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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医院，延安时期最好的医院
作者：朱鸿召
1939年8月，在延河上游，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堋村旁边的一个山沟里，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建，已经开挖出上下两排四十多个窑洞，可以应急收治病人的中央医院初具规模，即将开业。可是主持其事，负责筹建工作的医生何穆博士，却在这种时刻与其夫人陈学昭博士，带着他们8岁的孩子，愤然离开了延安。其原因是他关于这座现代医院的管理理念和自由民主、科学效益的社会人生理想，与革命队伍里某些地方日渐孽生着令人窒息的落后愚昧、专制奴性习气的矛盾冲突。
何穆(1905—1990)，江苏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人，震旦大学医学科毕业，1926年留学法国，主攻肺科，获都鲁士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初，他与同在法国留学，并获得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陈学昭一起回国。经过几年奔波辗转，1938年8月，他们通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重庆办事处介绍，举家来到延安。据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工作，具体接待何穆夫妇的金城晚年回忆：“何穆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陈学昭身材瘦小，一副理想主义文人的风范。两个人热情很高，一到交际科就要求参观、访问、工作。……我对他们的到来内心感到十分喜悦。因为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很差，特别对肺结核病束手无策。这种病即便在中国大城市也是被视为绝症的，一个患者只要被确诊为‘TB’则无异于判处他极刑。如今能有何穆同志这样的肺结核病专家来，该能挽救多少党的宝贵财富，怎不值得庆幸呢?”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安排，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专业采访写作。
红军到来之前，陕北地区缺医少药，现代西方医学几乎没有。红军长征带来的一些医疗队，都开赴前线做战地医疗服务。1937年1月，中共中央随红军总指挥部从保安迁驻延安，原苏区红军医院院长兼红色医务学校校长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后，该院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医院，条件简陋。1938年冬季，延安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边区医院迁往安塞，留在延安的只有中央总卫生处及其门诊部和军队系统的军委卫生处直属卫生所。何穆没有随边区医院到安塞，而是被留住在中央组织部，为中央首长看病，偶尔也到中央卫生处或门诊部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傅连暲和何穆建议在延安组建中央医院。
两位医生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支持。1939年4月，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将主持筹建一座正规化综合医院的任务交给何穆。当时现有的筹建条件是：中央财政准备的3000元钱，以及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理事长马克维尔、汉口美国教会苏霭士女士及希金先生、史沫特莱女士等捐赠给了我们总共一百张病床半年之用的药品器械及现款20600元。何穆受命之初，寝食不安，竭尽全力，在两位工人的陪同下寻找院址，雇工布局开挖窑洞，购置医疗家具器械，忙得不亦乐乎。至于市场上买不到的消毒锅、小便壶、大便盆等诸多医疗特殊用品，他就亲自动脑筋，画图纸，然后带领工人用美孚油桶、白铁皮、木料等土法制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不断地抽调医疗和行政管理人员来充实壮大医院组织机构。这样经过四个月的紧张筹备，到同年9月就已经粗具规模，11月7日正式成立，对内称中央医院，对外又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
成立仪式很平淡，到场领导只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军委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和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这在延安是很少见的。此番平淡冷清，显示出中央医院正式开业前何穆愤然离去，引起中央领导者对医院内部矛盾激化的冷处理。
这种矛盾有人事上的纷争，更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当初，何穆从李富春那里受命之际，双方都以为何穆是医院筹建工作的全权负责人。但实际上，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还可以对医院筹建工作起领导作用。虽然傅连暲曾经长征的资力威望，以及与中央领导人的私人交往都是何穆所不可比拟的，可是何穆觉得他更有责任将医院筹建成一座正规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综合医院。而中央对于医院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规格，开始并不明确。甚至医院的名字是“中央干部医院”，还是“中央医院”，也不确定。据传是傅连暲拿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后定名为“中央医院”的。最初草创阶段，尽可以让何穆去操持，现在要开张了，傅连暲就不能不表示关心。还有人事上的调配，也是傅连暲在拍板决定着的，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与何穆通气。这些都出乎何穆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自己卷入无谓的人事纷争。
而更让其难以忍受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何穆当时享受小灶、骑马待遇，但马房里的马还有骏马与病马之分，当马夫为他套出一匹病马，别人在他身后窃窃议论。他自己也就感觉是被捉弄了。同样，到仓库里领东西，保管员看你的级别与亲疏，可以精心为你挑选最佳，也可以将被挑选过的遗弃物分发给你——只有这些存货，你不要?那可就没有啦!
供给制按照个人所处的一定行政级别进行资源分配，一方面造成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人人平等，处处公平的理想景象；另一方面又在一切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前提下，分配过程暗箱操作，上一级知道下一级情况，下一级不可以知道上一级情况，从而掩藏着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可能。而社会政治道德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取消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补偿，是直接民主的道德清洁运动，即每个供给制单位里的定期民主生活会制度。通常每周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进行道德集体清洁游戏，没有个人隐私，也毋需个人尊严，要拿得起放得下，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人，才不在乎别人是否把你当人。这样才能将个人价值消解到集体生活规则之中，变得通脱开朗起来，敢想敢干，敢作敢当，敢破敢立。
这种集体生活规则，是个无物之阵。平常闲居可能并不觉得，一旦当你要有所追求，尤其是个人事业追求时，你就能感觉到四面临敌、跌落陷阱的困境。
二
肺结核、伤寒、回归热、天花等传染疾病，都曾经先后肆虐过缺医少药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敌人的炮火与身体的疾病是夺取战士生命的两大杀手。而对疾病，最立竿见影的武器是现代医学。救活一个革命干部，比消灭一百个鬼子还重要，因为他们都是火种，革命事业正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啊!延安中央医院正在不断地从延安各学校，从晋察冀、苏北等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抽调选派医务人员，也从西安、上海、重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