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3期
蒋介石与廖耀湘
作者：严 农
第七章 “球友、战友、囚友”：与文强的三部曲
一次，下午放风时，廖耀湘和杜聿明这一对昔日的战友，习惯地到外面走走。廖耀湘忽然听到隔壁有人用地道的长沙话在读报，狱中闻乡音，廖耀湘感到特别亲切，便侧耳仔细倾听起来，听着听着，廖耀湘不禁兴奋得猛一击掌，说：“光亭，你来听听，读报的是文强！”杜聿明摇了摇头，说：“建楚，别胡说了，文强早已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廖耀湘固执地将杜聿明拉到窗前，说：“你听听，肯定是文强！”杜聿明在窗外仔细地聆听了一会儿，惊喜地轻声喊了起来：“啊！真的是文强，他当过我的参谋长，对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杜聿明和文强是1950年进功德林的，廖耀湘是1956年进功德林的。文强由于拒不认错，与大家隔离得较严。所以，同与杜聿明在一个管理所关押了6年，同与廖耀湘在一起关押了1年，可文强与他们从未见过面。
1956年，为了加速战犯的思想改造，创造早日新生的条件，实行全国战犯大集中。这时，才准许互相谈话，交流改造心得。
他们终于结束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廖耀湘紧握着文强的手，不断摇晃着，说：“老同学，我们终于见面啦。”
“是呀，老同学。”文强重重地用双手拍着廖耀湘的双肩，“这次见面，可谓是九死一生，实在不容易呀。”
“老同学？”杜聿明睁大着双眼，疑惑地望着双手紧握的廖耀湘和文强，“你们是老同学？”
“是呀！”廖耀湘望着杜聿明点点头，“1923年到1925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我有时到明德中学听课，他有时到岳云中学听课，这样，我们便成了最早的同学。”
“我们还是球场上的战友啦。杜司令官。”文强笑着向杜聿明说。
“是啊！”廖耀湘点了点头，“有一次，我带队到明德中学比赛，正是寒冬腊月，只见明德一个队员穿着一件旧羊皮袍上场。明德中学的啦啦队，大喊起来，‘文家大爷，穿皮袍打篮球，真给我们明德‘争光’啦！’这位文家大少爷立刻红着脸脱下皮袍，和我们在球场上大干起来。赛后，我对他说，‘这位文家大少爷，你的球打得不错呀，请问大名？’他说，别叫我‘文家大少爷，我叫文强！你呢？’‘我叫廖耀湘，邵阳人。’从此，我俩便在长沙各校的球赛场上见面，都成了球队的好选手。”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么一段渊源。”杜聿明感慨地说。
“后来，我们又是黄埔同学。”文强说。
“他是黄埔四期生，我是黄埔六期生。”廖耀湘望了杜聿明一眼，“你是黄埔一期生，这样说来，你是老大，文强是老二，我是老三啦！”
“是呀！”文强哈哈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杜聿明不解地问。
“我笑呀———”文强卖了一个关子，停顿了一下。
“什么？”
“我们现在……”文强左手拉着廖耀湘，右手拉着杜聿明，“又同学啦。”
廖耀湘与杜聿明一愣。
“功德林的同学呀。”
廖耀湘与杜聿明望了一下文强，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杜聿明无限唏嘘地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同学啊！文强！”
说起来这位文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而他的入党监誓人就是周恩来。1927年，他还同周恩来、朱德、贺龙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少校连长，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便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万般无奈中，经国民党元老、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抗战后加入了军统组织。
有趣的是：文强还是毛泽东的亲戚。他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是他的亲表兄。中学毕业后，文强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同班。
在广州，他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他亲手写的一幅条幅，上面用工整的字写着“花好月圆人寿”。其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担任校长。
