应该互相帮助。这个黑女人一定得找到,她正在纽约,这事牵涉到一个白人的荣誉……”

  “请原谅,太太!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则。为抓住哈丽特·塔布曼,你难道肯花20000美元不成?”

  “为保障她的安全,我还应允了7000美元呢。我不愿同普通捕奴人打交道,他们身上臭气熏天。”

  “我再次请您原谅,您可以另找一家报纸,对面还有一家报纸编辑部。”

  “不过,我觉得,正是你们这家报纸……”

  “啊,太太,我明白。正是我们这家报纸在读者中颇有声誉。只要我温多维让缉拿女逃奴的广告见报,明天整个纽约都会搜索这个塔布曼了!太太,不行!原则终归是原则。再说,我们也没有时间。一分钟要值一美元哪!请向巴林顿先生致敬!对不起,太太!”

  怒气冲冲的杰西登登地跑下楼来,砰一声关上门,走了。温多维俯在栏杆上,向排字工长喊道:

  “英森,在第四版用粗体字排上‘本报恕不登载追缉逃亡黑人的广告’。安排在下二栏,套黑线,要粗些。字母间留空,要搞得醒目!”

  “版面已经很挤了,先生!”英森把眼镜推到头上,生气地回答说。

  “抽掉巴黎时装栏!”

  温多维走了,英森来到排字间。

  “要抽掉巴黎时装栏,”他对拿着排字手盘在铅字盘前忙忙碌碌的一长列人说。

  “干吗要抽掉?”排字工沃什·弗林停下活儿,用汗涔涔的手擦着扑满铅粉的鼻子,不解地问。

  “加一条有关逃亡黑人的声明。”

  “怎么老是黑人黑人的!”沃什光火了,“与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纽约工人有关的事,只字不提。我们的日子可并不比黑人好过!我可瞧不起黑人。”

  “拿起枪到堪萨斯州去不好吗”瘦高个儿的贝茨说,“我们到那儿去吧,沃什?”
① 1854-1858年间,在美国南方的堪萨斯州,农奴主同反对农奴制的北方农场主发生武装冲突,北方人取得胜利。堪萨斯州遂于1861年宣布为自由州。

  “你到那儿去会有什么事干呢,朋友?”英森问。

  “为自由的土地战斗啊,英森!”

  “这会付给你多少报酬?”

  “我会得到土地,英森。”

  英森把眼镜放到鼻梁上,鄙夷地打个唿哨:

  “你配当什么农场主!”

  “别担心,英森!要是我得到150英亩沃土,决不会手足无措。——你看看这儿是什么空气!”

  英森喘了口气,说确切点,是费劲地伸了个懒腰,呼出一口郁闷的、杂有浓烈铅味的浊气。

  “你说得对,”他心情沉重地说,“在这儿,我们迟早要短命的。不过,温多维付给我们工钱。唉,可真是活见鬼,偏偏他付的工钱比纽约任何一家印刷厂都多。何况他很重视老工人。”

  英森走了。沃什·弗林搔了一阵鼻子,对贝茨说:

  “到堪萨斯州去,是吗?替黑鬼们打仗,是吗?分到150英亩土地,是吗?找到那个黑女人,得20000块赏钱,多得意,是吗?你心里已经有主意了,对不对,贝茨?”

  “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沃什?”贝茨反问道。

  “你这把生锈的英国军刀!你要明白,黑人解放了,老板就会把我们的工资削减一半!这不明摆着吗?到那时,成群的黑人宁愿拿半工资干活,哪怕一天只挣10个生丁,只能喝玉米粥,他们也干!”

  “首先,他们目不识丁,当不了排字工。”贝茨反驳道,“再说,你讲这些都是凭空想象,我们这个国家活儿多着呢,够所有人都来干的。第三,我们可以向黑人晓以利害,他们要是同我们协调一致,收入就会多些。最后,我恳求你别把我称作英国军刀什么的……”

  “愿意的话,可以叫你英国布丁,甚至英国苦役犯人。”沃什说,“尽人皆知,你是逃避追捕才从英国跑出来的。我却是美国堂堂自由青年,我父亲也同样是美国自由青年。至于我祖父,那就不得而知了……”

  “你祖父一定是英国人,”贝茨不高兴地说,“他也是逃避追捕才从英国跑出来的。”

  “呸!我倒忘了,你是个社会主义者啊!”

  弗林断然中止了谈话,拿起排字手盘,动手拣字了。

  贝茨确实是个社会主义者。他把头靠在排字盘上,出神地站着不动。他回忆起1848年沸腾的伦敦。当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携带着有300多万人签字的请愿书递交国会,要求实行普遍选举法……警察身穿制服,制服上的扣子闪着银光……一匹匹高头大马,摆动着光滑油亮的屁股,冲进在国会前游行的人群……示威群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破天荒第一次议论纷纷,要起来反对工厂老板,要向他们不劳而获、饱食终日的舒适生活宣战,要摆脱劳工们世世代代饥寒交迫的处境……

  温多维俯在楼梯的铁栏杆上,喊了一声:

  “英森,把堪萨斯的新闻全排在第一栏!”

  “老板,请原谅,”英森郑重地说,“那么广告往哪儿移?”

  “第二栏,要不干脆抽掉!”

  “不行啊,”英森有些吃惊,“谁会付钱在二栏上登广告!”

  “英森,你可真是头蠢驴!堪萨斯州付的钱,比全纽约的广告费还多。得照新方法办事啊!”

  亨利·温多维对于“新事物”真算得一往情深。他觉得只有“新事物”才能给他带来进项。他脑袋里每天都产生新的念头,他完善了那些能写会画的外勤记者系统,他开始采用“答记者问”的方式,将显要人物的谈话全文登在报上。他搞到了废奴主义者、参议员萨姆纳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再加上一大串惹人注目的标题发表出来。诸如《萨姆纳说:“不,我们决不!”》、《廉洁的参议员揭露堪萨斯州的南方屠夫》、《萨姆纳向本报记者预言:美国奴隶制已危若垒卵》……

  午休时,各车间的排字工出来洗手。贝茨来到黑人门卫拉格斯跟前:

  “老头子,怎么啦,”这个英国人问道,“不大舒服吗?”

  “您怎么知道,贝茨先生?”

  “那位太太离开编辑部后,你就心神不定。别这样疑神疑鬼地瞧着我,我是朋友中的朋友。”

  拉格斯连连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那么,朋友,”贝茨继续说,“假如你手头紧,需要帮助的话……”

  “不,先生,我不需要钱。”

  “这么说,你需其他什么帮助了?”

  拉格斯凝视着这位排字工那双灰眼睛发出的炯炯目光。

  “贝茨先生,”他低声说,“确实需要帮助。你能不能收留一个女人,只一天一夜?”

  “一个女人?这还用问,拉格斯!”

  “不,先生,您得认真考虑,她是个黑人哪!”

  “考虑过了,拉格斯!她值20000美元,是吧?”

  拉格斯打了个哆嗦。

  “别见外了,拉格斯,”贝茨说,“我是什么人,打哪里来,你是知道的。今天我听见老板同那太太在谈什么20000美元的事,老板不愿刊登缉拿这个黑人妇女的广告。她不在你那儿,又在谁那儿呢?”

  “要是那些‘死兔子’也这么说……”拉格斯叽咕道。

  “什么‘死兔子’?你是说五角区那些挥拳舞棒的家伙?”

  “对,对,贝茨先生,正是他们!纽约闹市中的匪徒!”

  “他们要抓黑人?”

  “这种地方,只要肯出钱,什么勾当都有人干,先生。”

  “把她带到我家里来吧!”贝茨说。

  “死兔子”可不如贝茨机灵,他们还不认识拉格斯,追捕也迟了些。当天夜里,哈丽特离开了她的临时栖身之所——她确实住在肮脏、狭窄、挤满黑人的高房子里——往贝茨家去了。

  对哈丽特来说,转移住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她一会儿住在这个城市,一会儿住在那个城市。厨房、马厩、草棚里,她都住过。她总是随身带着在加拿大买的一支小手枪,一出门,就把手插在衣袋里,紧紧握住枪柄。

  贝茨住的地方与布鲁克林黑人区那些蜂窝式建筑略有不同。相同的只是,这儿也横牵顺扯着晾小孩衣物的绳子,壁陡的小搂梯上散发出阵阵猫儿身上的气味。贝茨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小孩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哈丽特就睡在地板上,身下垫着一堆英国的旧报纸,头顶上挂着贝茨夫妇年轻时甜蜜的结婚照。

  第二天,有人小心地敲门,贝茨透过锁孔往外瞧了瞧,然后点点头,打开门闩。门半掩着,拉格斯探进头来。

  “我们那儿昨天来了两个,”他悄声说,“把门也砸坏了。”

  “谁?”哈丽特问。

  “两个‘兔子’,都打着花领带,他们一来就大叫大嚷要抓‘逃亡的女黑人’。他们都带着刀子和手枪。”

  “你没开门吗,拉格斯?”贝茨问。

  “没开。我从窗口招呼孩子快叫邻居来,不到十分钟,赶来一大群黑人。

  ‘兔子’大吃一惊,就悄悄溜掉了。”

  “他们害怕黑人吗?”哈丽特惊奇地问。

  “假如有300人对你怒目相视,”拉格斯说,“楼梯上又挤满了身强力壮的码头工,你也会不寒而栗。告诉你,他们倒真像……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他们还会回来。”哈丽特说。

  “不,”贝茨答道,“纽约社会上的流氓,不会老到敌人窝里去。他们会想出新的花招,比如,深更半夜在街头搞突然袭击,要不就……”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走着瞧吧!”哈丽特说,“你怎么不进来呀,拉格斯伯伯!”

  “不止我一个人,”拉格斯说,“这儿还有两个呢!”

