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一个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大发现
作者：何虎生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郑振铎躲在“孤岛”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抢救收购珍贵图书文献。
郑振铎平生爱书，可谓无出其右者。但他并不是像古董收藏家那样的藏书家，不是为藏书而藏书，而主要是因为自己研究的直接或间接的需要而购书。20多年来，他节衣缩食，搜购过大量的古书和新书。
在郑振铎着意搜购的书籍中，中国古代戏曲书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他尤其关注元代的杂剧。元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光辉的一页。当时，出现了像关汉卿、王实甫这样的世界级戏剧大师。然而，几百年的改朝换代，兵火战乱，风风雨雨，留存下来的元剧作品已很少了。长期以来，人们研究元代杂剧的，主要依赖明代臧晋叔所编《元曲选》中保存的100种剧本(而且其中至少有6种是明人的作品)，这几乎就是唯一的宝库了。其他的书，只能作一些零星的补充。最大的一次发现，是清末民初罗振玉获得了黄荛圃旧藏《元刻古今杂剧》共30种，予以刊行，这才又补充了臧氏选本和其他书中所无的17种元剧。值得注意的是，黄氏在原书上写了“乙编”二字。于是，王国维便推测：既有乙编，必有甲编，甚至还可能有丙编、丁编等等。
自那以后，多少元剧爱好者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发现这个未知的宝藏。郑振铎也一样。虽然，郑振铎知道黄氏藏书以宋元版分甲乙，甲为宋版，乙为元版；“乙编”可能是元版之意，那就未必还有“甲编”等等了。但是，他坚信一代元剧决不会仅仅只留存这百来种，完全可能有新的发现。因为，郑振铎在很多书中都发现过有关元剧的线索，特别是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目》，记载了大量元明杂剧的名目。
1929年10月，即郑振铎从国外避难游学返回上海的第二年。有一次，他偶从《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常熟藏书家丁祖荫的一篇《黄荛圃题跋续记》，发现文中引用了黄氏一则《古今杂剧跋》，透露了《古今杂剧》共有66册(原注：今缺二册)。丁氏还说，曾借得此书一阅，内包含元明杂剧共240来种云云。郑振铎读此消息，激动不已，连忙写信给在北平的朋友，追查此书的下落；同时，又拜托与丁氏相识的友人去直接问丁氏。但丁氏只说已归还原主——常熟旧山楼赵氏了。丁氏文章中本来也是这样写的：“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他又问赵氏后人，问常熟当地人，再问丁氏，回答都是一个“不知”。而不久，丁氏又死了，线索便全断了。郑振铎的心提了起来，这部珍贵的元杂剧是否已经被毁!因为他听说1924年军阀混战的时候，在常熟旧山楼驻过军，士兵们曾随便把藏书楼里的古书拿来当柴烧。
但郑振铎还不灰心。他想，它们可能秘存在某位藏书家的手里。他遇见有关的人必问此事，每遇人谈及元剧，必提到此书。他虽然早已编好了一部《元明杂剧辑逸》，并于1931年4月29日写好了书稿的《例言》。但他在《例言》中仍念念不忘这部《古今杂剧》，说：“果此巨藏，犹在人间，则斯书之辑，未名多事。故悬奢望，以俟此藏。此藏若出，斯书即以覆瓿可也。”正因此愿耿耿于怀，所以引书终于没有拿去出版，而此篇《例言》也从未发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本奇书似乎也在四处寻找它应有的主人了。在“孤岛”初期，1938年5月的一天晚上，中国书店老板陈乃乾打来的一个电话，差一点使他惊喜得摔坏了眼镜。当时他拜托过上海几乎所有的旧书商人：凡有好书，一定先告诉他，千万不可卖给外国人与汉奸!陈乃乾来电话告诉他：“听来青阁老板说，苏州某书贾发现了三十几册元明杂剧，其中有刻本，有钞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名家杂剧选》，还有宋体字的，不知为何人所刻。而更重要的，那钞本大多有清常道人——赵琦美的题跋!”
郑振铎的心怦然而动。莫非这就是“也是园”的旧藏!而陈乃乾又大声地加了一句： “据说，书是从丁家散出的!”这更证实了：那就是他盼望了近十年的书!看来，丁氏所谓“匆匆归赵”，所谓“云烟一过，今不知道落何所”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于是，他急忙郑重拜托陈乃乾：“一定设法替我买下!万不能让别人弄去，更绝不能流出国外!”他又进一步叮嘱：“恐怕还会有三十来册出现!注意：一共应该有64册!”
郑振铎虽说一口应承说要买书，可他这时其实囊中羞涩，根本买不起。他连夜写信把这件事告诉给正在香港的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和教育部干事当时在汉口的原暨南大学同事，词曲专家卢冀野。
此后郑振铎四处奔波筹款，并终于得到了教育部和陈立夫的支持，在奸商将书价从“3000元”猛提至“1万元”的情况下，几经曲折，终于以9000元成交。
这部书不是一部普通的戏曲集。64册书中包含242种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而这100多种孤本中，元人所作就有29种。诗人徐迟后来用十分生动的语句指出：“你能想象吗?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仅仅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签名，全欧洲为之骚动。如果发现的是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你想，又将如何?试想文艺复兴距今不过三四百年。我们的元代，至今却有六七百年之久。”
郑振铎自己，在当时便指出这一抢救工作的意义：
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一发现，在近50年来，其重要性，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
时隔十年，郑振铎又一次指出：
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发现。
郑振铎当时对此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定名为《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并奋力撰写了一篇3万余言长跋。而且，还作了一番整理与挑选，与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委托该馆排印出版了其中的精华部分。这就是线装32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直到1958年，他在主编“古本戏曲丛刊”时，还将这部“奇书”中的许多原抄本影印了进去，并在逝世前两天撰写了序言，成为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真是与这部书结下不解之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