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乌斯满乃是阿山哈萨克的一个头领，新疆和平解放时，在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麦克南的挑唆下，发动叛乱，经解放军剿匪师的进剿，损兵折将，仓皇逃入巴里坤天险落鹰峡。这落鹰峡两旁都是高陡的雪山，峡口如斗，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乌斯满自以为固若金汤，没料想解放军雪夜偷袭，乌斯满防线立即崩溃。乌斯满惶恐之中，率残兵败将向南疆逃去。
王震得知乌斯满向南疆逃去，急令驻在库尔勒的二师出动剿匪。二师两个团在欧阳师长的指挥下，追剿残匪，黄新廷指挥青海驻军会剿，终在青海境内追上残匪。乌斯满被活捉，其余残匪大部被歼。部队奏凯而还。
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着。国民党中央败逃台湾时，在大陆留下了大批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又同本地的土匪相结合，形成了一股一股的政治土匪，他们对新成立的共和国进行土匪游击战争。另外，国民党还留下了大批特务分子，长期潜伏，待机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便猖狂活动起来。他们散布谣言，破坏工厂、铁路，围攻人民基层政权，甚至攻占县城，残杀干部和人民群众，发展特务组织，进行武装骚乱。有些特务分子甚至潜入我要害部门，窃取情报。仅1950年一年内，在新解放区，就有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历来匪患严重的广西，被害干部群众就达到七千多人。
为了迅速消除匪患和隐患，安定社会秩序，保障革命和生产的进行，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这个指示的引导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克服了一段时期某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充分发动群众，吸引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实行公安司法机关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从1950年开始，开展了全国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那些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对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头子实行坚决的镇压。为了使镇反运动有法律依据，也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判刑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内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华东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调集24军、25军、35军对华东地区的土匪实行清剿。24军仅用二十多天的时间，便歼灭安徽大别山地区的土匪。25军全歼浙西山区的土匪。苏南、苏北匪患也全部肃清。共歼灭土匪十一万四千多人，消灭海匪八千人。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调集42军、58军、47军、46军、21兵团大部、43军等部队，对中南地区的土匪进行清剿。42军、58军全歼豫西土匪。48军攻占江西赣南匪巢翠微峰，全歼江西土匪。47军、46军和二野驻湖南的114师等部拔除湘西八面山据点。接着，剿匪部队又在湘西之九龙山、凤凰、麻阳举行会战，全歼湘西土匪。21兵团四个师和43军127师等部以出敌不意之迅猛动作，突然包围大瑶山。进剿部队深入大瑶山反复拉网扫荡，全歼大瑶山土匪，匪首或被活捉、或被困饿而死，无一漏网。桂南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之土匪也被歼灭。中南军区在剿匪中共歼灭土匪15万人。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调集11军、12军、60军、62军、7军等部对西南地区的土匪实行清剿。60军首先聚歼成都、岷江一带土匪。第三兵团歼灭了川东地区的土匪。第10军和川西军区陆续调集部队，歼灭了川西毕节、乐山、康定、阿坝等十余县的土匪。云南军和第四兵团、贵州军区和第三兵团分别扫清了云南、贵州匪患。至1953年夏季，西南军区共歼灭土匪116万余人。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调集部队歼灭了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五省区的土匪数万人，西北匪患肃清。