  “是谁呀?”贝茨疑惑地问。

  拉格斯说:“一个是索琼纳……”他话音未落,门已敞开了,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她身材高得出奇,差不多像个男人。

  她就是索琼纳·特鲁思,人们简称索琼。从大西洋到密西西比河,她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敢于在大庭广众中发表反奴隶制演说的人中,她还是第一个黑人妇女。

  她总是四处奔波。她在公众面前只能露一次面,因为她的每次演说总以斗殴告终。集会一完,她就赶紧坐上大车,由同伴护卫着,到别的城市去。好几次有人企图在僻街陋巷的十字路口暗算她,但她都安然无恙地脱了险。有一次她正在教堂讲演,一伙醉汉手持木棍,杀气腾腾地闯进来,扬言要将“该死的黑鬼”打个腰断骨折,把附近黑人的房舍烧个精光,可索琼纳毫无惧色,一动也没动。

  她用洪钟般的声音,指着这伙流氓厉声斥责道:

  “请看看闯进来的这伙好汉吧!他们喝得烂醉,六个彪形大汉围攻一位老妇!你们有谁同情他们,可以给他们帮忙,去殴打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自由的美国人,有谁愿去?绝对没有危险的!”

  有谁愿意呢?人们高呼着“索琼纳万岁!”护送她离开了教堂……

  “哈丽特!”索琼纳说,“有个马里兰来的人要拜访你,我给带来了。他要离开纽约,想同你见见,有些事……请进,请进,亲爱的。”

  一个穿麻布外套、着高腰猎靴的人进来了。猎靴上沾满了泥污。他戴一顶宽边草帽,帽沿压得很低,一时看不到他的面孔。这位陌生的不速之客,一副西部牧人打扮——他常到纽约,把长角牛卖给屠宰场。可是,哈丽特凭着锐利的目光,一下子认出了这位来访者;她猛地扑向客人,一把摘下他的草帽:

  “啊,天哪!你可瞒不住我啊!”她兴奋地说,“这不是戴维吗!戴维·金布斯也在纽约呀!”

  “对,他也到这个该死的城市来了,”索琼纳平静地说,“好在他只呆一天一夜。”

  “你来这儿做什么,戴维?”

  “嘘,小声些,海特,”戴维微笑着说,“派我来搞枪支弹药。最近我们的人手增加了,可小伙子们的武器却只有些棍棍棒棒。”

  “你是说……马里兰吗?”

  “不错,海特,我们在山里有一支很大的队伍,全是黑人。”

  “你是司令了?嗬,戴维,我真为你骄傲!”

  “别忙着骄傲,”戴维说,“我不是司令,司令是另一个人。”

  “谁?”

  “他的名字我暂时不能说,”戴维不大自然地说,“不到一定时机,他的名字我不能说出来。”

  “怎么,要保密,对我?”

  “对任何人也不能说啊,海特!哪怕遭到严刑拷打,我也必须只字不漏。”

  “你放宽心吧,哈丽特!”索琼纳解释道,“连我他都保密,我也不知道他那司令是谁。不过,我们协助金布斯好不容易来到纽约,还给他弄到了一批武器。”

  “可你们用什么办法把武器运过梅森-迪克森线?”贝茨很感兴趣地问道。

  “根本没什么线!”索琼纳严峻地说。“把武器伪装成一箱箱胡桃,用轮船运往巴尔的摩,戴维扮成这条船上的司炉。一切我们都已关照过了。”

  “钱呢?”

  “由道格拉斯提供。”

  哈丽特摇了摇头。

  “海特,我们的人不少,”戴维说,“我们很有力量。我们要进攻种植园,解放所有奴隶……我们希望你同我们一道干……”

  “告诉你们司令,”哈丽特若有所思地说,“请他关心一下书生萨姆的命运。”

  “萨姆在巴尔的摩坐牢!我们可以攻打监狱,不过这要……”

  “不,不用去攻打监狱;但应当搭救萨姆。”

  “真遗憾,你不能同他们一起在马里兰干,”索琼纳对哈丽特说,“你本来是一个满不错的黑人将军啊!对不对?”

  索琼纳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哈丽特却垂下了眼睛。

  “不,索琼纳,我不愿做将军,也做不了。”哈丽特低声答道,“我不会打仗。我能在一片林海中寻到小路,能在白人巡逻队鼻子底下救出遭难的黑人,我从来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是不会打仗。就是攻打种植园也不行,我只会独个儿呆在森林里。”

  “那有什么用,哈丽特?”贝茨问道,“你能把所有南方黑人救到北方来吗?”

  “我倒真想看看到底有什么结果,先生!”哈丽特答道,“虽然我不能带走所有黑人,但是为了在神意裁决时表示我的诚挚,我要尽力去做我能做到的一切,并说:‘上帝啊,我为我的民族尽了力!’”

  “你要是懂得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就能为你的民族做出更多贡献。”贝茨不满地说,“所以大家应该携手并进。金布斯这小伙子好像倒比你走得更远,也许他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

  “啊,”哈丽特说,“他干得比我多?”

  “现在还干得不多。不过他能够干得更多。他懂得要携手并进,去投入公开的斗争。”

  “携手并进?”哈丽特说,“在你们这个城市里,人们像蜜蜂一样挤在蜂房里,携手并进倒也不难。但我不喜欢,也办不到。我只喜欢独个儿呆在大森林里,有森林,我就浑身是劲。啊,上帝啊,快快把我从纽约救走吧!在这儿我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哪……戴维,要考虑书生萨姆的遭遇啊,他太软弱,自己救不了自己。”

  “听说最近要把萨姆转移到另一个监狱,”戴维说,“不过……囚犯全用火车转运,关在特别车厢里,有人监押。”

  “火车?那就叫火车停下!”

  “叫火车停下?”

  “莫非这比攻打种植园更难?”哈丽特说。

  “可是……攻打火车……”

  “我不在那儿,确实感到遗憾,”哈丽特对索琼纳说,“美国人不善于拦劫火车……看来我得回马里兰!”

  “不,哈丽特,”索琼纳果断地说,“你同我一道去罗切斯特,找道格拉斯,今天就动身。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兔子’来说,20000美元可是一块肥头,……另外,你可知道杰西·巴林顿还提出些什么要求?”

  “不知道。”

  “你那位爵士夫人心眼真好!她许诺说,有谁能不动一枪一棍,活生生地抓住你,她就从自己的私囊里另加7000美元赏金。她声称怜悯自己的同乡。你真得感谢她的大恩大德:捕奴人要是使你残废了,只能得到20000美元;要是只把你来个五花大绑,就能得2.7万。哼哼,终归你还是上绞架的命运。”

  “前不久,我们老板拒绝了刊登这个广告。”贝茨插了一句。

  “其他的报登了。”索琼纳应道。

  “不错,我的身价一天比一天高,”哈丽特说,“再有几年,会远远不止值4万……火车呢,怎么办,戴维?”

  “火车的事,我去跟司令谈谈。”戴维说。

  “那么我请贝茨先生写个字条。”哈丽特说,“我太打搅贝茨先生了,真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一片小纸头,行了,贝茨,不用更大的了。把笔拿起来吧,好啦?现在请写上:‘雷声隆隆,沉睡的人们就要从梦里醒来!’写好啦?谢谢,贝茨先生。”

  “落款怎么写?”贝茨问。

  “谢谢您。我虽然不识字,签名还是自己来吧。”

  哈丽特拿起笔来,指头也不弯——不习惯写字的人都是这样——在纸条上潦潦草草签了个名字,交给戴维。

  “恳求你,戴维·金布斯,”她说,“在你第一次使用新步枪的地方,把这张纸条留给白人。我真希望杰西·巴林顿能读到它。”

  “行啊,海特,”戴维说,“你的话准能传到她那里,我担保!”

  “我要到罗切斯特找道格拉斯去了,”哈丽特说,“再见,贝茨先生!你帮助过一个逃亡的黑人妇女,任何一个黑人都将感激您的。因为对您来说并没有这种义务,您是白人哪!”

  “朋友,”排字工感叹地说,“您要能理解我多么羡慕你们,那就好了!我真讨厌这平庸无为的生活!要知道,曾几何时,我可是在伦敦同警察搏斗的先锋啊!”


  5. 参议院里的袭击


  哈丽特在7月4日的一次集会上见到了道格拉斯。小小的罗切斯特城,彩旗缤纷,街道上鼓声震天,爆竹噼噼啪啪不绝于耳,车辆的铃声丁丁当当响个不停。太阳像一只擦得铮亮的铜盆,金光四射,到处洋溢着一片独立日①的节日气氛。
① 独立日(7月4日)是美国国庆,是美国各民族的共同节日。

  集会上,形势紧张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哈丽特和索琼纳来到会场时,那些结着五光十色领带的花花公子正神气十足地“布——布”吼叫,向演说的人挥拳头。道格拉斯是一位长得魁梧健壮的混血种人,宽大的额头上是满头银丝,他正高声宣读废奴主义者沃克尔的号召: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她的自由和特权,是我们的父辈和其他人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在这个国家,民族的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国民的教育就是我们的教育;民众热爱自由的国家机关,我热爱;民众为土地而献身,我们也在所不惜;民众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民众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出身于民众之中,我们的命运与民众休戚与共;民众的牺牲,就是我们的牺牲;他们的长眠之地,就是我们的葬身之所!”

  讲演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一片狂呼乱叫的暴风雨中。一只只烂番茄向讲演者掷去,啪啪地落在台上。

  “黑家伙见鬼去吧!”另一边有人在号叫,“黑鬼想统治我们!”

