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潘汉年打破“黑色大染缸”
作者：张 云
解放初期的上海社会受到了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当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地痞、流氓、恶霸等大批反动分子，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际，纷纷跑出来，勾结作乱，破坏社会安定。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前后这几天里，一批批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不速之客，在大街小巷许多地方，挂起了各种牌子，什么“中共华中局行政办事处”啦，“四大军区政治部联合办事处”啦，以及形形色色的“接收委员会”，还有一些持有武器的组织，如“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字纵队”等等，他们声称准备去接收银行、仓库和其他企业，甚至公然闯进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伺机闹事。不仅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派遣特务来沪，与潜伏的特务分子联系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美蒋反动派还直接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并公然对上海实行军事封锁。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面对如此尖锐而复杂的上海社会，作为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协助陈毅市长，做好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的治理工作。“接、管、清、改”，先接后管，迅速而有力地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稳定政局，把这个被喻之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
潘汉年根据陈毅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抓获了那些浑水摸鱼、公开破坏社会秩序的敌对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打击残敌的过程中，潘汉年一再强调，上海解放不久，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然后清理历史反革命。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潘汉年在政法、公安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发布后，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贯彻落实“双十指示”的精神。翌年4月，潘汉年进一步提出了在镇反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在他的倡导下，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的热潮。仅4月底的一次大逮捕中，全市就组织发动了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市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逮捕了8000余名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赫赫战果。
有效“逆用”，迅速肃反
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在国统区或沦陷区，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位置转换了，我们成了执政者，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彻底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潘汉年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事实上，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第一件事是利用所谓“逆用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系统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电台，仅国民党军统“三凶”之一、保密局头头毛人凤及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就在上海附近潜伏了10部电台。他们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上海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通过武的工作，黎明终于弃暗投明，并协助公安局一举破获了毛人凤的潜伏电台，同时被破获的还有国民党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十余部电台，逮捕了一大批特务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决定“逆用”敌人的电台，并报请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转呈中共中央情报部，获得批准。据扬帆回忆，共“逆用”了其中两部，“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逆用”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将其中一台交给扬帆，让公安局“逆用”。果然，这两部“逆用电台”对于公安机关掌握敌情、进行防范措施、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件事情，是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设立了所属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并以胡均鹤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胡的处理，潘汉年也是知道的。1949年2月间，原汪伪特工人员刘毅（徐汉光）到香港找到潘汉年，说他和胡均鹤现在都在上海“闲赋”，胡表示要为上海的解放尽一点微薄之力，有一点“军事关系”报告潘汉年，想请潘汉年介绍他们去江北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胡均鹤和刘毅都曾在潘的情报系统策反下，协助李士群为掩护当时中共重要干部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作过贡献，是属于“脚踏两只船”的人物。因胡又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相当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汉奸罪被起诉。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虽然一时无法考察他们的真实用意，但对他们准备报告“军事关系”，向人民解放军投诚的要求，却不能不表示欢迎态度，这是党的政策所许可的，为此，潘汉年答允了他们的要求，要他们直接去江北解放区找解放军联络。同时又密电中情部，由中情部通报了饶漱石，并通知了负责情报工作的扬帆，说明胡、刘去江北的目的，请他接洽。胡均鹤后来到了丹阳，表示自己愿意立功赎罪的态度，华东情报部门报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决定将胡带回上海，协助公安部的肃反工作。在这期间，胡果然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供公安部门肃反时使用。
情报委员会中除胡均鹤之外，其他情报、审讯工作和联络员，也都是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公安部门打击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稳定解放初上海的局势，对上海的镇反、肃反运动，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80余部。破获谋刺陈毅市长一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1949年10月底，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策划，派出该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潜赴大陆，准备实施暗杀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第一打击目标，为共军军事领袖陈毅”。刘全德是一个老牌的特工人员，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职业杀手。此人原是中央红军的保卫人员，1934年派往武汉执行任务时被力行社特务机关逮捕后叛变，抗战时期曾奉军统之命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计划，深得毛人凤等军统头目的赏识。不过，他从台湾飞往舟山，又从舟山乘汽船到吴淞口登陆等行动，很快被潘汉年掌握的“逆用电台”获悉。但到上海后，在茫茫人海中抓捕这个杀手谈何容易！加之刘又有丰富的特工经验，他到上海后，行动诡秘，每晚必换一住处，很难查出他的踪迹。他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市政府大楼及其他的军政要地察看地形、观察目标，伺机执行既定的暗杀计划。上海市公安局除派遣大批人员在车站、码头、旅馆、饭店及一些娱乐场所加紧搜捕外，还利用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与刘共过事的高淑云参加搜捕活动。11月2日，抵达上海已有一星期的刘全德，潜入原军统特务史晓峰家中，高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赴史家，将他稳住，借故出门报告了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很快将他捉拿归案，谋刺陈毅计划遂告破产。高淑云因此受到市公安局的表扬、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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