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飛南徙　野馬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這句話前面已經解釋了。但之所以要從這句開始另列一段，是因爲我反復讀下來，覺得從這句開始，到“而後乃今將圖南”，這幾句話不是《齊諧》的原文，是莊子加進去的議論。將《齊諧》文字與後面《列子·揚問》中的文字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齊諧》比較口語化，描寫細膩而生動，具有較強的民間文學色彩，而《列子》行文就比較華麗，講究修飾，顯出文人雕琢之匠心。《齊諧》這一特色，與它的書名也是符合的。但這幾句議論，寄意深遠，義引而不發，從寫作角度說，非經驗老到、具有很強的文字控制力的高手不能爲之，明顯與《齊諧》的敍述風格不一致，故而我斷定這段議論出於莊子之手。 　　反復誦讀《莊子》，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莊子也許是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自覺文體意識的第一人。前面已經提到他在鍛字煉句及規範用語方面所下的功夫，以後，我們可以看到，什麽地方借敍述人（包括作爲人物的“莊子”）之口來說，什麽地方由作者直接出面來說，莊子對此花費了大最的心思，進行了很深的研究。目的是爲了讓更多的人能夠明白、接受離於言說的“道”。現代敍事學研究的一些課題，莊子當時己予以充分的注意，並得出了一些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的成果。 　　莊子（或其後學）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總結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白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囚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寓言》）“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天下》）“寓言”、“重言”、“卮言”就是莊子總結出來的三種敍述（“言”）方式。 　　“寓言”是“藉外論之”。爲什麽要這樣做？這就像做父親的，不能給自己的子女做媒人。做媒人要向對方推薦己方，父親稱讚自己子女的優點、特長，即使是客觀公正的持平之論，對方也有保留，不如由第三者出面來說。這第三者就是“外”。莊子說，採用“寓言”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人都自以爲是，“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所以，請出來的第三者，是要對方易於接受的。這樣，才能把自己的意見傳達給對方。在具體操作上，便是不就雙方爭議的問題展開論理辨析，不作邏輯的證明指謬，而是將爭議問題先擱置起來，另外提出一件事（一個雙方都能認同的經驗事實或虛擬故事），這件事的邏輯關係（是非、因果等）簡單明瞭，且與爭議的問題相對應，這樣，對方認可了這件事表明的邏輯，也就接受了己方在爭議問題上的觀點。這種敍述方式，與印度的因明學中所說的“比量”，及西方邏輯學所說的“類比推理”有相似處。但“比量”與“類比推理”都是理性思維，而“寓言”則是形象思維。莊子總結出“寓言”這種敍述方式，也反映了中華民族擅長于形象思維的心理特徵。莊子認爲“寓言”的作用很大，“寓言十九”，就是說“寓言”的可信度有十分之九。因爲“寓言’使自己的觀點帶上了第三者的身份，易於爲對方接受。不像邏輯論辯，往往會使雙方陷於枝節瑣細的是非之爭中，結果意氣用事，越爭越對立，於事卻無補。“以寓言爲廣”，就是說莊子將“寓言”當作類似演繹推理的手段來運用，使他所要傳佈的“道”得以推廣。 　　相比之下，莊子認爲“重言”的作用不及“寓言”。“重言十七”，可信度比“寓言’少了十分之二。“重言”就是權威性意見。“是爲耆艾，年先矣。“耆艾”就是老人。《禮記·曲禮上》：“六十曰耆。”“五十曰艾，服官政。”中華民族的傳統是尊老，因爲老人有豐富的經驗。因此“耆艾”又有師傅的含義。《國語·周語上》：“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韋昭注：“耆艾，師傅也。”於是，“耆艾”的意見可以直接表達出來（“所以己言也”）而叫人信服。但莊子指出，並不是所有老人的話都是可以信服的。“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肚子裏沒什麽真才實學、只是倚老賣老，“是非先也”，就沒有什麽優勢可言。“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如果此人對後人沒什麽優勢，也就不具備什麽權威。