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回 王恩茂礼送叛国将 赵紫阳妥息逃港风
  




  话说聂荣臻从扬声器里听到前线指挥员报告导弹发射失败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责备研究人员,而是怎样鼓起大家的劲来。正在考虑的时候,

  秘书又进来报告,钱学森来了。聂荣臻赶紧迎出去,钱学森正好从汽车里钻出来,聂荣臻一把拉住他,看来看去,心疼地说:"学森同志,你瘦多了,头发也掉得厉害,要注意身体啊。"钱学森叹口气说:"聂总,地地导弹发射失败,我要负主要责任,我要向你检讨,请求处分。"聂荣臻说:"是的,这次导弹发射是该有人承担责任,但这人不是你。"钱学森问:"那该是谁?我是导弹研究院技术院长嘛,我该负责嘛。"聂荣臻笑着摇摇头:"不对,你不能负这个责任,该负责任的是科学研究的规律。学森同志,你想想,哪一项科学研究不是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我看这次导弹发射成绩很大。我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造出了导弹,把它打出去了,这难道不是胜利。来来来,今天晋察冀老乡给我送来点野味,咱们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导弹发射干一杯!”

  钱学森听了聂荣臻的这席话,心里不禁慨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聂总也。他回去以后,领导科研人员日夜攻关,很快找出了导弹的毛病,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接着,地空导弹、军舰空导弹接连发射成功,装备部队。地空导弹营接连击落窜扰大陆的台湾美制U-2高空侦察机。聂总报请中央批准,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以表彰他的突出贡献。

  说话间就到了1962年1月,这时国内困难更加严重,内地逃荒的人群东流西走,边界上骚动不安。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立即召开全国四级干部会,检讨错误,总结教训。中央常委会开会决定,四干会的主报告先是由邓小平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中央并责成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会议。

  此年,也就是1962年1月1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重要工矿企业负责人,部队高级指挥员共七千多人,是有党以来空前规模的一次会议,以后通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邓刘主持起草的大会的主报告的草稿。这篇报告写出来后,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交给大会讨论修改。经过七千人反复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定稿,名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下发给七千余与会者。

  报告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报告虽然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但着重点却分析研究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教训。报告指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为:一、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二、在人民公社工作中,大刮"共产"风,大搞平均主义,瞎指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大量增加城市人口,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强调指出,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机关。

  l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进行了解释,回答了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经过五年、十年再来总结经验;现在不能套用缺点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那种说法,从全国看,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讲着讲着,刘少奇扯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许多是符合事实的,反右倾斗争搞过头了,扩大化了。为什么右派都让说话,而不让彭德怀同志讲话呢--”

  刘少奇又说:"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在于他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一个军事俱乐部,他们的反党活动和外国的颠覆活动有联系,是里通外国。”

  林彪在座位上不动声色,悄悄地观察着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的反应,一个主意悄悄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要经过一些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接下来,毛泽东又讲了一大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大道理,代表们对主席的自我批评非常感动,要学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要付出学费的,现在学费付出了,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可妥善地进行革命和建设了。

  接下来,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指出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把党的领导权集中于一个人,反对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困难,总结了计划上高估产,高指标,缺口大,基建战线过长,不切实际、过多过急地大办大搞等教训,提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八条办法。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作了自我批评。

  以后,陈云、朱德都在会议上讲了话。对于他们讲话的内容,毛泽东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毫无疑问,这些讲话使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受到损害。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发言,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提醒人们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推翻我们。

  林彪明显地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刘、邓等人讲话的不满,同时他也从毛泽东的讲话里领会了毛泽东的真正想法,1958年的根本设想是对的,只是缺乏一套具体合适的政策和办法。这固然是由于缺乏经验,还没有付出学费,同时也是由于下面的干部胡吹胡说,欺骗了中央。想到这时,林彪明白了,又一次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投资的机会到了。他看看其他人说得差不多了,便在大会上说起来:"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经济困难的发生,不是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实际,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去做,那么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困难,就不会走这么大的弯路。”