  会场上拳棍交加,斗殴愈演愈烈,一些人抱着血淋淋的脑袋直往外跑。

  等到罗切斯特消防队赶来,用水龙头冲散人群时,好几个失去知觉的人已躺在草地上奄奄一息了。

  哈丽特和索琼纳用椅子左冲右突,好不容易才从一大群斗殴的人中脱身,她俩都弄得衣衫褴褛,浑身湿透。哈丽特望望她的同伴,忍不住哑然失笑了。索琼纳却一本正经地瞧着她:

  “没什么好笑的!”她说,“有人向我开枪,没打中,我只挨了几块石头。我们必须经受得住,我们的人正在与日俱增。”

  “没关系,索琼纳,”哈丽特说,一边理理头发,“这比我们马里兰好。

  能打架,就不错!”

  “你喜欢打架?”

  “简直忍不住了。”

  1856年5月,亨利·温多维正忙得不可开交。堪萨斯州战火尚未熄灭。合众国国会中党派斗争你死我活,以至议员们开会时,身上都藏着手枪和小刀。《纽约每日邮报》的老板亲自来到华盛顿,以为可以作一名丑闻见证人,这样的丑闻或许会使他的报纸增加1000个长期订户。温多维先生确实也很走运。

  5月19日,著名废奴主义者、参议员萨姆纳一气作了好几个钟头的发言。

  题目是《反堪萨斯州的罪恶行径》。

  萨姆纳指控南方雇佣兵企图用武力把堪萨斯变成奴隶制地区,把自由推入万恶的奴隶制深渊①。他揭露总统本人对“密苏里的强盗①”大表同情。温多维的铅笔旋风般在纸上飞舞,他画下了萨姆纳修长的身形,斑白的卷发,银丝般的连须胡子、宽大的前额和一双闪烁着揶揄光彩的眼睛。“‘答记者问’!”温多维脑海中飞快地闪过一页页报纸的版面安排,“这次讲演之后的答记者问!参议员萨姆纳的肖像!参议员萨姆纳揭露总统!……‘萨姆纳与南方针锋相对’……”
① 1855年,5000名匪徒从密苏里窜入邻州堪萨斯,焚毁了劳林斯城,在该州暂时建立了奴隶主政权。

  可是,参议员的秘书向报界宣布:参议员事务繁忙,5月22日前无暇接见记者。

  5月22日,温多维一大早来到参议院。毫无疑问,其他各报的记者也想搞到这个答记者问,温多维深感荣幸的是他头一个钻到了萨姆纳这里。

  参议员萨姆纳会前很早就来到大厅。他在那张形状像小学生课桌似的托架后面坐下,面前摆上厚厚一叠纸。他一页一页地往下写,勾来画去,最后签上名,编上页码,放到另一叠纸上。

  “呵,……萨姆纳参议员,请原谅,”温多维说。

  “有什么事?”萨姆纳头也没抬,漠然地问。

  “我是报纸编辑……”

  “现在没空,”萨姆纳看也不看这位编辑,“请过一小时再来。”

  “假如您在这一小时内不接见别的记者……”

  “我没工夫!”萨姆纳忿忿地说,“恳求您,别再妨碍我!”

  温多维退出来,正碰上他的老同学、马里兰州的塞西尔·巴林顿。

  巴林顿面色苍白,忧心忡忡地望望四周。

  “你打算从他这儿搞一份答记者问吗,亨利?”他问。

  “可不是!我要一直守住他,等他写完。”

  “我很怀疑,”巴林顿说,声音不住地颤抖,“你同他谈不成话了。”

  “你不了解我,塞西尔,”温多维很感委屈,“像‘反堪萨斯州的罪恶行径’这样的演说,应当公诸于全美国。我们的报纸也一定能做到这点。”

  “他亵渎了总统,管我们南方人叫强盗……”

  “这更绝!塞西尔,这题目就更大了,足以轰动一时……”

  巴林顿向他投去鄙夷的一瞥,转身向长长的听众廊走去。温多维看见杰西也坐在那儿,吃了一惊。她也同她丈夫一样,面色惨白,把一只小伞柄拉来拉去。这位办报人向她点头招呼,她没有反应。

  忽然,有人狠狠地在背上推了温多维一掌。他回头一看,只见一伙人径直奔向参议员萨姆纳,为首的是国会议员、年轻的南方人布鲁克斯。他拿一根木棒,两名南方各州的代表紧紧跟随其后。

  “绅士们,你们是否……”办报人很是生气。

  “别吱声!”巴林顿悄声说,“别吱声,别阻止他们!”

  布鲁克斯窜到萨姆纳身后,咬牙切齿地说:

  “萨姆纳参议员!”

  萨姆纳皱着眉头扫了他一眼,以为这一定又是哪位报人。

  “萨姆纳参议员!”布鲁克斯继续说,“我平心静气,逐字逐句读了两遍您的演说,您诽谤了我们的州,所以我必须惩罚您!”

  大棒在空中一挥,萨姆纳白发苍苍的脑袋受到残忍的一击,只打得他耳鸣目眩。他想站立起来,可是大棒却一棒狠似一棒,直向他脑门打去。萨姆纳的身子卡在椅子和托架之间,动弹不得,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腮帮和脖子直往下淌。

  “快打死我了”他呼喊着,高大的身躯终于从狭窄得像小学生座椅一样的木凳上挣脱出来。

  他踉踉跄跄地跑了几步,砰然一声倒在地毯上,不住呼叫:

  “救救我啊,打死我了!……”

  温多维奔上前去,却一头撞在布鲁克斯的同伙身上;那人正露出一副要落井下石的样子,又搬来一根木棒。

  “真见鬼,别去管他们!”巴林顿大喊一声,一把抓住报人的肩膀。

  参议员躺在地上,已经昏迷不醒。布鲁克斯的木棒还雨点般落在他身上;木棒断成了两截,他就用沉重的木柄猛击老人的脑袋。萨姆纳的鼻孔打肿了,浑身是血。鲜红的血水在合众国参议院深赤色的地毯上流淌。

  “别去干涉!”一名南方州的参议员喊道,“布鲁克斯,大胆干,让这些废奴主义者瞧瞧什么是迪克森的荣耀!”

  有两名参议员想靠近布鲁克斯,但都被他的保镖打退了;可怕的寂静中,只听见木棒猛烈敲击脑袋的啪啪声。

  最后,巴林顿哆嗦着牙齿,用两根手指夹住了布鲁克斯的衣领——原来制止这场殴打,只须这么一夹就行了。布鲁克斯疑惑地回头一望,见他的一伙帮凶也跟着溜掉了。

  杰西迈着轻盈的脚步,从隔壁一间大厅里来到沾满鲜血的布鲁克斯跟前,踮着脚尖,在他黑黄的脸上印下一个吻。

  “这一吻代表南方全体妇女的心意!”她笑容可掬地说。

  这年6月,一列从坎布里奇开往巴尔的摩的火车在中途的大森林里紧急刹车了——一大堆原木阻塞在前面的铁轨上。

  列车轧轧的制动声响彻了所有车厢,车厢里的乘客纷纷摔倒在地上。

  司机还没来得及从火车头平台上跳下,两个身高体壮的黑人已经来到他面前,用步枪对准了他的胸膛。司机举起了双手。他的助手从另一边跳下车头,没想到正好落到一个大块头黑人怀里,被那个黑人像蟒蛇一般死死抱住。司炉是个黑人。他吓呆了,站在煤水车上不知所措,直搔耳朵。他的黑人亲族手中拿着武器,他真是从没见到过这种场面。

  路基上响起啪啪的枪声,玻璃当当的破裂声。一个戴宽边帽的老爷从客车平台上放了一枪,但他的肚子马上吃了一颗子弹。他的宽边帽腾空飞起,又顺着土埂咕噜噜滚下去。

  “放下武器!”袭击者们高声命令。

  一个穿蓝制服的年轻黑人,腰上围一条子弹袋,一马当先,冲进车厢,几名黑人紧随在他身后。这节车厢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车厢仅有的一个平台上,坐着两名哨兵。一个正开枪反击,立即遭到还击,打死在原地。另一个的枪卡了壳,他还没来得及射出子弹,脑袋就遭到一击,瘫软着四肢,倒在车厢旁边。这个哨兵的脑袋颤抖了好几分钟,嘴里断断续续说着什么。当他恢复知觉时,只听见一片砰砰的砍斫声,袭击者们把他这节厢的车门已经砍了个稀烂。

  “傻瓜!”他呻吟着说,“这不是邮车,没有钱!里面关的是囚犯,你们要是带走了他,州警察局饶不了你们!”

  “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身边一个拿手枪的人回答他。

  这个哨兵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喟然叹了口气。原来这些荷枪实弹的黑人由一个白人指挥着。他叼着一只烟斗,是个道地的农场主啊!

  “戴维!”农场主叫道,“别砍门了,搜搜这个死鬼,他是中士,钥匙大概在他口袋里。”

  砰砰的斧声停止了,不一会儿,响起了钥匙的丁当声。

  “到底给你们找到了。”那个年轻的哨兵无可奈何地说。

  “住嘴,臭小子!”农场主说,“留你一条狗命,你感谢上帝吧!头别转来转去,要不就叫你后脑勺开花!”

  囚车门“轰”地打开了,人们搀着一位老人的手走出来。他骨瘦如柴,精疲力竭,戴着手铐。他的双眼在艳阳下眯缝着。他猛然跪到地上:

  “感谢上帝啊!”他叫道,“我在死到临头的时候做了一个美梦。这是戴维·金布斯啊!”

  “别唠叨啦,书生,”戴维说,“这关上帝屁事!你会看到好多熟人。不过,当着旁人,别叫他们的名字……喂,司机!现在我们要走了,你站着,不许上车头平台去,直到林中一声枪响。有人监视你的,你当心!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弟兄们,”司机央求道,“列车员和乘客会向我靠近哪……”

  “任何人不许靠近,全都得躺在车厢地板上。你要想再看见老婆孩子,就得原地不动,等待信号!”