文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著名将领，40岁时被擢升为中将，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年轻的中将。作为杜聿明最得力的助手，在淮海战役中担任杜聿明的代理总参谋长，成为杜聿明左膀右臂。无怪乎当文强说他们是功德林的同学时，杜聿明感到无限唏嘘了。
廖耀湘和这些同学成立了管理机构———学习委员会。当选的学委会成员是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任学习委员，宋希濂任文娱委员，曾扩情任卫生委员。
学习委员下面还专门设立一个图书馆，大家推选庞镜塘当馆长，廖耀湘则自动报名当了“馆长助理”，帮助庞镜塘这位馆长管理图书。另外还设立了一个墙报组，由文强负责，廖耀湘又自动报名，当了文强的“墙报助理”。
分学习组了，廖耀湘很希望和杜聿明、文强分在一组。但他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他和杜聿明分在第一组，组长是邱行湘，组员杜聿明、廖耀湘等。
文强分在第三组，好在与第一组同在戊字胡同，且与第一组紧紧相连，中间仅仅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因而廖耀湘和杜聿明每天都可以听到文强熟悉亲切的“长沙发言”。由于相隔太近，因而，他们这三个“老同学”可以说同在一组，甚至比同在一组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将两组的学习情况“互通情报”，以利于分析和判断。
一天，文强神秘兮兮地将廖耀湘和杜聿明悄悄拉到一旁，指着发给他们的那个带有“审”字的三角形符号轻声地说：“你们知道这个‘审’字的意义吗？”
“什么意义？”廖耀湘问。
“这就是：审等于公审等于枪毙。”文强一边思索，一边微点着头说。他是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以善于思索出名。
“不至于吧？”廖耀湘微微摇了摇头。
第二天，做什么事都十分认真执着的廖耀湘拿着这个带有“审”字的三角形符号去问战管所姚所长，这位姚所长听了廖耀湘的述说后，笑了，说：“这个‘审’字，仅仅代表对一个人的历史有待审查，别无它意。”廖耀湘将答复告诉了文强和杜聿明，杜聿明对文强说：“念观，你也太多疑啦！人家要枪毙你，还让你戴着牌子说东道西，谈天议地吗？”将多疑的文强说了个大红脸。
一个除夕之夜，廖耀湘正在和文强、杜聿明一起，议论自己的家乡，战管所的管理人员蒋大胡子走了过来，问道：“议论得这么高兴，在谈什么呢？让我也听听。”廖耀湘如实回答：“在谈论各自的家乡呢！”蒋大胡子笑着说：“想家啦？”文强答道：“我在大陆没有家。”蒋大胡子又问文强：“想不想看书？”文强答道：“想看。”廖耀湘和杜聿明也一同应和道：“我们也想看。”蒋大胡子从身后拿出一本《马·恩·列·斯选集》，翻开扉页问文强道：“这个大胡子是谁？”文强说：“马克思。”蒋大胡子又翻开一页，问廖耀湘：“这个大胡子是谁？”廖耀湘说：“恩格斯。”再翻一页问杜聿明道：“这个小胡子是谁？”杜聿明说：“列宁。”蒋大胡子吃惊不已，感叹地说：“啊！你们文化真棒呀！不看书什么都知道。”顿了顿，蒋大胡子像想起了什么，向三个人问道：“呃，三位，你们知道国民党蒋介石监狱有些什么规矩？”
“这个问题，请文强回答最为适当了。”廖耀湘望着文强，“一，他是军统的，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监狱应当最为了解；二，他自己就蹲过国民党蒋介石的监狱；三，他好学，还专门对各国监狱包括蒋介石的监狱进行过研究。”
“廖耀湘，这个你倒是说对了，”文强爽快地回答道，“我在1931年北伐之后，被武汉政府派往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蒋介石的态度。有个在川军任职与我黄埔四期的同学认出了我，四川大军阀刘湘立即将我逮捕，关在巴县县政府，我听过典狱官宣布的监规；又在1933年，参观过湖南的模范监狱，了解过监狱的章程，对军统的特设监狱，了解得就更多了。总的说来，这些监规大致是：第一，犯人间不得相互谩骂，违规者扣饭数顿或数日；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罚款若干，或戴镣铐关禁闭数日；第三，国民党蒋介石的监狱，学习西方监狱的管理方法，强迫犯人‘学艺’，亦即，强迫犯人参加劳动，学一门至多门手艺，如木工、缝纫、园艺、印刷等，出狱以后，能有谋生的手段。”
蒋大胡子一边听，一边直点头，说：“文强，你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狱专家呀！”