总计，在三年剿匪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出动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共150万余人的主力部队，共剿灭士匪240万余人。
对潜伏的特务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在大陆潜伏的特务分子共有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人。经过肃反运动，他们大都被查了出来，依法进行了处理。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
旧中国一直未能解决的广西、湘西的匪患也被肃清。城市中的黑社会势力被全部清除。我国社会得以实现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援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尾声时，彭德怀已从朝鲜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适值上甘岭战役的捷报送到北京，军委作战室立即向彭总报告。彭总正忙着和调往朝鲜前线的许世友、郑维山等将军谈话。接到前线的报告后，他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你不要把电话挂了，我立即和主席联系。"彭德怀等了会儿，周恩来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来："主席现在要看这份材料。你马上过来，让许世友他们也来，主席要接见。”
彭德怀挂上电话后，立即带着将军们过来，他办公的地方离西花厅很近，不一会就到了西花厅，把材料送给周恩来，大家一起坐上车到了丰泽园。卫士们把他们引到小会议室坐下，就请毛泽东过来和大家见面。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递过的报告，匆匆翻了一遍，不住地称赞："打得好。"翻完了往靠背上一仰，吁了一口气说："坑道是个好东西啊！能守能打，还能存放给养。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还有阵地战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不晓得挖洞子，现在晓得了。你有飞机千架，我有坑道万里。你打你的钢铁仗，我打我的坑道战。坑道里有吃有喝，结果是我们的坑道战打败了他们的钢铁战。现在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大家吃饭，算是为将要入朝的将军们送行。将军们走后，毛泽东又问起1950年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的事。周恩来回答说："罗瑞卿正和上海市市委副书记潘汉年，上海公安局长扬帆查这件事，还没有查出结果来。"毛泽东眉头皱了几下，没有说话。周恩来走后，江青说："多少案子都破了，这么个案子就一直破不了，我看这其中有鬼。康生不是闲着没事干？就让他来管政法，抓这个案子嘛。"毛泽东说："康生不是有病吗？"江青说："他的病都是让饶漱石给整的，休息了几年好多了，前不久陈毅来还说到这事呢。"毛泽东说："好吧，就让他来管一管吧。”
周恩来见毛泽东好几次问到轰炸上海的事，心里有些着急，回到西花厅以后，当即把罗瑞卿召来，问他说："上海的那个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主席很关心啊！"罗瑞卿说："这个案子我们抓得很紧啊。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直接抓这个案子。据他说，国民党飞机炸上海主要是企图破坏上海的市政工厂设施，被炸的水厂、电厂都是解放以前就有的嘛，国民党当然对这些工厂的位置很清楚，不好说是我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周恩来说："肃反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的原则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罗瑞卿说；"我们再查查，尽快向中央提出我们的看法。”