  司机耐着性子等了十来分钟,一直等到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枪声在森林中回荡了好几次,司机放下双手沿列车跑过去。打碎的窗口上,露出几张吓得面无人色的脸孔。

  “黑人造反啦!”有人大声喊着,“又出奈特·特纳啦!”

  “先生们,现在平安无事了,”司机说,“他们已经走了。能干活的,请帮我们把轨道上的原木搬开吧!”

  在森林里,大伙把萨姆手上的铁铐砸掉。书生还没清醒过来,他怯生生地翻着眼珠,一一打量着这些解救他的人,仿佛他们全是幽灵似的。

  “迪格比!”他忽然叫道,“迪格比·平奇!你也在这儿吗?”

  “已经警告过你,”平奇从嘴角摘下烟斗,心平气和地说,“叫你无论在哪里,不管白天夜里,都不要喊名字!……”

  “你们从哪儿搞到了枪?”

  “从北方运来的,藏在森林里一个秘密处所。”戴维答道,“离你过去拉琴的地方不远。”

  “我们也要到那儿去吗?到多切斯特县?”

  “不,”平奇闷闷地回答说,“去做丹肯·斯图尔特的邻居,我厌透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

  自从袭击火车的事件发生后,马里兰州各县严禁三个以上的黑人聚在一起。黑人的所有茅舍都遭到彻底搜查,凡是可疑的人,通通逐出该州,卖到大南方去。州警察局都戒备起来,最灵的猎犬同巡逻队一起派到林间小道上,丹肯·斯图尔特亲临策划“大搜捕”。

  “为弄清他们的头目,我宁愿出大价钱!”他怒不可遏地说。

  经过两天两夜紧张搜捕,巡逻队在蕨草丛中发现一个地道口,上面盖着带扣环的木板,下面是用细原木铺就的土坑。

  土坑里一无所有,霍普金斯在坑底找到几粒火药和一张纸条,交给丹肯。纸条上写着:“雷声隆隆,沉睡的人们就要从梦中醒来!”

  “嘿,这就是他们的头目,”丹肯轻声说。“这签名我认不出来,先生。”霍普金斯说。

  “你的眼睛瞎了,霍普金斯?”丹肯回答道,“这不写着‘摩西’吗?”


  6. 皇帝与公爵


  第二年夏天,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从车站出来,沿巴克镇的大街走着。她拎一只小包,戴一顶旧草帽,帽毡遮住了额头。看上去她有70来岁。在火车上乘务员对她完全不在意,因为逃奴从来不会从北方到南方去。谁也没问过她到巴克去干什么。

  “喂,老太婆,你找谁?”一个喝得微醉的无赖向她喊道。这类人为了打听点什么新闻,总是在车站附近逛悠。

  “老爷派我进城赶集,”老太婆絮絮叨叨地说,“您可知道这儿的集市在哪里?我是老爷的伙房……”

  那无赖汉把一口在嘴里嚼过的烟草啐地吐到篱笆外,转身背对着老太婆。他觉得同一个老厨娘周旋真是毫无意义。

  老太婆慢吞吞来到集市,买下两只小鸡;她把小鸡的双腿捆上,拿在手中。路上,她看见一张告示,写着为缉拿“活着或已经死亡的摩西”的所有许诺。老太婆像个目不识丁的人,漠不关心地望了望告示,继续蹒跚走去。

  离市区已经很远了,一条黄尘滚滚的烟草旧道蜿蜒伸展。路边,高大巍峨的杨树傲然屹立。几公里外,布罗达斯大房子的屋顶已经清晰可见。老太婆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望着那屋顶,望着苏珊太太农场的房舍,望着淡蓝色的林边和黑人茅屋的圆椎形屋顶,足足有好几分钟。村子里,除了几个孩子和老太婆之外,杳无一人。面前就是板栅,从前萨姆·小格林就在这里躲藏过;而她的额头也在这儿受过重伤。稍远,是约翰·塔布曼的薄板房,约翰以前是她的丈夫……这儿有多少熟悉的景物啊!今日见到,有时令人心绪怡然,有时又叫人愁肠百结。最讨人喜爱的老相识还是森林。近年来,森林已被砍伐得稀稀疏疏了,可还是像一支高举长矛的队伍巍然伫立。何况在这郁热的夏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谁也没想到摩西来到了多切斯特县——不是悄悄地走林间小道,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乘火车来了!哈丽特喜形于色。

  一阵得得的马蹄声打断了她的思绪。一位先生戴着宽边草帽,叼着雪茄,在尘埃飞扬的大路上精神抖擞地迈开马步向哈丽特走来——他是汤普森博士!

  哈丽特把捆小鸡的绳子猛地一扯,绳子啪一声断了。小鸡咯咯乱叫,疯狂地拍着翅膀,向林子里扑去。“厨娘”呀地一叫,摆着两臂,趔趔趄趄地跳着,向小鸡追去。汤普森勒住马头,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把它们按住,老婆子!”他喊道,“我出10块钱买下小鸡!快追上,快!哎,跑啦!不中用的老东西!当着上帝说,这个赌我打赢了!”

  他扬鞭而去,一股明晃晃的灰尘慢慢染白了路边的灌木林。

  汤普森确实打赌赢了:哈丽特没追上小鸡,她也没有认真去追。她跑到大树的绿阴下,就直起腰来。

  “汤普森他还健在呢,马也骑得挺不赖,”她低声嘲讽说,“碰上仍然活在这儿的人,真有趣……”她收到托马斯·加勒特的信后,就开始了这次冒险旅行。她过去曾躲在装碎石的小车里,由别人送到加勒特家里,加勒特又帮助她继续逃到了北方。

  “我已获得准确的情报,”朋友托马斯写道,“你最珍爱的一袋燕麦,人家要堆进板棚永久封存。你若对此感兴趣,可尽量设法买下,或告诉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买下。”

  这里的意思是:本·罗斯将被人家关进监狱。

  哈丽特没有延宕。把马里兰的黑人救出去,她一般都在冬天干。可她眼下面临的任务是解救年迈的双亲,而现在正是8月,这种时节霍普金斯及其爪牙常常在田间和小路上巡行。

  “这没什么关系,”哈丽特捆着包袱,心情平静地说,“越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越是好办。老爷们要搜索森林,我就干脆走大路;他们夜里不睡觉,我就光天化日地来;他们等候摩西新年光临,我8月就去。我还有五发子弹,可以防备万一。”

  说着,她把自己的小手枪藏进了怀里。

  哈丽特在森林中直等到天黑,她像幽静的月光悄然溜进黑人的村寨,敲了敲罗斯的门。回答她的是一阵咳嗽。哈丽特从没听到过老丽特咳嗽,她猛地觉得:在她离家的漫长日月,母亲可真是衰老多了。

  “谁呀?”一个羸弱无力的声音问道。

  “是我啊,海特!”

  屋里没有声音,不久,仍然是母亲的嗓音,不过似乎有些战栗,说:

  “进来吧,真没想到还能见上你。”

  海特进了屋。家中仍旧一贫如洗,简陋黑暗,头上的屋架已熏得乌黑发亮,地上满是肮脏的破布。炉灶已经熄灭,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婆坐在炉边,双脚插在炉灰里。她脸上毫无表情,目光板滞。

  哈丽特在地上坐下,把头靠在母亲膝上。她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半个钟头,老丽特无声无息地为女儿梳理头发。

  “你这脑袋值多少钱哪,海特?”

  “记不清了,”哈丽特答道,“恐怕够全村吃用好多年呢!”

  “你有孩子吗?”

  “没有。”

  “这倒好。要是有孩子,他们都要受苦受难,倒不如一个也不养。我身边也没有孩子了。”

  “爸爸呢?”

  “汤普森老爷叫他去了。他没准还能回来,没准再也回不来了……可怜的海特,你在北方过日子,一定很艰难吧?”

  “可我是自由人哪,妈妈!”

  “什么自由人?我闹不清那是怎么回事。那边待黑人还不错吧?”

  “在美国,哪儿有对黑人好的地方!”哈丽特悲痛地说。

  响起一阵脚步声,原来是老本回家了。他比母亲年纪大,不过看上去要年轻些——老本还是那掌大脚粗的样子。见到女儿,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诧,他在炉边站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这下我不能跟老爷说:我没见过你了,海特!”

  “你再也不会有什么老爷了,爸爸!你上哪儿去来?”

  “汤普森那儿。可向我问话的不是他,而是斯图尔特老爷。”

  “他打听谁来?”

  “摩西。他问我一个叫摩西的人。我说我不认识。我确实也不认识。”

  “你说得对,爸爸,”哈丽特微笑起来,“你没有撒谎。”

  “后来,他说我是暗探,要送我去坐牢。可我不是暗探哪!”

  “确实,爸爸,你不是暗探。”

  “可不是吗!汤普森博士也说,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我是暗探,不能把全县最得力的伐木工送去坐牢。斯图尔特生了气,大骂博士,博士分辩说,与其把田里的劳动力送去坐牢,倒不如斯图尔特去搜出真正的暗探来。斯图尔特老爷这才叫我滚!”

  “太好了!”哈丽特说,“不过我们得搞一匹马。”

  老本一个劲地摇着头。

  “倒是有一匹多利·梅,”他叹息一声,说,“在斯图尔特家里喂着,你知道,那是一匹老驽马。再说骑马我和你妈都不会。”

  “我能弄到缰绳,我去博士的板棚里把马拉来好了。”

  “可马倌加明隆·赖特睡在那儿。——我们都叫他墨姆。”

  “是墨姆·赖特吗?好极了!”

  “怎么?”

