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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回忆：张爱萍出山，卫星上天
作者：张 胜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九年。
一
邓小平给予父亲有力的支持。
1975年5月18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嘛？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八年四弹的规划推迟了四至五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三至四年，就是说，延误了七至九年。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父亲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第一站是新疆戈壁滩上的马兰核试验基地。
当他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基地领导人张蕴玉将军拥上来，他们都落泪了。张蕴玉后来说，什么都不要问了，看到张爱萍的那根手杖，九年来经历的一切劫难，都尽在其中了。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十七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核裂变巨大的能量自地心深处爆发出来，山崩地裂！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1975年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乱讲话？我讲什么了？不就是骂了那帮小爬虫吗？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不祥之兆。
11月8日，父亲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专机已经派出，请到宝鸡机场乘机返京。
他应该是有数的，只不过不知是什么事。他还是推迟了一天，他要做最后的安排。赶到宝鸡要坐四个小时的汽车，他发着高烧。
回京的当天晚上，妈妈给他服了药，看他极度疲劳的样子，原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他早点休息。但又担心第二天中央的紧急传讯，没有一点准备也不好。于是，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最近刘冰发生的事情。他靠卧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通常他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使是坐在沙发上，腰从来都不靠椅背。下面垫两个沙发垫子，双手搭载在拐杖上，一副军人姿态。所以我们家的一圈沙发中，总有一个是没有垫子的，谁摊上就坐硬板凳。经常搞得客人莫名其妙，怎么你们家的沙发少个垫子？我们会指给他看，在主人屁股底下呢！今天他是真不行了，高烧且有些胸闷，吸了会儿氧气，他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默默地听着。他有时常这样，只听不说，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很晚很晚了，他睡下又爬起来要长途电话，断断续续地听到，好像是一切发射准备要加快，时间还要再提前。
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六个人，除父亲外，其余五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
“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
“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
二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
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做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这个宝贵的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为父亲开脱责任。1975年的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三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在空旷的戈壁上，待命起飞的长征－2号火箭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
父亲原计划是要亲临第一线指挥的，他多么希望避开这肮脏的、无聊的政治漩涡，将自己置身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和浩瀚之中啊！他是多么愿意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出来的科学家、解放军指战员在一起啊！他希望亲眼看到我们的卫星升上太空，希望和大家欢呼、拥抱、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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