罗瑞卿一看总理的话说完了，便起身告辞说："总理，如果没有事的话，我就回去了，西北局公安部和甘肃省公安厅的几个同志正等着我呢。"周恩来问："那里出了什么事？"罗瑞卿回答说："甘肃省通渭县的公安局长苏朋违法乱纪，搞了几个大冤案，逼死了几个人。"周恩来眉毛一挑，回忆道：
"通渭县，不就是长征快到陕北时我们大休整的那个县吗？我们就是在通渭县文庙小学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嘛。我记得毛主席在会上还朗诵了他写的诗《长征》。"罗瑞卿说："正是这个县。"周恩来说："通渭人民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嘛，你抓紧查清这个案子。"罗瑞卿说：
"好的，我马上去办。"罗瑞卿从中南海出来，几分钟就进了天安门对面的公安部。西北局公安部和甘肃省公安厅的几个领导干部正等着他。罗瑞卿一进办公室，就让他们开始汇报。听着听着，罗瑞卿脸色沉重起来，骂道："这哪里像个公安局长，简直是胡来。”
通渭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通渭县地处陇中，西汉元鼎三年建县，原名平襄，后经历代变迁，北宋崇宁五年正式改名通渭县，建国后划进天水专区。1951年2月，全国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通渭县自然也不能例外。经县公安局侦察，破获了一些案件，惩办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是，时任通渭县公安局长的苏明严重违法乱纪，行刑逼供，任意捏造案情，甚至见几人一起喝酒，也疑为反革命团伙，随便扣上一个罪名，抓起来乱打乱吊。一年时间，通渭县出现了四个特大案件，被捕者达200人之多，不禁令甘肃省公安厅诧异，一个小小的通渭县，人口不足二十万，城小土瘠，何以有这么多的大案发生？
当时中央连续召开公安会议，强调在镇反中要重证据，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草率从事。甘肃省公安厅怕通渭县的镇反出现草率从事，刑讯逼供的问题，责令天水公安机关派人核查。天水专署公安、检查机关核查后，果然发现这些案件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牵连既广，时间也拖得久了。全县百姓被吓得风声鹤唳，也不知哪天公安人员找上门来。
天水专署深感通渭县问题严重，紧急报告甘肃省公安厅，省厅立即派出有力干警数名，由省厅王国祯带队，会同天水专署公安、检察干警去通渭县核查，果然发现问题十分严重。被捕诸人中，除了几个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外，其余133人根本就没有政治问题。苏朋完全是拿党的工作当儿戏，草菅人命，在狱中逼死3人，在甘肃省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罗瑞卿在公安部听了汇报后，当即指示："对错捕诸人，召开大会释放，每人给20万元的赔偿费，要苏朋在大会上检讨道歉。县委书记工作不力，负有失察之责，亦应检讨。对苏朋的问题，你们可写一个报告，由甘肃省委上报中央。总的原则是苏明已经触犯刑律，必须制裁，以此教育干部。”
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接到指示后立即乘火车返回兰州，当即报告甘肃省委，又报告西北局，商定由甘肃省委派出领导干部，带领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天水专署公安处十几名高级警官去通渭办案。1952年11月下旬，办案组到了通渭县。他们都是老公安，深知办案的要诀，生怕苏朋知道后从中作梗，下车后就住进城外车站旅馆。夜深时分，才派人把县委书记王宪宜、县长马文杰悄悄地从被窝里拉出来，请到车站旅馆。来人中有些是上次来通渭县核查案件的，马文杰认识他们，办案组给他们说明来意后，马文杰奉命立即行动起来，派人把公安局的几个股长叫起来，由办案组给他们交待了任务，股长们立即回去准备去了。
当晚，通渭监狱突然满布岗哨，苏朋家门口也由潜伏哨监视起来了。监狱中的人犯以为大祸临头，个个战栗，无法入睡，转眼已到天明。
