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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北大中兴的功臣
作者：桑逢康
统文化尤其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通儒之学”的美誉。尽管如此，在当年北大这块学术沃土上，都开出了花，结出了果。
徐志摩和钱穆仅是胡适引进人才的两个例子，以后又陆续引进了马叙伦、蒋廷黻、俞平伯、梁实秋、饶毓泰、吴大猷等一大批在人文或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很高造诣的领军人物，使得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精英荟萃。胡适和傅斯年在这方面出力尤多，所以蒋梦麟后来说过这样的话：“‘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提携后进
在聘请名师的同时，胡适也注意提携后进。
1932年，在去南京的火车上。胡适和凌某坐在一个车厢里。胡适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凌某则在主办一家属于二三流的小刊物。毕竟都是文化界人士，免不了攀谈起来。胡适无意中看到了凌某随身带的刊物上有一篇文章，题为《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与中国工业化问题》。大致翻阅了一下，指着文章的署名问凌某：“千家驹是谁的笔名?”
凌某答：“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
胡适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呀?”
凌某说：“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从大学毕业。”
胡适有些惊讶了：“一个大学生有这般水平，实在了不起。我一定要找他谈一谈。”
回到北京后，胡适就和他的得意门生吴晗谈起这件事。恰巧吴晗和千家驹两人是同乡同学又同年的莫逆之交，吴晗便介绍千家驹去拜访胡适。千家驹告诉胡适他在北大经济系读四年级，即将毕业；又说他平时给二三流的刊物写点小文章，骗点稿费。胡适是非常爱惜人才的，他问千家驹：“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千家驹有些为难地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
那时流传着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十分困难。胡适主动介绍千家驹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这是一个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胡适是中基会董事会的董事。陶孟和对他很是敬重，胡适推荐的人员他自然乐于接纳。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著名的“捣乱分子”，很有可能是CP(共产党)。陶孟和有些犹豫了，找到胡适商量这个人要还是不要。胡适的反共立场是尽人皆知的，不过在千家驹的事情上，胡适却不为政治成见所支配，他对陶孟和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
千家驹在社会调查所的工作经胡适这么一说，就铁板钉钉，定下来了。后来胡适写文章作讲演，还拿吴晗和千家驹作例子，说明一个人只要有本领，大学毕业后决不会失业。
1934年胡适又主动介绍千家驹到北大经济系担任兼课讲师。经济系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从本校毕业不过两年，资格太嫩，怕他讲课下不了台；又嫌千家驹思想“左”倾，在社会调查所建议并动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不大想要。千家驹为此给胡适写信，逐条驳斥彼等“拒绝”之理由。在胡适的坚持下，赵乃搏终于让步，让千家驹当了经济系的兼任讲师，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中国经济问题。
胡适不仅在工作上给了千家驹很大的帮助，1936年1月千家驹和杨梨音女士结婚时，胡适还是他们的证婚人。他在婚礼上风趣地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胡适和几个朋友在北平办了一个刊物《独立评论》，千家驹应胡适之约写过两篇稿子，用的是“一之”的署名。千家驹当时是左翼人士，而《独立评论》具有浓厚的右倾色彩，“誉满天下，毁满天下”的胡适又在进步青年中臭名昭著，所以千家驹不愿意用真名在上面发表文章。胡适对此很是谅解，对千家驹的署名从不干涉，对千家驹的文章也从不改动一个字。千家驹在《论胡适》一文中这么说过：“以上经过说明胡先生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谓‘恕道’。”
“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
胡适早就主张北大应注重于提高，向研究院方向发展。后来又进一步主张“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在他看来，“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在成为学校的一名主要决策者以后，他的这个设想逐步得以实行，“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成为了北大中兴的指导思想与重要目的之一。
关于北大研究院的设想，最早脱胎于当年胡适等人拟定的《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程草案》，但限于条件一直未能实现。1932年北大正式成立了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研究院下设文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个部，后改为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分别由文、理、法三个学院的院长兼任主任。研究院的成立与逐步扩大，为本科毕业的学生继续深造、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许多青年学子经过进一步深造成长为各方面的专家。
胡适本人除担任文学院院长以外，还先后在文学院六个学系中兼任过五个学系的主任，即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育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一职自然也非胡适莫属。出版、财务、图书馆乃至学生事务等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中更少不了他这位名人名教授名学者。他每天处理校务十分繁忙，除春节外很少回家用晚餐，多是在外面应酬。晚11点归家并不休息，还要钻进书房工作到凌晨两点。胡适自己说：“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尽管校务工作繁忙，但胡适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根据一项资料，1931年至1937年他在北大开设的课程主要有：
1931.9至1932.6中国哲学史(哲学系一年级基础课，每周两学时)。
1932.9至1934.6中国哲学史。
1934.9至1935.6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哲学系三四年级、研究生课)。
1935.9至1936.6中国文学史概要(国文系一年级课，每周三学时)。另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均为国文系二、三、四年级课，每周两学时)。
1936.9至1937.6汉代思想史、唐宋思想史(均为哲学系课，每周两学时)。
从以上可以看出：胡适为适应不同年级、不同程度学生的需要，既开基础课，也开专题课。谁说大师不讲基础课呢?胡适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这样做有利于学生从入学起就能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另外，胡适还经常举办讲座，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等，都受到欢迎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的专题课和讲座自然都具有浓厚的“研究”性质，目的是率先示范，使北大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得以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大在1933年至1934年度，还为全校各系一年级学生开了一门“科学概论”的新课，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胡适亲自讲“引论”和“结论”，其他专科知识则由相关的专家上课，如江泽涵等讲“数学方法论”、萨本栋等讲“物理学方法论”、曾昭抡讲“化学方法论”、丁文江讲“地质学方法论”、林可胜讲“生物与生理方法论”、汪敬熙讲“心理学方法论”、周炳琳讲“经济学方法论”、杨西孟讲“统计学方法论”、马衡讲“考古学方法论”、刘复讲“语言学方法论”、陈受颐讲“史学方法论”……这门“科学概论”几乎涵盖了文科与理科的重要方面，所谓“方法论”也者，是指向学生讲授各种学科的基础知识及通向它们的途径与方法。一年级学生不分文科理科，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养成科学眼光，有利于他们今后全面发展。这也是胡适一贯的教育思想。
20世纪30年代前一半时间，即从1931年至1936年，在北大历史上是一个“中兴”的时期。胡适回忆这一时期动情地说：“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感觉一种新的兴奋，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
胡适为北大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公认为是中兴北大的有功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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