  毛泽东望了林彪一眼,一种欣慰之感油然而生,林彪要讲的正是自己想讲而不好讲的话。

  林彪知道自己的讲话引起了预期的效果,又接着讲下去:"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与会代表大部分都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许多人联想起历史,不由得对林彪的话产生了共鸣。可不是吗?是谁第一个走上井冈山,开展红军运动的?是谁,率领我们反围剿,打败白匪百万兵?是谁,在延安运筹幄帷,把握时机,把人民军队发展到近二百万?是谁,指挥解放军以少胜多,仅用三年时间,消灭蒋军八百万,夺取全国政权?又是谁,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将一个混乱落后的旧中国治理得秩序井然,百业兴旺?不都是毛主席吗?所以林彪的讲话赢得了会场上猛烈的掌声。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心里对林彪充满了感激,当自己处在困境时,不是刘少奇,也不是周恩来,也不是邓小平、朱德、陈云,不是他们,而正是林彪,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决地维护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八大前,自己提名林彪当党中央副主席,真是太对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各种经济政策都一一落实。在党的领导下,全中国人民都在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而行动起来了。

  此年,也就是1962年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地调整国民经济:一、从1961年到1963年6月,精简职工两千万,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精简的职工和减下来的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既减轻了城市供应的压力,又为农村输送了近一千万劳动力;二、停建缓建基本建设项目,1962年施工项目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基建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三、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尽快解决吃饭问题;四、缩短工业战线,对一些效益不好或目前非必要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降低工业生产指标。1962年比1959年减少企业数38%,钢由1866万吨降为667万吨。对石油、原煤、支农产品则予以加强。

  七千人大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加快了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的甄别平反工作,到1962年8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大部分都在1962年被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摘了帽子的人的政治处境和工作待遇稍有改善。

  这些调整措施的每一项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以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人为例,二千六百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么多的人口一下子要从城市下到农村,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其困难和复杂可想而知!由于党的崇高威信,这么一件大规模的下放城镇人口的工作在两年内迅速地完成了,基本上没出什么乱子。

  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经济困难迈过沟底,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开始逐渐得到克服。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途径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快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出发,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为此拼命奋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大跃进期间完成的一些好的农田水利工程以后发挥了好的作用,兴办工业企业也为一些落后地区发展工业播下了种子,如此等等,都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全党缺乏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加快迅速完成,又使一些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1956年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急躁冒进的意见还能给予尊重、或是容忍妥协,经过反右派斗争和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家长制、一言堂作风在党内盛行,终于导致"大跃进"的灾难。这个问题不解决,还将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尽管实行了这些重大的调整,但粮食不会在一天之内长出来,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沟底的1962年的春天,是最难熬的一个春天,许多省份,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住在边境上的人,则开始往境外逃去。

  首先是中苏边境上出了问题。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1年10月,周恩来应邀出席苏共22大,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带头攻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为中苏分歧说了公道话的阿尔巴尼亚党,周恩来当即站起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不待会议开完,周恩来果断地离开会场,提前回国,以表示对苏共错误作法的抗议。毛泽东破天荒地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刘少奇、朱德也都陪同毛泽东迎接周恩来归国。自此以后,苏联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1962年春,他们乘中国春荒严重之机,指示苏联驻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领事馆和伊宁市领事馆,秘密利用各种关系,煽动居民外逃。

  1962年4月初,乌鲁木齐街道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但天气依旧寒冷,白天融化的雪水在夜间又冻成了冰。就在这样的一天,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泰耶夫少将和伊犁军区司令马尔国夫少将坐着吉普车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他们在草原上钻蒙古包,进帐篷,鼓动人们到苏侨协会领苏侨证。这两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都是俄罗斯族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疆的伊犁、阿勒泰、塔城三个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民族军,祖龙泰耶夫、马尔国夫也参加了民族军。新疆解放以后,民族军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祖龙泰耶夫、马尔国夫被授予少将军衔,委以军事领导重任。

  1962年时,春荒严重,新疆也不例外,苏联克格勃乘机煽动边民外逃,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在克格勃的引诱下,决心叛国。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欺骗边民,许多苏联克格勃分子也利用各种关系在边民中进行渗透,一个巨大的阴谋逐渐酝酿成熟。

  4月22日凌晨,新疆伊宁市附近的霍尔果斯口岸静悄悄。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来,经过霍尔果斯口岸大桥往来的中苏公共汽车已明显减少。

  哨兵端着枪,警惕地守卫在口岸上,最近苏方境内车辆调动频繁,似有非常行动,得加倍警惕。

  忽然,从晨雾中涌来数十名拖儿带小的边民,要求去苏联。战士查验证件时,他们拿出了崭新的苏侨证。战士奇怪,怎么一下子冒出来了这么多的苏侨。正犹豫间,成百上千的人举着崭新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国!""我们要去苏联!"乱纷纷地向口岸涌来。

