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萧望之





  受霍光冷遇

  萧望之(?—前46),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②。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参见《汉书·艺文志》。

  发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发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①。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①《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发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②。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①。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②,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③,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发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②《汉书·宣帝纪》。

  ①《汉书·佞幸传》。

  ②《汉书·匡衡传》。

  ③《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任用。郑朋为此怨恨,倒向许、史,把说许、史事的责任推给周堪等人,说:“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建议召见了郑朋。郑朋出外扬言说:“我见,言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萧望之听到这个消息,就此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担心萧望之亲自申诉,会交由其他官员查办,立即勾结郑朋及其同伙华龙,命二人告发萧望之等阴谋打算罢车骑将军及排挤许章和史高,等候萧望之休假之日,上奏皇帝。于是这事交给弘恭审问,萧望之率直地对话:“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弘恭、石显上奏说:“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离毁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召致廷尉。”意思是说萧望之等结党营私,要求法办。当时元帝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便答应了弘恭等人的建议。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向,才知萧望之已关在狱里,大惊地说:“非但廷尉问邪?”就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认错。元帝说,把他们放出来照常管事。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出面对元帝说,皇帝新即位,就审查师傅,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就此罢他的官。于是元帝下诏说,萧望之辅导我八年,没有什么罪过,把他及周堪、刘更生都罢官为民。而郑朋却当上了黄门郎。

  过了几个月,元帝又下诏说,萧望之“导以经术,厥功茂焉”,赐爵关内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依靠萧望之用为丞相。恰巧这时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为其父前事上书鸣不平,有司受理此事,反而上奏说萧望之本来有罪而不是他人诬告,现在他教子上书,失大臣之体,犯了不敬之罪,要求逮捕。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个性刚而不屈,上奏说:萧望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不将他下狱,不足以解决他怏怏之心。元帝说:“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元帝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石显等立即着手逮捕萧望之,并命执金吾派兵包围萧府。使者到了萧府,召萧望之。萧望之知道不妙,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阻止,以为这不是皇帝之意。他为此问门生朱云怎么对待。朱云是个好节之士,觉得不好对待,劝萧望之自己拿定主意。于是萧望之仰天叹道:“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然饮鸩自杀。这时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十二月。元帝得知消息大惊,拊掌大叫:“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他罢食不吃,直掉眼泪,近侍人员也随之哀恸。于是召来石显等责问议论不审,石显等免冠认错,过后也就作罢。

  元帝对萧望之始终追念不忘,不仅让其长子萧伋嗣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扫墓。

  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作风上尚算正派,政治上有一定见解。史称他“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似乎评价过高。他身为天子之师,官高位重,却斗不过两个中书宦者,即使有元帝关怀,也逃不脱石显等人的暗算。这个问题,扯不上什么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是两支君权附属势力的较量,由于萧望之缺乏实际才干,君主操纵无能,而对手石显等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以致宦者势力得胜,师傅势力失败。萧望之个人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