“还有，”文强听了表扬，更有兴趣和劲头，“你们要管理好自己的监狱，必须找好‘牢头’，犯人管理犯人，这是从中国古代一直到民国流传下来的规矩。”
“我在法国留学时，听说欧洲各国也这样。”廖耀湘插嘴道。
“‘牢头’是非常厉害的，”文强接着说，“清代文人方楚所著的《狱中杂记》就有过详细记载。”
“对了，”廖耀湘说，“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死囚的日记》也有过这方面的记载。”
“我在巴县监狱中，”文强接着说，“因牢头伸手向我要钱，当时我身上仅有一块大洋，怎能相给？牢头便对我拳脚相加，最后，竟至抓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脑袋按到尿缸里。所以，抓好‘牢头’是管好监狱至关紧要的一环……”
方强滔滔不绝地讲着，廖耀湘、杜聿明尽自己所知不断地补充着，蒋大胡子则掏出笔记本，用自己认识不多的字记着。
几天之后，功德林“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几条胡同的各个房间里，都贴了一张八开纸，上面用油印机印着十几行仿宋体字：“功德林规章：第一，犯人之间不得相互谩骂，违者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者书面检讨……”
文强、廖耀湘、杜聿明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们无意间的谈话，竟得到如此的重视，这充分说明，共产党的干部，对他们这些战犯确实是十分尊重的。
几天以后，管理所将他们这些战犯编成几个劳动组，功德林里摆满缝纫机、织布机、卷烟机、棕绳机……
文强被安排在织布组，廖耀湘被安排在糊纸盒组，杜聿明被安排在缝纫组，并任缝纫组组长。
这三位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友，劳动得都十分认真。
文强坐在织布机旁，唧唧复唧唧，认真梳理着每一根棉纱；廖耀湘坐在一个小木桌旁，仔细地糊着每一个纸盒；杜聿明坐在缝纫机旁，用心地缝制着每一件衣服……
一天，廖耀湘的帽子后面撕开了一条口子，杜聿明说：“来，建楚，我给你补一下。”
“我等着戴去劳动呢！别补了吧。”廖耀湘有些焦急。
“我用最快的速度给你补好。”杜聿明将廖耀湘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缝纫机响了几下，杜聿明踩得过急，突然“咔嚓”一声，缝纫机的针头断了。
杜聿明的头上冒出了汗珠。
“怎么啦？”廖耀湘问。
“缝纫机的针头断了。”杜聿明心里有些紧张。
“断了一个针头也值得这么紧张？”站在一旁的文强有些不以为然地说。
“可不能这么说啊，”杜聿明擦了额上的汗珠说，“以前在战场上，就是毁了一百辆坦克，我连眼睛也不会眨一下。现在可不同啦，我们是战犯，弄坏了东西，人家就可以‘战犯故意破坏公物’论罪。所以，我这个缝纫组组长，最怕听缝纫机断针头的声音了。”
“真对不起，”廖耀湘歉意地对自己的老上级说，“为了补我这个破帽子，害得你担惊受怕了。”
“这好办，”文强胸有成竹，“上次打扫卫生，我在保管室外面拾了一根缝纫机针头，用它换上就行了！”
“好，”杜聿明如释重负，“还是我的参谋长心细。”
换上缝纫机头，缝纫机又在杜聿明脚下均匀地响了起来。
廖耀湘的帽子补好了，文强拿过去左右看了看，说：“补得不错，就是脏了一些，这虽然不是过去的将军帽，但我们也得注意外部形象啊！拿去洗一洗吧！”
“好！”廖耀湘顺从地将补好的帽子接了过来，立即倒水洗了起来。
洗好后，挂在后院晒衣物的铁丝上，就劳动去了。过了十几天，这顶帽子还挂在后院晒衣物的铁丝上。文强看到后，便回院内大喊：“这顶帽子是谁的啊？晒在这儿这么多天了都没收。”
院内没人吱声。文强对廖耀湘说：“建楚，这是不是你的那顶帽子啊？”廖耀湘放下正在看的书本，走出来一看，说：“不是的。这人也真糊涂，一顶帽子晒了这么多天也不来收。”说完，又回屋捧着书本专心看书去了。文强再次走出去一看，只见帽上印着一个“9”字。他隐约记得廖耀湘的帽子是“9”号，便对廖耀湘说：“建楚，这顶帽子很可能是你的呢！上面印着‘9’字。”廖耀湘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书本，再次走出去一看，呵呵一笑：“看你，念观，这明明是‘6’号何文鼎的帽子嘛！”文强又去找来骑兵军军长何文鼎，何文鼎一看，大声喊道：“这哪是我的帽子啊！明明是9号廖耀湘的嘛！”原来是俩人站的方位不同，所以一个看成了6号，一个看成9号。文强拿过来仔细一看，帽子有杜聿明缝补的针线，便重重地将帽子戴在廖耀湘头上，说：“光亭亲自给你缝补好的帽子你都丢了，难怪你将校长给你的千军万马都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