天亮后，通渭县干警已经在县体育场布起岗来，全县机关干部学生居民得到通知一齐去体育场开会。好在这些时来，几乎天天开大会，不是镇反，就是土改，或者是抗美援朝，总之是天天皆有国家大事通知百姓，所以对今天的大会谁也没有感到意外。进了会场，大家才感到气氛异常，体育场周围的房顶上架起了机关枪，场内军警荷枪实弹、警卫森严，不由得紧张起来。苏朋一夜安睡，全然不知夜来之事。第二天八时，还要去公安局上班，却被县长马文杰派人请去开会。苏朋也没有想到事情有变，便大咧咧地朝主席台走去。台上也没有陌生面孔，除马县长外，都是县里的一些负责人，苏朋坦然坐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了，马县长站起来用手卷成喇叭，大声命令："大会开始，带人犯！"随着一阵手铐脚镣的碰撞声，150多名人犯被带上会场，黑压压地站在台下。苏朋见马县长不经他知道，把这么多人犯带上会场，气得站起来，指着马县长的鼻子骂："马文杰，这些人犯是我抓的，你有什么权利处置他们？要是跑了一个，由你负责！"马县长驳斥他说："你身为公安局长，毫无常识，滥捕无辜，刑讯逼供，草营人命，巳经触犯刑律，还不赶紧向全县人民谢罪！"苏朋跳起来，命令台下的干警："马文杰要造反了，快给我抓起来。"这些平时唯命是从的干警现在个个面如秋霜，毫不理会苏朋的命令。苏朋急了，从腰间掏出手铐，跑过来要铐马文杰。马文杰大喊："苏朋要造反了，同志们快动手！"四、五个警察拿着手枪跑到台上来，"咔咔"两下，干净利落地给苏朋带上手铐，把他看起来。
逮捕了苏朋后，马文杰在台子上宣布："经过省里和天水专署联合调查，苏朋在办案中错捕了许多人。今年以来的四个大案中，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其余133人纯系错捕。奉上级指示，这些错捕的人今天一律释放，每人发给赔偿费20万元。我是通渭人，没有做好工作，向全县父老乡亲道歉，向133名受害者家属道歉。”
马文杰宣布完毕，公安干警立即给人犯打开脚镣手铐，县府工作人员把赔偿金一一送到他们手中。马文杰从台上下来，一一向他们抚慰一番。这些人以为按过去苏朋惯例，今天又要上法场陪斩，不想却被平反，个个嚎陶大哭。参加大会的老百姓指着苏朋大骂，马文杰怕发生意外，立即命于警将苏朋押走，办案组已在体育场对面的县政府高房上目睹了平反经过，大会结束后，便把苏朋带到天水监狱关押起来。
1953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查署党组和公安部长罗瑞卿把苏朋问题的处理经过报告了毛泽东。紧接着，罗瑞卿又报告了湖南省桃源县公安局长高富江违法乱纪的处理经过。毛泽东气恼地拍着这些文件说："你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当的嘛，怎么让这样毫无常识的人来当公安局长。以前湖南邵阳就出过乱杀多人的事件，平原内黄也发生过公安局长胡来的事情，怎么还不吸取教训？人命关天啊，人命关天啊！你要收集全国的类似案例，加上导言和批语，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国的公安局长，作为学习教材。查一下，全国还有没有苏朋这样的公安局长。要快，办好后直接向我报告。”
罗瑞卿答应道："是，我立即去办。"罗瑞卿走后，毛泽东心情很不平静，连饭都没有吃，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地抽烟。李银桥走进来劝道："主席，不就是两个县公安局长嘛，又不是大功臣，何必气恼呢？"毛泽东说："银桥，你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春秋时期，山东有两个诸侯国齐国和鲁国。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鲁国的国王当时是鲁庄公，他当国王当到第十年的时候，齐国发大兵来打鲁国，鲁庄公准备发兵抵抗。有个知识分子叫曹刿的去见鲁庄公，问他打仗会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鲁庄公回答说我对鬼神很敬重，鬼神必然会庇佑我，曹刿说，鬼神的事很难说清楚。鲁庄公又说我平时有什么东西总爱分给大家，曹刿说那是小恩小惠，没有什么了不起。鲁庄公又说我对于所有的案件虽然不可能每件都办得十分好，但总是尽量弄清楚，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曹刿说凭这一点你肯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肯定会打胜仗。结果弱小的鲁国果真打败了强大的齐国。我不是可惜那两个公安局长，而是怕这样的人一多，我们就会渐渐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啊！”
李银桥听了，才知这事情的重大，但他不好再说多的，只是默默地陪毛主席坐会儿。进城以后，江青动不动就病，岸英又牺牲，来请示工作的官员们都毕恭毕敬，毛泽东经常有一种孤独感，希望卫士们在跟前随便点儿，就像一家人一样。他坐着和毛泽东拉了会儿家常，毛泽东心情渐趋平静，恰好江青要去苏联治病，前来辞行，李银桥走了出去。
