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殷海光：爱情、鲜花、梦想的庄园
作者：聂华苓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我在台北的家。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当局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这个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16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砭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梗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
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事：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座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着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铺喝豆浆。
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
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
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他除了去台湾大学教课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过来，笑眯眯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
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说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有天晚上，殷海光拿来罗素画传给我们看。他正要将书递给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将书从我手里抢了过去，目不旁视，绷着脸走了出去。
现在，时候到了，气氛有了。我、母亲、一个小孩，哪懂罗素？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从书架上捧下罗素的书，还有罗素画传。画传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墙，墙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里，一幢古朴小屋，那就是罗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别墅。石板路，几片落叶、深沉的庭院中，蹲着小小的罗素和狗。草地上，罗素望着骑驴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阳光，罗素拿着烟斗，站在石阶前，望着妻子怀里的孩子。罗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静智慧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她随时要推开窗子飞出去。
你把书带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说。这本书可不是随便借人的啊——那长长一声扬起的“啊”就表示兹事体大。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来访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夏道平和刘世超有时在傍晚从和平东路散步到松江路来看他。他不一定请客入室。有的人连大门也没进，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园子里，看他将平日存下的臭罐头、酸牛奶、烂水果皮埋在花树下，一面和他谈话。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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