  与此同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政治文化中心伊宁市也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级别高于一般的专、州,该州下辖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所以伊宁市的重要党政军机关有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州政府,伊犁专区党委、专署,伊犁军分区。这几个单位都位于伊宁市的主要大街斯大林大街上,彼此相距很近。

  4月22日上午,在大批边民涌向霍尔果斯口岸的时候,斯大林大街上出现了一伙一伙的人群,这些人手持棍棒,一边在街上行进一边大呼:打死汉人,打死汉人;不仅许多在街上行走的汉族人突遭毒打,就连许多维吾尔族干部也挨了打。这些人在街上行凶后,便都向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委冲去,站岗的警卫未及阻拦,就被他们用棍棒打倒了。发狂的人群如洪水般冲进了州委大院,几千人把州委大楼包围得严严实实,他们举着双筒猎枪朝大楼的窗户开火,州委大楼上一片玻璃破碎的声音。

  忽然,一辆办事外出归来的吉普车被闹事的人群发现了,他们包围了吉普车,把车于掀翻在地。有人用汉话喊着:"烧车,快烧他娘的!"有人立即砸烂车上的油箱,点着了汽油,吉普车熊熊地燃烧起来。车里的干部无法爬出来,眼看就要葬身火海,警卫部队冲上去,从车里把他们拉出来,撤进了大楼。闹事的人没有想到解放军战士这么勇敢,再加上群龙无首,一时被解放军战士的勇气震慑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警卫部队撤进大楼。

  忽然,有人喊着:"快去攻大楼啊!"人们被提醒了,"嗷"地大叫一声,冲向州委这座土黄色的四层大楼。州委干部从一楼撤出,用杂物堵塞了楼梯,坚守在二楼上,闹事者冲了几次没有冲上去。州党委常委在三楼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闹事者早已越过了闹事的界限,践踏法律,赤裸裸地用武力攻击州委机关,破坏公物,打死打伤干部群众,抢走档案,决不能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让步,坚决实行武装自卫。于是,州委集中了楼上仅有的几支枪,开枪还击。闹事者一看楼上开枪了。吓得往后退去,不一会儿,人群退出了州委大院。

  闹事者一看攻占州委大院的企图没有得逞,转而攻击相邻的伊犁地区专署。正在伊犁检查工作的新疆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少将闻讯赶来。曹达诺夫也曾是三区革命民族军的将领,他赶到专署,只见院子外挤满了人,便走到院子里的高土堆上,劝道:"冲击国家工作机关是违法的,大家不要上了坏人的当,赶快回去。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千万不要闹事。"这些闹事者指着曹达诺夫大骂,推倒木栅栏,向院子冲进来。曹达诺夫只好和专署干部退到了大楼里,曹达诺夫拨通伊犁军分区的电话,命令警卫连立即赶到专署。警卫连赶来后,在大楼前持枪站成一排,警卫连长用粉笔在院子里划了一道线,向闹事者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谁越过这道白线,我就开枪!”

  有人畏惧了,悄悄地往后退去。这时有人煽动道:"解放军不会向群众开枪,他不敢开枪,冲啊!"一些闹事者心想,是啊,只见过解放军一年不断地为群众做好事,哪见过解放军向群众开枪。一些聪明点的人知道,解放军对人民群众那是真好,嘘寒问暖,挑水扫地,见了姑娘躲着走。可解放军打起坏蛋来也是厉害得很呐。乌斯满叛乱,解放军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收拾了。这些人眼看闹事过了头,成了武装暴乱,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们还是向院外溜去。为首者一看事情不妙,便领头冲了过来。连长举起手枪,朝天鸣枪警告,闹事者愣了一下,又不顾死活地冲过来。连长大声下令:"打!"战士们一齐举枪朝地上射击,闹事者吓得哭爹喊娘地朝院外跑去。

  曹达诺夫见围攻者逃散,走出楼来向警卫战士们致谢慰问,他立即要通新疆军区的电话,向军区报告了伊宁市的暴乱始末。这时原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上将已调中央工作,他的老战友、南疆军区司令王恩茂中将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中共中央任命王恩茂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到曹达诺夫的报告后,大吃一惊,刚放下电话,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这些中苏边境线上的专州都打来紧急电话和电报,报告本地党政军机关都遭到闹事人群的冲击和包围。王恩茂心情沉重地放下电话,立即召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军区其他负责人会商对策。中印边境形势紧张,新疆主力部队已调往喀什待命,这些部队不能调动。兵团和地方部队都有重要的维护本地治安的重要任务。考虑再三,决定抽调上述闹事地区的兵团值班部队协助本专州驻军恢复治安,劝阻边民不要外逃。决策定下来以后,王恩茂立即把有关暴乱情况和决策报告国务院,同时下令各专州立即提高警惕,防止事态扩大。