  “他正是我们的暗探。”

  多利·梅第二天就从牧场牵来了,藏在林子里。深夜,哈丽特从车棚里拉来一辆小篷车。墨姆·赖特发现这辆马车原来没有车板。

  “老掉牙了!海特大婶,我没料到你夏天会来,不过可以砍两块车板,前轴后轴各放上一块……”

  “前轴得用来放脚。”

  “谁放脚?”

  “我的两个老人哪,傻瓜!他们不能躺在车上抖来晃去呀!——把板子拿来。”

  “海特大婶,请原谅,把车拉进森林,可不能用人力,人家会发觉的。”

  “我马上把多利套上,率进森林。马就拴在篱笆后面,柱子上。”

  “哎,真危险!”墨姆说,“车轮没上油,月亮又照得跟大白天一样……我不能去……”

  “我自个儿去吧。”

  说完,她便走了。

  这里还可以举个例子,足以证明汤普森博士的麻木不仁:马车从板棚拉出去的时候,他从窗子里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一下子从墙上把枪取下来,但他没敢射击。自从黑人拦劫火车的事件在多切斯特县传开以后,奴隶主们每到夜里便噤若寒蝉,龟缩在家,也不敢放枪。否则,他们必将遭到森林中密集火力的回击。

  哈丽特把大车停在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然后回去接两位老人。老丽特声称,要是不让她带上家中那仅有的一个枕头,她就不走。大家只好让她带上。哈丽特拿绳索把两块木板横着捆在马车侧板上,一块捆在后轴上方,一块捆在前轴上方,一高一低,好让两位老人坐在后面一块木板上,脚踏着前面的木板。哈丽特正要用缰绳催马启程,可老本突然嚷道,要走还必须带上斧子,那是他最好使的斧子,全村也独一无二。哈丽特又跑回去把斧子取来。老本坐在他的斧子上,说他只要带上斧子,哪怕走遍天涯海角也行。大车终于出发了。

  老丽特伸出头来,遥望一眼沉睡的村寨,说:

  “我们走啦,亲爱的老地方!”

  然后,她掩着面孔,靠在老本身上,再也没作声。

  第二天早上,汤普森博士在大房子的凉台上接见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丹肯·斯图尔特,另一位是新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体格敦实,肤色黄里透红,面皮晒得黝黑,脖子粗得像牛颈,举止有点笨拙。

  “您拿定主意吧,博士!”斯图尔特说,“您走运了,贝特利是我的老熟人,他偶然从弗吉尼亚来,我马上就把他引荐给您了……您有什么条件,贝特利?”

  “条件不苛刻,”贝特利舔着肥厚的嘴唇,说,“追捕黑人,无论抓住没有,第一天付7美元;第一天没抓住,第二天您付6美元,以后,每天5美元,直至追捕结束。如果我把黑人送来了,是老头子,您得付25美元,是老婆子,您得付20美元。逃犯塔布曼,我将直接送往监狱,领取法定的奖格,这是我的权利。如何?”

  “他们已经跑了好长时间了,”汤普森垂头丧气地说,“再说那个黑鬼哈丽特……她是捉不住的……”

  “您这不害臊吗,博士?”斯图尔特插嘴道,“真是不可理解,您竟灰心丧气到如此地步!贝特利有弗吉尼亚数一数二的猎犬,遭他抓回的逃奴不下100。博士,您要不同意,我们就来打赌!对这种事,就像对体育运动一样,我饶有兴趣。我要输了,给您100块;要是我赢了,您付同样数目。而且您可以看见塔布曼怎样上绞架!”

  “啊,老爷,何必这样!”汤普森答道,“我马上付钱,一共55块,是吧?”

  “追捕中的费用在外。”贝特利站起来,提醒他说。

  贝特利先生的猎犬非常出色。霍普金斯陪着贝特利,带上一个下手,跟着猎犬穿过了整个多切斯特县,并深入到邻近各县。

  他们跑过许多意想不到的羊肠小道,有时又穿越森林中的密丛。

  霍普金斯不时打量着四周,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

  “这哈丽特真可恶,竟赶着大车走这种路!”

  “别急,”贝利特答道,“她赶着这种车是走不远的。渡过每一道河溪,车轮都会留下辙印,我的狗是嗅着牡马多利的味儿在跟踪,塔布曼这次是太自信了!”

  在这伙追踪的人前面,是两条套着绳索的猎索犬,它们本来的用处不是抓获黑人,抓获黑人要用“训练有素”的牧羊犬。贝特利有两只“半狼种”牧羊犬——“公爵”与“皇帝”。皇帝曾抓到过18名黑人,其中3人被咬死,它因此而名声远扬。公爵则要驯善一些,它有一双可以制人死命的利爪,不过它并不把人抓死,只是撕咬成残废而已。

  追捕的第二天,贝特利显然大失所望。霍普金斯推说他的家务事堆积如山,掉头回去了。哈丽特的马留下的痕迹真令人摸不着头脑,有时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搜索犬仍然漫不经心地穿过沿途所有的农场,沿着四野和森林搜个没完。

  黄昏时候,贝特利勒住了狗,拭一拭额上的汗水。

  “上帝啊,你打死我吧!”他说,“这逃亡的女犯好像在玩什么把戏,拐到另一方去了。要不,那大车怎么老不见形迹呢,爱尔?”

  爱尔是这个捕奴专家的下手,身体十分粗壮。他捋一把汗涔涔的胡须,沉思地说:

  “老板,如此狡猾的黑女人真是见所未见。我估计,大车轮子用破布缠过。她不在农场逗留,白天赶路,晚上在森林里过夜。饭食由她的手下人送去,她有不少暗探呢!”

  “不过,搜索犬一直带领着我们啊!看来它总有一点什么发现。哈丽特的东西,我给它们嗅过。”

  “嗅她以前用过的东西,管什么用,老板!”爱尔厌烦地说,“哈丽特身上的气味早变了,我们第一步就走错了棋,应该把我们的人安插到所有的桥口去。”

  “我不能负担两打懒汉的开销,”贝特利忿忿地说,“走,继续往前!”

  搜索犬把他们带入一个沼地中心,大车怎么可能从这儿走过呢?

  可这时贝特利锐利的目光发现远处有一个白点——那是大车的篷布。大车就停放在沼地对面,藏在一丛浓阴覆盖的灌木丛里。搜索犬汪汪地狂吠起来,贝特利费尽力气才把它们止住。

  “老板,小心泥坑!”爱尔警告道,“要不我们会在这儿遭到灭顶之灾,得找一条小路……”

  他话音未落,不知从高处什么地方“啪”地响起一枪,那条南方最出色的“四腿捕奴人”皇帝,还没来得及叫一声,便直挺挺地应声倒下了。第二枪又结果了公爵。贝特利和他的下手用手枪向邻近的大树射出一颗颗疯狂的子弹,但却毫无结果。

  遇到过所谓“布谷鸟式”射击的人理应知道,要在大树上或密丛中发现百发百中的枪手,简直比在草丛中找一只山雀还难,特别是那些机灵的射手,每放一枪后就悄悄地转移了位置。贝特利和爱尔时而藏在灌木丛中,时而躲在大树背后,搜寻了两个多小时,爱尔的草帽也被一颗暗弹打飞。后来,贝特利的子弹打光了。

  “见鬼!”他高声骂道,“这儿准有埋伏!只有印第安人才干得出这一手。这个塔布曼简直可以当一名杂技演员。我们绕过去,从那一边抓获大车,试试看!”

  他们绕了一圈,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当捕奴人绕过去时,那辆大车早已消失得踪影全无了。

  马车赶了三天三夜,最后驶进了托马斯·加勒特在威尔明顿的宅院。这位教友派的老信徒深为震惊。

  “整整穿过了两个州,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啊,哈丽特,我的朋友?”他问道。

  哈丽特从怀里掏出了手枪。

  “我还剩下一粒子弹。”她答道,“再说,多利·梅也不能算是驽马。不过,大车被打穿了六个孔。归根到底,问题在于他们畏惧我们……其余的事,那就是我们的暗探干的了。”

  “你打死了人吗?哈丽特?”教友派的老教徒问。

  “没有,托马斯朋友,”哈丽特答道,“幸亏我不喜欢杀人。”

  7约翰·布朗的事业与躯体

  约翰的躯体在湿土下长眠,

  约翰的灵魂指引我们战斗……

  圣凯瑟琳斯的冬季是很艰苦的,气温经常降到零下20度。加拿大的隆冬对于从南方逃来的黑人真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哈丽特在紧靠美国边境建立的黑人村,全是人们仓促修成的木头房子,还有一些人住在窑洞里。

  “这就是可怕的加拿大啊!”有一次,凛冽的西北风把比尔的妻子吹倒在地,她说道,“这儿总是寒风刺骨,不分白天黑夜,全都一样。把你吹倒在地上,连骂一骂也不行,咒骂大风有啥用!哎,天堂一般的马里兰有多好哇!唉,简,我的女儿!”

  “妈妈,宁可做自由人冻死,也不在斯图尔特家做牛做马。”简·贝利把皮帽拉下,紧紧罩住耳朵,答道。

  简·贝利的穿着显得很可笑:她头戴一顶破旧的护耳鹿皮帽,一条千疮百孔的纱披巾紧裹她苗条的身体,腿上缠一条破布。她一天的日子也过得不轻松:成天在村子里来来去去照看病人,教孩子们识字。一张脸叫风吹得皱皱巴巴,鼻子脱了一层皮,嗓子变得粗哑,笑容也消失了。她吃得很少,晚上就睡在包装蒲席上,一叠书就是枕头。她自称“女兵简·贝利”。问她的丈夫在干什么?她就回答:“在南方战斗!”有时候,她久久地站着不动,盯着扑满雪尘的黑枞树出神。

  “你冷吗,女兵简·贝利?”哈丽特拿着斧子从她身边走过时,问道,“记住,这叫做暴风雪。——怎么,当女兵好吗?”