这时，经过林彪的推荐与说项，江青已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秘书，和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一样，同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毛泽东问道："康生的住所安排好了没有？"江青说："杨尚昆同志已把盛宣怀过去的公馆拨给了康生。我看了一下，挺宽敞的。"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好，这司法上的事情是得有个人管管了，最近有几个县又出了些事，弄得我心烦。噢，你不是要去苏联疗养吗？什么时候走？"江青说："最近就要动身，去了还住巴尔维哈疗养院。"毛泽东点点头，没有说话。江青知道毛泽东要休息了，赶紧退了出来，收拾了一下，就走了。到苏联后，被安排住进了巴尔维哈疗养院。
巴尔维哈疗养院，地处巴尔维哈海滨，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不远，风景秀美，空气新鲜，是苏联著名的风景名胜。又因距莫斯科很近，因此巴尔维哈很适用于政府官员来疗养。为此，苏联部长会议在这里修建了巴尔维哈疗养院，来疗养的有苏联部长会议的主席、副主席、部长、将军，苏联党政领导人及重要部门负责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总而言之，这是一所全苏最高等级的疗养院，一般人休想问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领导人也先后来此休养。江青曾于1949年来过一次，亨尽了清福。事隔三年，她又找了个理由来了。疗养院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把她安排到高级疗养区，给她一个人一栋疗养楼。楼高二层，近山傍水，餐厅、卧室、健身房、电影厅、舞厅，应有尽有。
江青刚来时，巴尔维哈还是严冬，虽然生活舒适，但却不好散步，颇感寂寞，幸好蔡畅不久也来疗养，常去看望她。对于这位威望很高的蔡大姐，江青也不敢冷漠，甚或有些巴结，两人总还能说得来，日子也就很快过去了。
转眼间1953年的春天来了。虽然夜间还很冷，但白天却是和风送暖，春光明媚。疗养院里的人们心情格外舒畅，纷纷沿着海滨踏青散步，尽情领略蔚蓝的大海的迷人魅力。
江青为春天的风光所触动，也约上苏联女翻译出来散步。湿润的海风徐徐地从大海上吹来，白桦树上绽出了点点嫩黄色。江青把双手插在黑呢大衣口袋里，吸了一口海滨湿暖而略带咸味的新鲜空气，和人高马大的苏联女翻译说笑着，尽情欣赏着这带有异国风味的风情画。忽然，女翻译指着前面说：
"瞧！那一排雪醋栗上的花蕊多好看啊！"江青随她的手指看过去，果然是分外妖饶。她用刚学会的俄语短句赞叹地说："奥钦哈拉所（很好）！"便和女翻译朝前走去。
雪醋栗树前已经有个人站在那里欣赏花蕊了，从个头穿着打扮来看是个中国同志。这会是谁呢？须知到这里来的人都是共和国的重要干部啊。她走了过去，有意地注视了他一眼，正巧那个人也回过头来。四目相视，两个人都不禁愕然，赶快把眼光移往别处。江青再也无心踏青了，拉着女翻译匆匆地回到了住处。女翻译不知江青何以突然心绪恶劣，又不好多问，便告别回了自己的房间。女翻译走后，江青冲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恼地自言自语："怎么会是他？真是冤家路窄。"思前想后，被她想出一个主意，先发制人，回京后就去找康生商量，把他抓起来，让他永世不得出头。可是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工作呢？
真是天与其便，三天后，在海滨相遇的那个人竟登门拜访来了。那天江青午休起来，听苏联护士说有两个中国客人前来拜访，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江青说："知道了。"梳洗一番后才慢慢地踱下楼来，一边走一边问："是谁呀？""江青同志，是我呀！"江青一看是蔡畅，忙不迭地跑下来，拉起蔡畅的手嘘寒问暖，嘴里不住地埋怨女护士没有叫醒自己，让蔡大姐等了这么长时间。蔡畅说："没关系。江青同志，你瞧我把谁带来了？"江青朝后一看，原来正是在醋栗树前碰到的那个人。只见他微笑着，谦恭地问候道：
"江青同志，您好！"江青伸出手去，说："您好！"蔡畅看他们俩人淡漠地，便介绍说："江青同志，你应该认识他。扬帆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文化救亡工作。"江青最怕有人提起三十年代上海的那段往事，她明明认识扬帆，却故作陌生似的摇摇头："记不起了。"扬帆提醒她说："怎么会记不起呢？我们经常在一起嘛。记得您那次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雷雨》，我们还在后台交谈过嘛。"江青说："是吗？那后来你去哪里工作了？"扬帆说："后来我去了新四军，给项英同志当秘书。"江青又问道："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怎么叫扬帆？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扬帆回答说："我在上海工作时用的名字是殷杨，有时也用扬帆，到部队后就正式叫扬帆了。现在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还叫扬帆。"江青点点头，一字一顿地重复道：
