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发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①。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一步一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①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地变，然而历史似乎在与他开着玩笑，无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到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超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而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呼唤革命、变化急遽的时代。因此，梁启超的落伍，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超的欧洲之行，长达1年之久，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在国外，梁启超除游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外，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①《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六月三十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70页。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3页。 　　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权夺利而发出的吵闹。1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超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①“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①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识广博、学有专攻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相当广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在历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为多。梁启超早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从欧洲回来之后，他虽然仍不能算作一个自甘寂寞、潜心书斋的学者，但确实是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他的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欧游归来之后写成问世的。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从维新运动至他辞去财政总长这一期间，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许多论著，都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他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对管子、王安石等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关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讨，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政治目的。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即使梁启超晚年所醉心的对佛学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与他鼓吹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张密切关联的。 　　梁启超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他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以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套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模式来研究清代学术。他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称颂，而对专制制度和独裁暴君则攻击无遗。尽管梁启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时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不惜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①《破坏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5页。 　　①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 　　②同上书，第12页。 　　中生有的发挥，然而他毕竟是近代中国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自称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①，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往往开一代之风气。梁启超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不仅给当时，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硕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梁启超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除了著述和讲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他的遗著，由友人林志钧编成《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000余万字。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