  “啊,海特,他在那边说不准需要有人帮他洗擦脸上的血污,帮他浆洗衣衫。”

  “傻姑娘,别担心!”哈丽特柔声说道,“总有一天,你会扑到他脖子上……或者那时候,他一定会把你……”

  3月,北方叫做春天的季节来临了。森林变得郁郁葱葱,松针湿漉漉的,褐红色的树干在绿叶丛中特别耀眼。到处散发出湿木的气味,弥漫着枞树针叶的芬芳。哈丽特和同伴们正忙忙碌碌地把树枝从森林中往外运,这时,有两个人向她走来——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黑人是一位牧师,他就是纽约州的废奴主义者洛关,而那白人,哈丽特从没见过。他的身材又高又瘦,面庞又黑又长,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和浓浓的眉毛,斑白的胡须蓬蓬松松,穿一件毛皮上衣,腰间束一条皮带。

  “你好,哈丽特,”洛关说,“来,同堪萨斯州的布朗上尉认识认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布朗说,他的声音有点刺耳,像是在发号令,

  “这就是摩西将军吗?”

  “我不打算当将军,布朗先生,”哈丽特不好意思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你以后会作将军的,你要统率一支黑人军队。”

  “黑人能当什么兵!”洛关叹了口气,“我宁愿看见他们捧着《圣经》,不愿看见他们举着刀枪。”

  “要等老天爷和善良的萨姆大叔来拯救我们吗?不!牧师,我们已经懂得武器的威力!对一个现在的黑人来说,步枪才是最适宜的。上帝的旨意就是如此。”

  布朗回头对哈丽特说:

  “我有一张马里兰州的地图,您能找出上面的林中小道、沼泽地带和秘密据点吗?”

  “上尉,要是你教我学会认地图,我准能找出来。”

  “您打算亲自去马里兰吗?”洛关向布朗问道。

  “有可能。不要再去偷黑奴了,我们应该去唤醒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现在是时候了。”

  “我知道这样一支部队。”哈丽特说。

  “您是说平奇和金布斯?他们人手太少,而且,老是在森林里东奔西窜,就像野兽,又不大研究军事。我要在弗吉尼亚或北马里兰某地的山里,夺取一个堡垒。”

  “您有很多人吗,布朗上尉?”

  “在堪萨斯州,我能召集起来的沙场老将不到20人,不过,这只是一个开端。我要让南方黑人都跟着我干,我们要奠定一个黑人的共和政体。要是能把在加拿大的逃亡黑人严密地组织起来,由你率领着去……”

  “这简直是愚蠢,上尉!”洛关高声嚷道。

  布朗皱了皱眉头。

  “高举武器反对暴君,同只会在集会上淌下神圣的眼泪,我不知道谁更愚蠢!”

  “把加拿大的黑人部队开进弗吉尼亚,可是困难重重啊,”哈丽特说,“应当设法让黑人在当地搞到武器。”

  “这是谁的主意,哈丽特将军吗?我认为,只要我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黑人自个儿就会纷纷前来投靠。”

  “假如他们不来呢?”哈丽特问。

  “摩西,我告诉你,奴隶制平安无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点燃南方的火药库,叫它飞上天去,只需一根火柴就够了。”

  哈丽特摇摇头。

  “布朗上尉,”她说,“我见过南方和北方,从黑人村寨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家,这中间的路途我也走过……我们需要的不是20人、200人,必须唤起全体美国人民,唤起黑人和白人。”

  布朗用不住抽搐的指头捋着胡须。

  “您不想参加起义吗?”

  “不,布朗上尉,”哈丽特沉默了好一阵,说道,“只要你们动手,我会同你们一道干。”

  布朗蓦地握住她的手,使劲地摇晃。

  “我料想得不错,”他大声地说,“料想得不错!这是真正的男子汉的回答!在舒适的客厅里,从那些男人口中我听不到这样的回答,却在森林里从一位妇女口中听到了!我们必须建立一支黑人军队,我们必须直捣他们的心脏!”

  “谁的心脏?朋友?”洛关矜持地问。

  “那些奴隶主,那些上帝和自由的敌人!我熟悉这些家伙,我渴望投身战斗,我一定要干下去!”

  他一双眼睛明镜般闪着熠熠的光辉。阵风刮断一枝松树梢,小水珠溅了布朗一身。水滴顺着他的腮帮、顺着他斑白的胡须和毛皮外衣淌下来。

  他魁梧的身上湿淋淋的,在3月潮润的雪地上,他俨如一棵挺拔的巨树巍然屹立,晓春时节的冰雪在这棵树上慢慢消融。他这副仪容,在哈丽特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些日子,哈丽特已经开始在集会上登台演讲。对她来说,这比回到马里兰作秘密旅行要可怕得多。在马里兰的森林里,她是茕然一身,可这儿呢,大厅里挤满闹哄哄的白人,她觉得好像坐着舢舨,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簸。

  报上登着她的活动,称她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人们经常以热情洋溢的欢呼来迎接她。偶尔也有人向她掷烂番茄,躲在远处对她挥拳头,但她仍然用平静的声调介绍她在马里兰的同胞们的情况,介绍他们的生活、愿望、苦境和希求。至于她自己怎样当上地下铁路的乘务员,她谈得很简单。太太们用望远镜把她瞧来瞧去,男人们则低头不语。哈丽特在公众面前描绘了一个幽暗的深渊,这深渊他们知之不多,或者是一无所知。“黑鬼们”原来也有自己的生活、历史、传统和激情,甚至还有他们的骄傲啊!

  对哈丽特来说,这一切都是新生活的起点,在这些集会上,在群情沸腾的白人和黑人当中,她愈来愈敏锐地感到,“地下铁道”很快要停止使用了。哈丽特本能地等待着来一次横扫全美国的狂风暴雨。她渴望这风暴,又害怕这风暴,她不知道,这场风暴的名字就叫革命。

  秋天,洛关告诉她,布朗已经在北马里兰山区安营扎寨,最近两天就要展开攻势。这位可敬的废奴主义者,讲话的样子就像在述说他的至爱亲朋患了绝症一样。

  “唉,”他差不多是在呻吟,“真没法儿制止这种愚蠢的举动!布朗已经决定诉诸武力了!”

  哈丽特一下子没明白过来,吃惊地望了他一眼。

  “怎么,尊敬的洛关,你反对他这么干?”

  “动武啦!”他嚷道,“我指望上帝之手把我们从鲜血与死亡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理智的言辞,不需要大动刀兵啊!”

  他双手合在胸前,举目遥望苍穹。哈丽特微微一笑。

  “你这位有头脑的人,莫非也想到那儿去?”洛关有些愠怒了。

  “哪儿?”

  “哈普斯渡口哇。他打算在那儿夺取政府的弹药库。”

  “谢谢您!您说出了布朗的地址,”哈丽特说,“当然,我一定去。”

  杰西·巴林顿在她的客厅里招集了纽约名门望族的几位太太,品茗之余,她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夙愿——想成立“贤内助协会”。照她的意思,这个协会应当邀请美国诸权威人士的夫人,对她们丈夫复杂的社会和业务活动给予帮助支持。

  她翻开《圣经》,郑重其事地说:

  “《圣经》说得好:妻之姣好,不因其浓妆艳抹,乃视其良善与笃信教义之情操。《圣经》还说:丈夫之心信赖于汝,则聚敛资财,实为易事……”

  杰西把《圣经》紧紧贴在胸前,太太们也虔敬地低下头来。于是成立“贤内助协会”是当务之急一事,便就此决定下来,并且马上筹措到一笔款子。

  协会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发布宣言,反对妇女们对丈夫漠不关心,在集会上居心叵测、肆无忌惮地攻击正派人。一位夫人建议拟出一份名单,列上那些最恶毒的诽谤者,其中应包括女作家比彻·斯托和废奴主义者、黑人索琼纳·特鲁思。

  “我建议再加上一个名字,”杰西若有所思地说,“不过我担心这个体面的协会点出她的名字来会有伤大雅,她就是臭名昭著、专门偷运黑人的那个悍妇……”

  “噢,我准知道你说的是谁!”一个知名律师的年轻夫人叫道,“是哈丽特·塔布曼,没错吧?”

  杰西默默地点点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夫人继续说,“塔布曼,这个怙恶不悛的罪犯,还打算潜入本城。”

  “您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杰西吃了一惊。

  年轻太太满面通红。

  “不久前,我丈夫受理了一件‘死兔子’诉讼案,干这件事的匪帮您大概听说过吧?一名被告对他说……”

  “‘死兔子’又从哪儿得知这个消息的?”

  年轻太太激动起来:“哼!巴林顿太太,这些败类的消息比警察灵通多了!我丈夫能从他们身上打听到最有趣的新闻!”

  “哼……”杰西冷冷地说,“我们应当换个话题了……”

  夫人们推选出新协会的主席、秘书和会计主任。

  晚上,杰西怠倦地坐在壁炉前,柔声对丈夫说:

  “亲爱的塞西尔,今天偶然有人向我透露,说逃奴塔布曼打算秘密潜入纽约。这些逃奴在国内竟然当着警察和所有诚实人的面,大摇大摆,来来去去,实在叫人惊讶。”

  “她要到纽约来?”国会议员用丝绸屏风挡住壁炉太大的热气,“我马上把这消息通知警察局……”

  “啊,不,塞西尔,”杰西想入非非,“北方警察蠢头蠢脑,听说本城的‘死兔子’对付黑鬼真是得心应手。”

  “得啦,杰西!”巴林顿先生大吃一惊,“你在哪儿听说过‘死兔子’?”