"上海公安局长，扬帆，我记住了。"随后，又和蔡畅聊起天来。蔡畅看江青态度冷淡，心绪不宁，便和扬帆告辞出来。
回到自己的房间，扬帆一跺脚，错了！今天去看江青，大大地错了！从此，扬帆心绪恶劣，再无心休养下去了，恰好上海市委也催他回来，于是扬帆匆匆地结束了休养生活回到上海，他的夫人李琼见他气色不好，忙问原因，扬帆没有说，直到晚上更深人静时，扬帆才叫醒李琼，悄悄地对她说："祸从平地起，我可能要倒霉了，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李琼惊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扬帆说："我在巴尔维哈碰到江青了。"李琼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扬帆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啊，我已经得罪她了，1939年我在皖南向中央写过一封信，告发了江青。"李琼担忧地问："到底是为什么事呢？""扬帆说："说来话长，我今天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如果哪一天我出去工作不回来了，那就是这件事上起的祸头。”
原来1937年时，扬帆在上海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和江青有过来往，那时江青还叫蓝苹，在上海滩上也还算小有名气。扬帆偶然听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提起，蓝苹来上海后，思想上追求进步，还经常到工厂教女工识字，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被捕，很快变节登报自首，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国民党特务作纪念。出狱后，时而演演进步话剧，时而又演演反动电影，政治态度飘忽不定。扬帆听了，叮嘱地下党的同志，尽量争取蓝苹回到进步阵营中来，但鉴于蓝苹社会关系复杂，又有这么一段变节经历，扬帆也提醒地下党的同志防止蓝苹起消极破坏作用。
当时扬帆的工作多得很，对蓝苹也没有更多地去注意。时间一长，后来又被调新四军，成天行军打仗，扬帆把这事也就忘了，忽然有一天项英把他找去，劈头问道："上海有一个女演员叫蓝苹的，你认识不认识？听说她社会关系复杂，又自首变节过，这些情况你知道吗？"杨帆回答说："我认识蓝苹，地下党的同志也介绍过蓝苹自首变节的事，确属事实。"项英把一张上海的小报递给他说："这个蓝苹已到了延安，改名江青，据说，毛泽东同志还要和她结婚，这太危险了，我们应该把这个情况迅速向党中央反映！”
扬帆听了大吃一惊，这才感到蓝苹不一般，有手腕，过去自己小看了她，作为一名党员理应向中央反映，但是毛泽东同志要和蓝苹结婚，一纸情况反映，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实在难说，项英看出他的担心，拍着胸脯说："你放心吧，你写出来，以我的名义发给中央。"扬帆到此，也只好答应，把蓝苹在上海的表现写了出来，项英阅审后，又在最后加上一句："此人不宜与毛泽东同志结婚"，按照行文要求，又写上材料来源是军部秘书扬帆。电文写好后，项英即签上自己的名字交电台发往延安党中央。
江青这时已与毛泽东同志初步确立了恋爱关系。心中非常得意，这天晚饭后，她正欲陪伴毛泽东同志去延河畔散步，康生悄悄地走来，把她拉到自己的办公室，插上了门，然后取出一纸电文，默默地递给江青，江青接过电文，读了几行，脸色巨变，等到读罢全文，已是满头大汗，绝望地对康生说：
"张……康生同志，这纯属谣言。"康生什么话也没有说，拿出火柴，把这张电报烧个一干二净，然后才对江青说："放心，我只要当着社会部长，任何人也动不了你一指头。"江青感激地说："康生同志，日后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忘不了你的好处。"康生笑笑说："咱俩，谁跟谁啊！”
电报烧毁了，可江青牢牢地记住了项英和扬帆的名字。皖南事变时项英死了，可扬帆还活着，这始终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没想到冤家路窄，两人在巴尔维哈又见面了。
李琼听了扬帆的介绍，半疑半信地说："你这完全是按照党章办事啊，总不会为这把你抓起来吧？"扬帆摇摇头说："你哪里知道党内斗争的厉害。"李琼安慰他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要出了事，我保证把孩子们拉扯大，你就放心吧。"扬帆拉住她的手说："有你这句话，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