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生动现象。
但这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一方面，有些干部和群众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更为危险的是党内极少数人不但不与这股自由化思潮进行斗争，反而间接直接地予以某种支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破坏全国人民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严重的后果。
有鉴于此，邓小平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共中央认为，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准备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建国以后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
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协助邓小平主持这项工作，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拟定的《决议》提纲，他感到提纲铺得太宽了。他认为提纲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然后，邓小平讲了提纲的中心意思--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参加提纲起草工作汇报的中央负责人逐字记下了邓小平的这三条要求，领会着三条要求的深刻含义。接着，邓小平又谈起了一些历史问题：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过了十来天，邓小平又针对提纲的修改，讲了建国以来的几个历史问题--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摘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决议》提纲起草小组遵照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修改提纲。不觉已到了夏末。
这天，邓小平正在伏案工作，秘书进来报告，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要求采访，问邓小平是否愿意接见。邓小平想了想，断然说："见！
我来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邓小平为什么说这番话呢？原来法拉奇并非一般记者，而是遍访全球的一个名记者，她向以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而著称。她提问尖锐，风格泼辣，哪壶不开专提哪壶，世界各国著名政界领袖差不多都领教过她的厉害。基辛格是何等样厉害人物，也被法拉奇逼得吐露内心的秘密，最后慨叹："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所以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把接受法拉奇采访当作是一场考试。
1980年夏，世界各国都注视着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风云人物在中国，她要到中国采访邓小平。
邓小平对形势和任务作了认真的分析后，满怀信心地准备着迎接西方女记者的"考试"。
8月21日，法拉奇乘坐一辆高级轿车来到中南海邓小平的办公室。这位女记者果然厉害，她坐下后不讲一点客套，一下子就提出来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回答是明快而肯定的："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们永远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毫不客气，马上提出来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知道她的意思，他一点也不含糊地明确解释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直率明快的谈话很满意，邓小平也想继续借她的笔去向世界宣传党的路线，谈话继续下去。这次法拉奇直接向邓小平防线的薄弱处进击："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按中国人的理解，法拉奇的这个提问近乎揭短了，但邓小平没有在意，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以为邓小平放松了戒备，来了个突然袭击，把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邓小平面前："在中国，有那么一个人，从来没有被打倒过……"邓小平知道她说的是周恩来，他动情地说："周恩来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亏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又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采访结束了，法拉奇很满意，邓小平的敏锐、坦率、机智使她佩服。她要问的问题，邓小平都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里没有个人的恩怨，没有推脱责任，有的只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历史的成熟的考虑和对未来的构思。
法拉奇的采访记很快在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又被世界报纸转载，也被中国印出来，成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决议》讨论稿写出来了。1980年10月，讨论稿交党内四千人讨论，以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修改。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在《决议》讨论稿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许多人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以来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要求调整他的职务。华国锋也要求辞去中央主席的职务。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他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此之前的1980年8月至9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已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任命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决议》指出，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这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正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立即为彭德怀和陶铸举行了追悼大会。这天，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显得分外肃穆，礼兵在两人的遗像两旁站着，两个骨灰盒也都恢复了死难者的真实姓名："彭德怀"、"陶铸"。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陈云分别致悼词。邓小平走进礼堂，望着悬挂在墙上的巨幅遗像，顿时百感交集，为创建共和国而一起渡过的战斗岁月一幕幕掠过他的脑海。他心里轻轻地说："战友啊，你们的奋斗汇入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洪流。现在，党同他们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你们就安静地休息吧。
开罢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邓小平又开始为平反刘少奇的冤案而奋斗。这件工作难度更大，但由于符合党心人心，进展也很快。1978年12月底，邓小平首先下令把王光美从监狱释放出来，恢复工作。1979年春节，邓小平又批准王光美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渡过13年冤狱生活的王光美出现在人群中时，大会堂里轰动了，人们争着过来和她握手问候。人们钦佩她，在极端恐怖和残忍的迫害中，她始终保持着对国家主席和丈夫的忠诚，没有一丝的动摇。可以说，在经过这场大动乱后，人们才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典型的东方女性的美德。
但是他呢？他来了！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对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后，他来了。
一只骨灰盒，上面覆盖着党旗，正面镶着刘少奇的照片，写着刘少奇的名字，当中央专门派到河南开封运载刘少奇骨灰盒的专机在北京的机场降落后，在哀乐声中，王光美慢慢地迎上前去，从专使的怀里双手捧住骨灰盒，把脸颊紧紧地贴在骨灰盒上，胜利而感伤的泪珠滚落下来，洒在停机坪上。她就这样站在那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整个的心思完全沉浸在对丈夫的追念和哀悼中。她用心轻轻地呼喊着：少奇，你没有白死，你的殉难已经唤醒了人们对法制与民主的呼喊。我们胜利了，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在此前后，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党和政府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在1978年4月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截至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三百多万名干部的问题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党还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把消积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从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成分一律定为社员。从1979年1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从1979年11月起，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开始恢复了劳动者的身分，原工商业者的成分也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
这方面的调整还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支持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等等。在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也依次展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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