“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老人而不具權威性，就不過是個過時的人罷了。因此，莊子認爲“重言”的作用不及“寓言”。但它畢竟還有十分之七的作用，故而莊子還是在文中經常加以引用。“以重言爲真”，引述權威性意見、前人的經驗之談，可以作爲論據，加強己“言”的真實可靠性。所以，王夫之把《齊諧》與《列子·湯問》中的描述視爲“重言”是對的，但他把“重言”理解爲重復地說（“有言此者，又有言此者，更有言此者”），則是望文生義，與莊子的原意相左的。前引王夫之的那段解釋“重言”必要性的話，可以說是歪打正著。“重言”之“重”，是“言’的分量重，而不是重復。“重言”的作用相當於因明學所說的“聖言量”。但因明學認爲“聖言量”的價值是絕對、完滿的，而莊子認爲“重言”的價值只有十分之七，由此也可見莊子的真理觀。 　　莊子認爲最可信、作用最大的是“卮言”。“卮言”就是客觀地描述、反映現象。莊子認爲，“言”之所以有局限（“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就因爲言者拘於一己的立場，對現象作出可能性（“可”）與價值性（“然”）的評價。“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但此之然可常常與彼之然可有差異，而誰都想把對方調整到己方的立場上來，這樣就引起紛爭與衝突，而這紛爭與衝突是不可能導致真理的，因爲紛爭與衝突的觀點其實都是真理的某一方面的表現。要求真理，必須先超越一己立場的局限，無成見地來客觀反映、認識、把握現象。卮是古代一種圓形的酒器。《玉篇》：“卮，酒漿器也，受四升。”《釋文》：“《字略》云：‘卮，圓酒器也。’”又引王叔之云：“夫卮器滿即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己無常主者也。”王叔之“施之於言”的這段話，引起了後人對“卮言”的誤解。《辭海》“卮言”條：“後人常用爲對自己著作的謙詞。”這是事實。如《諸子卮言》、《經學卮言》、《卮林》等。問題是莊子並沒有把“卮言”當“謙詞”，相反，他認爲其價值要超過“寓言”與“重言”，可見把“卮言”當謙詞用的人都對其意誤解了。但這種誤解還算是客氣的。辛棄疾把這種誤解挑明瞭。他的朋友鄭舜舉，在信州知州任上將其書齋取名爲“卮言”，辛棄疾即寫了一閩《幹年調》，“作此詞以嘲之”。詞曰：“卮酒向人時，和氣先傾倒。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滑稽坐上，更對鴟夷笑。寒與熱，總隨人，甘國老。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個和合道理，近日方曉。學人言語，未會十分巧。看他們，得人憐，秦吉了。”這話當然是借題發揮，極盡調侃，但也可見後人認爲“卮言”就是和稀泥、搗漿糊的言辭。《辭源》“卮言”條：“隨人意而變，缺乏主見之言”，就是這麽來的。不要有先入爲主的成見與自以爲是的定見，變成了“缺乏主見”，這實在是莫大的冤枉。要辯清這件冤案，牽涉到莊子關於“道”與“言”的整個理論系統，這要在《齊物論》的注釋中詳論。這裏只能先提一下莊子對“卮言”的評價。本來，莊子把客觀反映現象之言取名爲“卮言”，就是取卮器“滿則傾、空則仰”的特點，以喻這種言能表裏相應、如實反映的性質。“卮言”猶如因明學中的“現量”，與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一書中說的“能夠成立的語言”，“通過描述世界而代表著世界”。（引自［英］麥基編著的《思想家》）世界現象每天都在發生著變化，由此，反映世界現象的“卮言”也每天隨著變化，故而叫“卮言日出”。但“卮言”反映的只是現象，也會帶來現象的局限性，所以，先要排除這種局限性，“和以天倪”，就是消除現象層次上的是非對待。這樣做以後，就能擺脫現象的種種局限、束縛，通向本質。這就叫“以卮言爲曼衍”。《說文》：“曼，引也。”“衍，水朝宗於海也。”一個表高度的“引”，一個表廣度的“彙”，“曼衍”，就相當於西方哲學所謂的演繹與歸納。通過對現象的演繹與歸納，以達到本質真理，這是認識論中最重要的內容，是認識論的基礎部分。故而莊子對“卮言”那麽推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從敍事學角度看，“寓言”、“重言”都要另設一個敍事人，哪怕這敍事人叫“莊子”。作爲敍事人的“莊子”與作者莊子身份是有區別的。而“卮言”及其“曼衍”，則一般由作者直接出面來說，真實表示作者的認識水準與具體結論。 　　上面一段話是“重言”，本段及後面一段，則是“卮言”，因此我把這句話歸到這一段中，而解釋則只能根據需要提前了。 【天之蒼蒼，其正色那？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對這三句話，我一直存有疑問：前面兩個問句，發問者是誰？後面一句中的“其”又指的誰？ 　　《成疏》：“仰視圓穹，甚爲迢遞。碧空高遠，算數无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 　　按照他的說法，發問的是人，也就是作者，而視下的是鵬。各注家在這一點上大同小異。