  “‘贤内助协会’的聚会上,”杰西漫不经心地说,“其实,消息从何而来倒没多大关系,我认为若能把这些败类引上正路,他们同样是可以有益于社会的。”

  “杰西,”国会议员说,“过去我觉得你只不过是有政治头脑的女人而已,可我现在发觉你还精力充沛,办事干练。说真的,你完全可以参与国会,同我平起平坐。‘兔子’们一定能尽快为社会效力!”

  他抓起大礼帽,一溜烟出去了。

  10月,纽约上空,东北风出人意料地刮来大片大片的雪花。黄昏,贝茨下班回来时,只见布鲁克林所有的屋顶上已是白雪皑皑。主妇们啪达啪达地踏着木鞋,急匆匆地把奶牛往家赶。在杳无行人的十字路口,贝茨同街上惟一的一个行人撞了个满怀。那人头上裹着一条大围巾,直遮到耳根。原来这是拉格斯。

  “嘘!”拉格斯竖起一根手指,示意别作声,“他们在这儿!”

  “谁?”

  “‘死兔子’。”

  “你看见啦?”

  拉格斯指指湿漉漉的雪地上留下不久的脚印——他们人可不少。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死兔子’?”

  “他们都穿着城里最摩登的铁头皮靴,七个人,一个紧跟一个,朝相同的地方去了。这是他们行动的癖性。”

  “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贝茨困惑地问,“要搞围捕吗?”

  拉格斯惴惴不安地回头望了一眼。

  “哈丽特要从加拿大来了。”他不大乐意地咕哝了一句。

  “是今天吗?”

  “不清楚。我收到一封信,写着:‘货包准时经纽约发往哈普斯渡口。’她要去会布朗。”

  港口上,渡船的汽笛发出一声余音袅袅的长鸣。鸣声过后,四周重又一片寂静,贝茨感到一股冰水淌过他的背心,他打了个哆嗦。

  “我们快走,”拉格斯说,“不过别弄出响声。”

  没有多久,他们便拐入一条小巷。这儿直通黑人住宅的红174

  *砖墙。这时,忽然一声轻微悦耳的唿哨传来,拉格斯顿时呆住不动了。

  “有埋伏!”他说。

  “冲上去!”贝茨喊道,“正是他们。”

  在昏黄的夜幕中进行着一场闷无声息的斗殴,三个人正向一名小个子妇女冲撞,那妇女用手枪柄左劈右打,竭力自卫,有个人被打得扑倒在地,一头扎进雪里。

  贝茨冲向一个正在围攻的人,却被狠狠一拳打在墙上。拉格斯同另外两个人打成一团。这是一场谁也不吭声的战斗,只听见双方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

  拉格斯也被打倒了。对于保卫哈丽特·塔布曼的人来说,形势反倒有点不利了。她还在用枪柄搏斗,又一个“兔子”被她打倒。贝茨苏醒了,他打昏了第三个人。可是,战场上出现了对方的后备军——又赶来两个身强体壮的“兔子”。按他们匪帮的惯例,观察哨那边还留着一个人。

  “快开枪!”贝茨喊道。

  “不行,”哈丽特回答,“警察会来!”

  “兔子们”开始采用了强盗们在紧急时刻的增援方式:一个人拿着小刀向贝茨冲去,另一个则用码头上钩大行李包的铁棍靠近哈丽特。他向哈丽特的大腿猛击一棍,又向她的头部打去。在这一瞬间,拉格斯苏醒了,他从背后向那个“兔子”扑来。

  响亮的哨声“呜”地在远处响起。“兔子们”一溜烟便如鸟兽散了。拉格斯瘫着四肢,躺在雪地上。贝茨打掉了对手的刀子,肚子上却吃了一家伙。

  “蠢货,警察来了!”那个丢了刀子的兔子小声骂了一句,拔腿便跑,转眼工夫已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贝茨捡起一块圆石,从背后向他扔去,但没打中。

  “快走!”拉格斯说,“要是有人在这里发现了我们,就会大嚷‘黑人打了白人’!”

  哈丽特已不省人事,大伙扶起她,把她抬进屋子里。没几分钟,这场恶斗的战场上已经空无一人。“兔子们”早藏起来了。两个披着斗篷的警察走到这十字路口,莫名其妙地向四周打量了半天。

  “嗬,这鬼天气,”一个说,“10月份就这么冷!”

  “这雪地上有血迹,”另一个说,“我给长官报告多少次了,这种天气,黑灯瞎火是不能出来的。”

  他的同伙抱怨道:

  “这是黑鬼们自相残杀……有烟丝儿吗?我的全湿了。”

  西北风还在天空驱赶乌云,大雪宛若轻盈的羽毛,纷纷扬扬从高空飘落下来,一团团堆积在栅栏上,悬挂在排水管上,融化在轰然汹涌的黑压压的海水中。一艘艘小拖轮在破浪前进,烟囱和索具上也积满了皑皑白雪。

  哈丽特在纽约遭到袭击以后,被送到马萨诸塞州一个偏僻的小城新贝德弗德。她躺在一个白人废奴主义者家中,一直到初冬。12月,她能行动了。这时地下铁道情报员告诉她,塔布曼和道格拉斯现在正受到逮捕的威胁,因为他们与约翰·布朗共谋,要在哈普斯渡口武装起事。

  道格拉斯逃到加拿大去了。

  “就呆在这儿吧!”房主人对哈丽特说,“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他们不敢抓您。只是您别上街。”

  她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头狼,成天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好不容易才能劝她喝下一杯咖啡。12月,洛关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她。

  “这实在太可怕了!”他在舒适的环椅上坐下,连声说,“布朗和他那一伙夺取了弹药库和铁路桥。”

  “后来呢?”

  “果不出我所料,被打得落花流水。布朗身负重伤,无法坚守,儿子也被打死。他被围困在一座烈火熊熊的板棚里,坚持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可人家又增派了整整一个师去。你知道,人家有人、有炮,还有……”洛关挥了挥手。

  “黑人呢?”

  “唉,哈丽特,黑人没到他那里去啊!怎么会去呢?他们对起事一无所知。不过,话又说回来,据我们的情报员说,有一支援助布朗的队伍翻过了马里兰山,领头的……好像叫……克林奇……芬奇……”

  “平奇,是吧?”哈丽特兴奋地问,“是迪格比·平奇?啊,真正在战斗的就是他啊!他不会白白浪费时间去饶舌,您可知道,把萨姆·格林从火车上救出来的,正是他!”

  “不错,”洛关抱屈地说,“没浪费时间去饶舌。他大概是您那些枪不离手、喜斗好战的同乡之一吧?这个平奇没能到达哈普斯渡口。不过,他途经一座大山时打了个伏击,他的助手戴维·金布斯一枪打伤了丹肯·斯图尔特将军,丹肯正带兵去镇压起事……您怎么啦,哈丽特?”

  哈丽特紧紧抓住洛关的手:

  “真可惜,我没参战!”

  “嗯,我看这没什么可遗憾的。”洛关叹了口气,说,“当着上帝的面流血是有罪的啊!我祈求天主,帮助我的亲族用和平方式抛掉奴隶制的锁链……”

  “这个今后再说吧,可敬的洛关,”哈丽特打断他的话,“布朗现在的情况如何?”

  “如何?”洛关有些惊奇,“你还一无所知吗?啊,是的,人家没给你报纸看……三天前,布朗上尉在查尔斯顿已经被活活绞死了!”

  哈丽特走到窗前,一把抓住窗棂。

  “唉唉,哈丽特朋友,请别站在窗前,”洛关焦虑地说,“人家会发现你……”

  “您能告诉我详细情况吗?”她问。

  “详细情况吗?我知道不多:布朗身受重伤,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上法庭。在法庭上,他宣布:‘这是偿还对黑人的欠债,这决非事情的终结!’他的意思是,美利坚要为它迫害黑人的罪行负责!他的孩子一个个当着他的面惨遭杀害。”

  洛关不再说下去,深深地叹息一声。

  “以后的情况呢?”哈丽特问。

  洛关从常礼服内壁衣袋掏出一张至少叠成八折的小纸,小心翼翼地展开来,送到哈丽特面前。

  “您忘了我不认识字吗?请念念。”

  洛关把字条念了一遍:

  ‘现在,我,约翰·布朗,坚信这一点: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所犯下的罪行,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过去,我以为这无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唉唉,哈丽特,关于流血这一番话,他是在绑赴刑场的途中,坐在他自己的棺木上写下的啊!”

  “这是他的亲笔吗?”

  “不,这是我转抄来的。”

  他俩有好几分钟都没说话。忽然,哈丽特猛地抓住窗框,高呼道:

  “美利坚万岁!”

  洛关胆战心惊地望着她。

  “你这是干什么,哈丽特?”

  “诞生了约翰·布朗的美利坚,万岁!我作过的事,比起他来,微不足道!”

  “他作什么来着?”洛关含泪问道,“他已经牺牲了啊!”

  哈丽特走到他跟前,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可怜的洛关哪,”她说,“欠黑人的债必须偿还,布朗完全正确!”

  “哈丽特,你这是指……”

  “我是指战争,可敬的洛关,”哈丽特解释说,“擦干泪水吧,虽说您是仁慈的牧师,可毕竟也是男子汉哪!”


  8. 尼亚加拉


  圣凯瑟琳斯市黑人村街道上,一群黑人正议论纷纷。贝利婶婶比谁都唠叨:

  “我们还要在这儿受苦到几时啊,”她嚷道,“我们可不是加拿大人,让加拿大人自己去喝他们湖里的冰水吧!我们是从马里兰来的,我们需要的是玉米!”

  “别叨念了!贝利婶婶!”萨姆·小格林愠怒地说,“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不能无所事事地呆着,不能光是坐在海边等好天气,就让哈丽特说说她干吗把我们弄到这儿来吧!”

  “需要向你们解释什么是自由吗?”哈丽特问。

  “这我们早已听说过了,”简·贝利冷不防说道,“不过,这不是自由,这是在坐等自由。有谁会把自由奉送给我们?先知摩西吗?”