  就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研究对策时,霍尔果斯口岸已乱成一团,越境者又跑回来向人们鼓吹:苏联边境上都搭好了帐篷,盖起了房,想住多大就住多大;面包香肠,牛奶苹果摆满了房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边民们听了,兴高采烈地赶着牛羊,从桥上挤过去。阿尔勒、塔城、博尔塔拉几个重要的口岸上,越境的人群也挤成一团。苏联境内,摆着许多兵车,广播车为入境者打气。夜晚,苏联边境上的探照灯一齐打开,为越境者照亮。整整三天三夜,外逃的边民们撕碎口岸上中国国旗,打倒哨兵,夺走枪支,推开劝阻者络绎不绝地越过边境,进入苏联。

  周恩来接到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电报后,连忙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刚睡下,周恩来果断地要求卫士立即叫醒主席,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报告。毛泽东被叫醒后,知道发生了非常之事,立即让卫士打电话请总理过来。周恩来走进菊香书屋,把王恩茂的电报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吃惊地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的公安机关怎么事先一点都没有察觉?"周恩来建议说:"新疆军区的两位少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已写了报告,要求去苏联,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劝说一下?"赛福鼎也曾是三区革命民族军领导人,被授以中将军衔,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毛泽东摇摇头:"算啦,人去不中留,我就不信苏联是天堂。他们要走,礼送出境。金龟子可能还想对我们落井下石,可以从青海、甘肃、内蒙调一些骑兵部队到新疆去,让王恩茂在乌鲁木齐市组织盛大入城式,要像欢迎志愿军回国一样欢迎这些部队进疆。"周恩来赞同地说:"主席这个指示很重要,我马上去落实。”

  王恩茂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军区召开欢送祖龙泰耶夫、马尔国夫及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会议,会议结束后,军区即把他们和家属送上汽车,礼送出境。出走者在离开乌鲁木齐城时,不少人都睁大眼睛向这座美丽的边城行注目礼,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沉重地压上心头。

  于此同时,新疆军区加强了边界口岸的管理警备工作。要走的,一律礼送出境,但必须办理离国手续。从4月22日以后,陆续前往苏联的人共有6万7千人之多。

  从青海、甘肃、内蒙等地调来的大批骑兵部队飞快地乘火车抵达乌鲁木齐市。5月中旬,乌鲁木齐市主要大街上搭起了彩门,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欢迎骑兵部队进驻新疆。骑兵部队的指战员们背着冲锋枪,举着雪亮的马刀,接受新疆人民的检阅。大批骑兵部队的到来,震慑了一些企图继续制造事件的反动分子,使他们不敢妄动。王震率部进驻新疆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眼见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对共产党、解放军充满了感激之情。王震走后,王恩茂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继续按照老首长王震的苦干精神建设新疆,特别注重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短短几年间,全疆就吸收、提拔了近十万少数民族干部。有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进入了县、地区、自治区的领导机关,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一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经常教育自己的亲友,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虽然暂时经济出现困难,但他们深信共产党会很快领导人民克服困难。伊塔事件发生后,全疆局势仍然稳定如常。再加上新疆的浮夸风、共产风原来就不甚厉害,损失也小,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七千人大会精神,全疆经济形势很快好了起来。

  周恩来则协助毛泽东处理完了伊塔事件,紧接着又接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电报,报告称:5月以来,广东大批群众听信了逃到香港、香港可以收留、有活干有饭吃的传言,为饥饿驱赶,大批逃往香港。每天从广州至深圳的道路上,携妇将雏,挑担推车逃往香港的人络绎不绝。每天冲过边防线的人数竟达数千人。最多时,一天有6千人冲过边防线,逃到香港,企图找一个有饭吃的地方。但是港英当局坚决拒绝接收这些非法入境者,逃过去的人大部分又被遣送回来。广东农民和市民人心惶惶,港英当局连连提出抗议,国际舆论也对此大哗。