但這樣解又引出了個問題，前面兩個問句裏的“其”都指的天，到第三句句首的“其”卻突然換成了鵬，這照語法規則來說應該是不允許的。 　　另有一點，“天之蒼蒼”，《成疏》爲“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王夫之解爲“由野馬、塵埃、生物之息紛擾於空，故瞖天之正色，不可得察”，都認爲莊子置“蒼蒼”一辭含貶義，似乎“蒼蒼”就是大氣受了污染，這樣理解，也讓我疑惑。 　　及至弄通“野馬也”一句是承上句之“息”而來，並非像郭象所注：“此皆鵬之所馮（憑）以飛者耳。”“野馬”、“塵埃”不是鵬在飛行過程中之所見景象，“野馬”也沒有必要強作“遊氣”解，我才覺得那些疑問都豁然冰釋了。 　　上句“野馬也”是承“息”生發而來，此句天問則是由“息”引申到了“氣”。發問者即是作者。充滿著生命氣息的天空，激發了作者无窮的遐想。“天”到底是什麽？處在高空之中的狀態如何？《說文》：“蒼，艸色也。”蒼就是青色。《詩·王風·黍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毛傳》：“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經驗告訴我們，天越高越遠之處，顯得越藍，就像海水，越深處越藍。因此，“天之蒼蒼”，應該是指極目高遠處，與地平線上的遊氣、眼前飄浮的塵埃是不搭界的，所謂“蒼蒼茫昧”、“瞖天之正色”都是違背經驗的臆想，是注家強加到莊子頭上去的。“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本來完全可以按字面理解爲“天空高遠處青青的顔色，它是天的本色嗎？”我們設想一下，在秋高氣爽之日，仰望天空纖塵不染，一碧如洗，心頭是多麽舒暢。我們會覺得那純淨的青藍色是多麽可愛，多麽宜人。在這種心情下，我們問出一句幾“這藍色是天的本色嗚？”儘管問得有些天真，但這天真中正蘊含著一份美好的憧憬。莊子的天問就不天真嗎？你再看下面一句：“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這不正像一個好奇的孩子在問嗎？而可貴的正是這份天真。成、王之疏、解，把莊子的這份天真丟掉了，把莊子的天問解得像屈原的天問，好像一問天都有滿腔的鬱憤要發泄，所以“蒼蒼”變成“茫昧”、“紛擾”、“瞖天之正色”，這對天空的污染，也無意中污染了莊子的精神。 　　“其視下也”，“其”，我認爲還是“天”。爲什麽不能是“天”呢？我想了想，發覺並沒有什麽理由可以阻止“其”爲“天”。你說“天”怎麽能“視”呢？爲什麽“天”就不能擬人化，不能“視”呢？我們不是直到今天還在說“老天爺有眼”之類的話嗎？想明白了問題就這麽簡單。 　　“天”往下看，看到的也一定像是這個樣子。什麽樣子？蒼蒼一片，无窮無盡。這是將從“道”的高度視“物”的境界具象化。“亦若是則已矣。”這句話不難解，“已”作“一定”、“必然”、“肯定”解，此義項，是從“完成”、“完畢”的義項引申而來的。然而，郭象卻把“已”注爲“止”，“則止而圖南矣。”成玄英也跟著說：“鵬之圖南，止在於是矣。”關於這點，王先謙指了出來：“非謂遂止也。”陳鼓應則根據王引之、陳景元之說，認爲“則已矣”應該是“而已矣”。“而已”中的“已”，還是有與“完成”相似之義（罷了）、因此“則”解爲“而”，似乎多餘。但郭、成在後而很多“已”處，都斬釘截鐵地解爲“止”，有的地方明顯不該是“止”義，如《齊物論》中“使其自已”、“因是已”，他們都毫不猶豫地說是“止’，哪怕費許多口舌。但“已”有“成、畢”之義項。早已有之。莊子完全可能這樣使用，如《廣雅·釋詁三》：“已，成也。”《玉篇·已部》：“已，畢也。”《易·損》：“已事遍往。”孔穎達疏：“已，竟也。”《國語·齊語》：“有司已於事而竣。”韋昭注：“已，畢也。”《漢書·藝文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顔師古注：“已，畢也。”《文選·阮籍<詠懷詩>》：“凝霜被野草，歲暮亦雲已。”李善注引《蒼頡篇》曰：“已，畢也。”郭、成爲何只取“止”解，實在令人不解。 　　當然，說“天”往下看，也隱含著“鵬”往下看的意思。但必須是升到九萬里高空的鵬，其時，鵬可謂已與天渾然一體，或者說鵬變成了天的眼睛。就修辭而言，正反映了莊子善於利用漢語富於暗示的特點，來充分調動讀者的想象。用一代詞“其”，從語法上看是指“天”，從心理上說讀者必然會聯想到中天之鵬，這是以少帶多。就意境而論，以虛（天）涵實（鵬），化實爲虛，通過“鵬”的意象與“天”的意象的轉換、融彙，將境界大大地拓展，使鵬飛的“南徙”目的淡出，而“上升”的形象突出。上下左右前後都是蒼蒼正色，置身其中一無牽挂、一無沾染，乃至亡方之所在、身之所在、我之所在，這就是一種莊子理想的得道境界。鵬到了這樣的境界，於是，就成爲“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无窮”的“至人”的象徵。 　　本段幾句話都屬閑筆。像這樣宕開一層、拓展境界的閑筆，在先秦諸子散文中是絕無僅有的。莊子可以說是中國藝術散文（筆者杜撰，以別於學術散文）的開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