  哈丽特沉默了。

  “现在道格拉斯在哪儿呢?”简·贝利继续说,“这些从办公室来的人,从报纸编辑室来的人,现在在哪儿呢?约翰·布朗的遗体在坟墓里向我们高呼:拿起武器,前进!”

  哈丽特走到她跟前,凝视着她的面庞。简·贝利没有把头掉开,她用凝滞冷峻的目光直勾勾盯着哈丽特的眼睛。她那不久前还显得娇嫩的脸颊,现在变得粗糙多了,两块颧骨仿佛用紫石雕就。

  “简,你要干什么呢?”哈丽特问。

  “我要和丈夫一起参加战斗,如果他战死沙场,我也得洒尽热血!”

  “到马里兰去吧,他在那边深山老林里。”

  “可其余的人怎么办?”

  “谁叫你去过问别人。”

  “我是这个民族的女儿啊!”

  黑人们七嘴八舌喧哗起来。

  “她要没说对,叫我遭五雷轰顶!”萨姆·小格林说,“我们也跟别的民族一样,为什么一定要坐等白人来请?”

  “况且他们不会来请你,”简·贝利说了一句,“因为他们是白人,我们是黑人!无论以前还是今后,都不会变的。”

  “那么,约翰·布朗是黑人吗?”哈丽特问。

  “布朗上尉牺牲了。”有人说。

  “现在我们人人都是布朗!”哈丽特说,“我们黑人应该明白,在哈普斯渡口起义以后,白人和黑人已经融为一体。我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道格拉斯赞赏布朗上尉,但还有一样比布朗上尉夺取哈普斯渡口意义更大的东西——全美国的自由!”

  “你信赖这个国家吗?”简·贝利鄙薄地问。

  “信赖。”哈丽特说,“我热爱这个国家,她是我的祖国。她有一股愤怒的激情,也许很多年后,这激情将化作胜利,我的祖国将成为完全自由的国度。那时候,要是问我属于哪个民族?我就回答:‘我是美国人!’”

  “你伸长脖子盼着吧!你这个非洲的美国人!”贝利婶婶嘲讽地说。她双手往腰上一叉,转身回自己的土屋去了。

  黑人们渐渐散去。哈丽特第一次一个人孤单单地留在村子里。湖中的水波有节奏地拍着湖岸,尼亚加拉大瀑布在远处沉闷而威严地隆隆发响。远方,在那一片水流的后面,就是合众国的土地,哈丽特知道,祖国正在沸腾,人们告诉她,成百上千的黑人从种植园逃跑了。他们杀死捕奴人,爬山涉水,藏进沼地。他们在集会上殴斗,阅读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报纸。这已不是哈丽特用步枪吓着或用“自由”许诺、跟着她从林间小道和田野中逃跑的“黑鬼”了。这已不是老实巴交的黑人虔信摩西会显示奇迹的时代了。现在,她能给这些黑人讲些什么呢?莫非她这个“地下铁道”的乘务员,现在只能到北合众国的某个小城里苟且安居,仅仅去回忆过去的时光吗?

  响起一阵脚步声,原来是简·贝利来了。现在她的步态已不同以前,又重又沉。她已不再尽力做得轻手轻脚。

  “看来,你要走了?”哈丽特问。

  “海特,我求求你,”简·贝利低声说,“带我回美国去吧!”

  “去找丈夫?去给他洗衣服,装子弹?”

  “不,我想和你一道,做地下铁道的乘务员。”

  哈丽特拍拍她的肩膀。

  “姑娘,”她说,“地下铁道都快过时了。那些单枪匹马的乘务员,只好去向老夫人们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好让她们写些大智大贤的书了。”

  她在怀中掏了好一阵,拿出一张揉皱的信纸。

  “这是你的战士戴维·金布斯写给你的。”她说,“我本不想给你看,不过你读读也好。上礼拜有些好心人给我念过,我没能全记住它的内容。”

  简·贝利读道:

  “‘亲爱的海特,我们在这附近的所有种植园中制造恐怖。不过,说实话,我讨厌躲在山里。小伙子们也这么说。我们枪法很好,计谋巧妙,但白人监工依然在田野上大模大样地来去,黑人依然遭到出卖,卖往大南方。海特,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要是我们有大炮该多好哇!我们要能穿越整个大南方,直逼查尔斯顿、萨凡纳和新奥尔良,把一切打个落花流水,烧个干干净净,在种植园废墟上空,在这浸透黑人鲜血、堆满黑人尸骨的地方,高举自由的旗帜,那该多好哇!请代我向简·贝利致意,并吻她。这信托巴尔的摩一位伙伴带去。他还要带出一个‘黑人水手’……’你怎么早不给我看呢?”简·贝利问。

  “不给你看,因为信写得太可怕了,”哈丽特答道,“满是些打得落花流水呀,烧个一干二净啊。”

  简·贝利淡淡一笑。

  “原来是这样。这有什么可怕,你怕什么呢?”

  “我怕大炮哇,丫头!”哈丽特说。

  “呵——呵!摩西将军怕打仗呢!”

  “不,我不怕。我父亲讲过一个黑人的故事。他在密西西比河中捕鳄鱼,我父亲告诉他:‘也许十个州也找不出一个你这么大胆的黑人吧?’那人回答说:‘能找到的,老本大叔!因为我太怕鳄鱼了。’他接着说,‘当你怕它的时候,不难躲避它;当你胆壮的时候,也不难打死它。要是你又怕它,又想打死它,试试吧,老本大叔……我已经打死过120头鳄鱼了!’——你能猜到我的意思吗?”

  “那黑人后来怎么啦?”

  哈丽特皱起眉头:

  “叫鳄鱼给吃掉了,姑娘。”

  简·贝利沉默了一会儿。

  “要是开仗了,哈丽特,你去吗?”

  “不知道。我不是战士,打仗的事,我感到很难对付。”

  “可我要去!”简·贝利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让这场战争快快爆发吧!”

  “你会放枪吗?”哈丽特问。

  “啊,行啊!”简·贝利大声说,“瞒准,射击,进攻,系子弹带……可我们到底该干什么呢?哈丽特,你说,我们该干什么?”

  哈丽特惊诧地望望她。

  “啊,亲爱的简,你的问题可真难回答。你知道,我并不是真正的先知者摩西。我们该干什么吗?……勇往直前吧,像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流水一泻千里,涤净一切污秽,劈开通向大海的道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不识字,是大森林中的一个黑人,只会这么说;也许别人能讲得更出色些。”

  1860年秋,哈丽特跟往常一样,仍然忍受着孤独的痛苦,沿着安大略湖踽踽而行。她想起了道格拉斯和索琼纳。她竭力自我安慰,想道: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乘务员”,应当耐心干好自己的工作,等待信号。民众运动自有统帅,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办。不过,她依然感到愁肠百结。她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帮助自己”这条美国的金科玉律并非任何时候都行之有效。有些事情,单枪匹马是做不成的,怀中这支冷冰冰的小手枪,怎能同军队的大炮、警察的橡皮棒、巡逻兵的步枪和套马索相匹敌呢?……

  莫名其妙地,她突然想起了杰西·巴林顿,想起她那沙沙作响的绸裙、香水的芬芳和温柔的嗓音。

  “当然,黑人也是人。我们向来关心我们的黑人,想方设法让他们变好,但这不可能。很显然,上帝创造黑人用的是另一种材料。说真的,我非常怜悯他们;然而,我们的白人世界一旦面临遭黑人消灭的危险时,唉,我们可不能那么善良啊!奴隶制是黑人命中注定的,应该与世长存。你们想象一下,要是黑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天!”

  “不错,杰西太太,我们想象一下吧,要是让黑人为所欲为,会发生什么事情?”

  哈丽特合上眼睛,马里兰的村寨便隐隐约约浮现在眼前。她好像闻到了炊烟味、烤肉和干鱼味,闻到了黑人村的气息。一头骡子在拉犁,拉犁的是双眉紧锁的老本。这是他的土地,他满怀信心,跨着大大的步子。他偶尔俯身抓起—团泥土,湿润的沃土透过他的手指又撒落下去。不,他不需要棉花,也不种烟草出售——他播种小麦,进行田间管理,待它成熟就收割、脱粒,最后,老丽特用自种的小麦烤面包。老本还要修建一座房子,房里要装上带烟囱的火炉。傍晚,火炉里燃起“圣诞节原木”,老本就在炉边坐下,眯缝着眼睛,一只手拍着膝盖头,唱起那悠扬肃穆的歌子。孩子们也跟着他唱,他们个个都有小鞋小裤穿,就跟识字课本上画的一样。后来,大时钟响了,孩子们该睡觉了。他们一早还要去上学呢。啊,对了,这村子里还要修一所新学校,用油漆漆得雪白。简·贝利要在这儿教孩子们识字,戴维大概就是校长。他用书奖励那些优等生。过去的“地下铁道乘务员”,她哈丽特·塔布曼,在村里又做什么呢?

  她呀,要同孩子们坐在一块儿学识字……这就是让黑人“为所欲为”后会出现的情况。杰西太太,这有何罪?为什么不许这样做?

  而明天究竟如何呢?

  这一切,都决定于奔腾咆哮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后面那个国家将向何处去。

  哈丽特住步凝神细听。一阵杂乱的爆破声,隆隆地压倒了瀑布有节奏的喧嚣。一个人从通向车站的路上沿着水洼走来,一条破烂的披巾在她身上随风飘荡。这是简·贝利。

  “姑娘,出什么事了?”哈丽特问。

  “在放炮呢!”

  “放炮?”哈丽特以手扪心,又问一声。

  “嗯。新总统当选了!”

  “他是谁?”

  “伊利诺斯州的阿伯拉罕·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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