  周恩来立即把广东大规模的逃港事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中央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解决这个事件。周恩来当即指示陶铸,把平息逃港风要作为广东的头等大事来抓。陶铸接到中央指示后,责成主管农业的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来处理这个事件。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出身于滑县一殷实农民家中,13岁时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聂真等人领导的滑县暴动,时为1932年。抗战军兴,赵紫阳转入共产党,在党校学习一年后,返回滑县任中共县委书记,在陈再道将军指挥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从这时起,他一直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不久又任中共冀晋豫区第三地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军南下,担任地方工作团团长,率千余地方干部随刘邓大军展开战略反攻,进军大别山区。刘邓任命赵紫阳为新建的桐柏区党委书记刘志坚的副手、担任区副书记,并任桐柏军区(即中野第10纵队)副政委,协助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领导军区工作,成为省军级干部。广东解放后,赵紫阳又奉调广东工作,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5年,他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南局恢复后,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实际主管广东工作。

  从5月以来,赵紫阳也一直为强劲的逃港风所苦恼。平息逃港风可以采用的最便捷的办法是动用武力强行阻拦。但他知道这些农民市民逃港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只是想找个地方吃饱肚子,动用武力于理不通,于情不忍。接到中央和陶铸的指示后,赵紫阳感到要平息逃港风,与其抽刀断水不如釜底抽薪,下令广东各级负责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清仓查库,安排好群众的吃饭问题,粮食差额确实较大的地区立即上报省里,由省里统一安排。

  赵紫阳的命令下达后,广东各级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清查粮仓,赈济群众。但不久赵紫阳发现,有的地方行动迟缓,舍不得把粮食拿出来。赵紫阳不禁大怒,立即命令省委办公厅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分赴各专、县进行检查,对拖延不办者严肃查处。此令一下,许多支工作组立即出发,认真检查,查处了一批干部。于是,赵紫阳的命令被彻底执行,人们有了度荒之粮,也就渐渐安静下来了。

  赵紫阳看到逃港风有所减弱,不禁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一些地区报告,还有许多农民不听劝阻,要逃往香港,是否把他们抓起来?赵紫阳指示他们:不要抓,一个都不许抓,谁抓谁犯错误。现在要对群众讲清楚,逃到香港不是办法,香港容不下那么多人。现在是去一个,香港警察就抓一个,家产弄光,小孩死掉,最后还是叫香港送回来。如果跑到香港日子好过,政府也赞成,现在不是这样嘛。各级干部都要把这些情况讲清楚。铁路沿线要设立接待站,让那些被遣送回来的人现身说法,让群众明白,不是政府不让他们去,实在是去香港还得送回来,不是办法。群众知道了香港的真相,他们也就不去了。

  广东各级干部接到赵紫阳的指示后,立即向群众进行解释工作,正好逃港过去的数万人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想逃到香港去的人在铁路沿线见到这些垂头丧气的被遣送回来的逃港者,始知政府说得不差,也就悄悄地回去了。这时,夏季作物已经成熟,由于全党认真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今年粮食收成不错,农民有了粮食,也就不再跑了,逃港风基本平息下来了。

  赵紫阳看到各地农民情绪已经基本稳定,大为高兴。忽然,他看到一份报告上说某地党委决定对逃港遣送回来的人要进行审查,凡是党团员的都要开除党籍、团籍。赵紫阳不禁眉头皱起来,立即让秘书通知各地,对于被遣送回来的人,一律不得歧视,要热情欢迎,表示同情他们的遭遇。对其中的基层干部和党团员只进行正面教育,只要认错,不予处罚。

  各地接到赵紫阳的指示后,对遣送回来的人妥加安置。有些人本来担心会挨整,想着再设法逃港,一看政府和省委并不追究,反而热情欢迎,也就安心了。一场大规模的逃港事件妥善地得到了处理。

  周恩来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得知逃港风妥为平息,其间没有动一支枪,深感欣慰。这时全国夏粮已经入库,收成甚好,市场上各种肉类食品有了明显地增加。邓颖超嘱咐炊事员说:"全国城镇居民都已供应肉了,今天给恩来炒一盘肉吧!"炊事员答应了,烧了几个周恩来爱吃的狮子头。周恩来吃饭时发现有肉,忙问炊事员:"这是怎么回事?"邓颖超过来代答道:

  "恩来,这是我的主意。现在城镇居民都开始供应肉了,给我们也发了肉票,我就让炊事员给你弄个菜吃。"周恩来高兴地点点头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了,咱们一起来喝一杯吧!”

  周恩来正要坐下吃饭,忽然军委来了电话,报告印度军队最近得寸进尺地蚕食我国领土,袭击我运输车辆,中印边界枪声再起。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坐车去丰泽园。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