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最后十年

作者:秦 文




  2005年10月12日,重庆首例艾滋病患者贾林(化名)死亡,他也是目前我国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人。1995年12月,贾林被确诊。当时,人们对艾滋病还了解很少,对此的感觉是恐惧。但是,重庆市政府对他提供了全部食宿和医疗费用,前后投入八十多万元。在贾林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他有过爱情和友谊,有过感激和煎熬,更多的是后悔和对生命的坚持。
  
  2005年10月12日,重庆。
  晚上9时,长江边一声炮响,簇簇烟花冲上高空。
  此时,沙坪坝半山腰的重庆传染病医院,值班室的信号灯亮了一盏。
  医护人员赶到时,贾林(化名)正在床上大口喘气,床头柜上一个用过多次的针管里,还残存着2毫米的液体。
  “他毒品注射过量了。”医生检查后做出判断。
  作为一个有长期吸毒史的艾滋病人,贾林不是第一次注射过量,但这一次,是致命的。
  晚9时零5分,44岁的贾林死亡。死亡证明上写:“HIV(艾滋病英文缩写)导致肝功能衰竭死亡。”两天后,重庆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他处理了后事,同时宣布,他是我国目前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人。
  1995年12月4日,贾林被确诊为重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10年间,重庆市政府为他提供了食宿及治疗的一切费用,耗资八十多万元。
  
  “狼来了”
  
  1996年3月,拥有几百万听众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在一个晚间节目中报道了贾林的病情。
  此前,重庆只在1993年发现一名经商的台湾籍人士患有艾滋病,而贾林则是第一例确认的本地艾滋病患者。
  这段名为《狼来了》的节目被保存了下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在节目中说:“艾滋病这个好像离我们生活很遥远的病魔突然问就这样敲开了重庆的大门,狼真的来了。”“那时大家对艾滋病不了解,第一个感觉就是恐惧。”时任重庆性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的邝富国说,我国1985年发现了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直到1995年,全国发现艾滋病患者的省市还很少。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政府做出了对贾林的治疗费用全包的决定。南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艾滋病防治机构,邝富国所在的重庆性病防治委员会成为具体负责单位。
  “贾林当时入院时,大家都以为是皮肤病。”邝富国说,其中也包括贾林自己。
  1995年11月底,贾林从云南同到重庆。“当时他已经走不动路了,双脚溃烂,脚底还在流黄水。”大姐贾薇还记得打开门迎接他时看到的样子。
  贾林后来告诉邝富国,当时他全身起皮疹伴瘙痒已有半年。一直以为是湿疹,在云南买了很多药膏来涂抹,可是没有效果,每到夜间就会更加瘙痒,当地又没有好点的大医院,就打算回家来看病。
  贾林回家的第二天,就被家人送去了医院。
  1995年11月28日,贾林被初诊为“疥疮,脓包疮,海洛冈成瘾”,收入重庆西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入院后第二天,医护人员突然忙碌起来,贾林的病房也来了不少穿白衣服的陌生人。随后,贾林的家人第一次听到了“HIV抗体试验阳性”这些名次。
  后来在病中,贾林曾断断续续地提到了在云南的那段生活。
  1986年他到云南之后,在中缅边境的一家私营玉石矿厂找到一份背矿石的工作。没过多久,他被老板看中,做了小工头。
  也就是在贾林当小工头期间,受别人的影响开始吸食鸡翅金。
  鸡翅金是生长在当地的一种草本植物,如果长期吸食掺有鸡翅金的烟丝,人会产生极大的依赖性。上瘾之后的贾林又学着吸食海洛因。1993年,当手头的钱越来越少时,贾林开始静脉注射,并和当地六七名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发生关系。
  “贾林的感染,应该是双重的,共用针管注射毒品和高危性行为。”邝富国说。
  救治过贾林的科研了作者初新东后来在贾林打工的地方做过调研,发现当地往往一两百名吸毒者共用一两个针管,有的时候针头都打钝了,下一个使用者就找个石头磨一磨接着打。
  
  曾经奇迹般好转
  
  在贾林被送进重庆传染病医院3个月后,他的家人接到医院的电话:“你们来见见他,送他一程,以后能不能见到都不好说了。”贾林要去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即后来的佑安医院)接受治疗。当时,那里正在进行一个防治艾滋病的临床科研项目,卫生部来电询问重庆有没有艾滋病患者愿来配合治疗。邝富国推荐了贾林。
  当时国内并没有多少治疗艾滋病的经验,而贾林的身体情况又很糟糕,很多人都担心他这次去北京是有去无回。
  “我当时看见他时,也觉得救治他的希望很渺茫,他一米七三的个头,只有70多斤,身上的皮肤还在继续溃烂。”作为佑安医院联合课题小组的代表,初新东赶赴重庆接贾林去北京接受治疗。
  为了让贾林顺利搭乘飞机,初新东跑到派出所,为他补办了身份证,又分别联系了四家工厂,制作了四套特殊的服装:第一层,塑料薄膜制作的衬衣衬裤,袖口脚腕都系上皮筋,防止皮肤溃烂的黄水渗出,第二层,防雨布制作的衣裤,隔断万一渗出的黄水,第三层,棉布衬衣衬裤,第四层,两装。
  “得保证不能让贾林身上的病菌浸染在飞机的坐垫和靠背上。”初新东说。
  临上飞机前,贾林接受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他说,感谢政府对他的救治,但是这病也不是一般的病,这一去能不能治好那是另一回事了。父母亲已经年迈,只能拜托兄弟姐妹好好照顾了。
  3月27日,贾林顺利搭上飞机,飞抵北京。那天,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张女儿一周岁时的照片,什么也没有带。
  在北京佑安医院,贾林和其他5名艾滋病患者,成为我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科研小组的临床试验者。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全部采用中药制剂,贾林奇迹般的好转了。
  3个月后,当红光满面的贾林再次返回重庆,开门的母亲吓了一跳,“以为看见了鬼。”1996年6月下旬,重庆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贾林的救治情况,当时的一份文件中说,贾林在京治疗期间,思想情绪稳定,全身皮肤损害消失,体重增加6.5公斤,体内艾滋病检测指标消失,HIV抗体转阴。
  贾林后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初新东说:“我离开重庆时,还以为你们就跟以前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我自生自灭了。没想到国家是真的在救我。”这一年,重庆发现了第二例艾滋病人,他和贾林一样得到了食宿和医疗全免的待遇。再后来,更多的艾滋病患者被发现,政府开始无力承担。直到2005年8月,重庆市在辖区内执行四免一关怀政策,22名感染者和病人在家接受免费药品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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