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绘画、书法





  近代西画相继传入,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新的转变。同时,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照相制版技术的传入,以及报纸的发行等,画报艺术随之产生,《点石斋画报》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绘画方面,自道光以后,有戴熙、汤贻汾二人可称名家,世称“戴汤”。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鹿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曾官兵部右侍郎,并以绘画供奉内廷。归里后主讲崇文书院。戴熙画山水,师法王翚,丘壑变化较多,并能取法王原祁及别家。作品于秀丽中见工稳,能集清中期山水画中“四王”派之长,自成一体。亦画竹石花卉。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及《赐砚斋题画偶录》。他对作画的认识已突破了董其昌以来“正统派”的束缚,成为“四王”派的后劲人物。代表作品有《香雪堂草卷》、《春江帆影图卷》等。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擅画墨梅、花卉,笔敏秀逸,兼工行草、诗歌。有《琴隐园集》、《画筌析览》等。

  这时期的著名画家赵之谦、“三任”、吴昌硕等的绘画成就,更给近代绘画艺术带来了朝气。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冷君,浙江绍兴人。咸丰举人,曾官南城知县。为人孤愤,好嬉笑怒骂,与世不谐。其书画、刻石卓绝一时。他的篆刻,初师丁敬,继学邓石如,并法秦汉,后突破秦汉钤印的藩篱,能博取钱币、镜铭及碑版、造像等文字的体势笔意入印,浑厚闲静,开辟了篆刻的新天地。其边款具有魏碑风格,亦作阳文,印侧刻画像,为其首创。其书法,各体都能,用魏碑笔法,写行草书,别具风貌。他的画,以写意花鸟、蔬果为主,旁及山水、人物,笔墨潇洒自如,富有生气。他能将书法入画,将诗书画印结为一体,刚柔相济,理法严密。作品中《葵树绣球》、《蕉石》、《桂树冬荣》可为代表。著作有《勇庐闲话》、《梅庵集》、《悲盦居士诗賸》、《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缉雅堂诗话》、《补环宇访碑录》等。

  任熊(1822—1857,一说1820—1856),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人。少年开始学画,为姚燮所称许。他深受姚燮影响,在诗书画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后寓居苏州,往来于上海、苏州一带,以卖画为生。他工于人物画,亦工山水、花鸟。其人物画,学陈洪绶,笔法圆劲、形象夸张,多以历史故事和仕女为题材,代表作品有《列仙酒牌》、《剑侠传》等。并曾刻为木刻画集,《任渭长四种》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传广泛。他的山水画,数量较少,但意境开阔,结构宏伟,有《十万图》山水册页。其花鸟画,于技术上工笔重彩与没骨写意兼收并蓄,将民国艺术与文人画的优长融为一体,并吸取了外来的水彩画的方法,情调清新。

  任薰(1835—1893),字阜长,又字舜琴,任熊之弟。画风亦学陈洪绶。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任薰之子任预,字立凡,亦能继承家学。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其父任鹤声,工于写照,任颐幼年即得其指授。后遇任熊,任熊收其为弟子,并介绍其从任薰学习。任颐自中年寓居上海,卖画终生。他长于写照,浅描淡染,笔墨不多,而有神情,亦兼擅花鸟、山水。取法陈洪绶、华嵒、并受朱耷等影响。所作花鸟,重视写生,形象活泼生动,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而设色鲜淡,别具一格。他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有写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的,也有民间流行的通俗题材。作品有《关河一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苏武牧羊》、《八仙》、《西施》和《牡丹双鸡图》等。与任熊、任薰并称“三任”,是近代名重一时的画家。虚谷(1824—1896),本姓朱,名怀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移居江苏广陵(今扬州)。曾任清军参将,后出家为僧,名虚白,字虚谷,号柴阳山人。往来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颇受任颐推重。他工于花鸟,尤擅画松鼠及金鱼等小动物题材。运用干笔以偏锋或逆锋,冷峭新奇,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作品有《竹枝秋鼠图》、《柴绶金章图》等。同时也工于肖像,兼能为诗,有《虚谷和尚诗录》。

  吴友如(?—约1893),名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自幼贫困,喜绘画,自学勤练,并吸取钱杜、改琦、任熊等人画法,工人物、肖像。以卖画为生,曾应征到北京宫廷作画。光绪十年(1884)开始在上海主绘我国第一部画刊《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图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插图和描绘市民社会生活。他的作品还参用了西方绘画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对以后的年画、连环画都极有影响。他还为木板年画绘制画稿,在民间流传很广。

  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一月,后寄寓上海。工诗和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突破成规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30 岁以后开始作画,以写意花卉、蔬果为主,山水人物偶亦为之。他吸收了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并受任颐的影响,兼取篆刻、隶、狂草的笔意,色酣墨饱,极富生趣,在画风上酷似赵之谦,但又有所发展。吴昌硕作画强调“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和“作画时须凭一股气”,主张在画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他对构图章法也十分注意,疏密错综,虚实相间。用色鲜艳凝重,不落俗套,喜用西洋红渲染花果。他以其特有的豪迈气魄,以及书法与金石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在近代绘画史上独负盛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如《云壑古松图》、《紫藤图》、《墨松图》、《杂花图》等。光绪三十年(1904),与同道丁仁、王礼等在浙江杭州创办西泠印社,并任社长。该社对篆刻书画方面的研究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尚有蒋宝龄、秦祖詠等人亦皆善画山水。但他们更以画论著称。

  蒋宝龄,字子延,号霞竹,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工诗善画,其山水画高逸古■,名重东南。他所著《墨林今话》,是中国画史传性著作,计18 卷,其子蒋茞生续撰1 卷。书中记录了从乾隆至咸丰年间(1736—1861)1200 余画家,多属江苏、浙江两省人,各立小传,除叙画艺外,还涉及书法、金石、诗词及收藏等事。写法近似诗话。

  秦祖詠(1825—1884),字逸芬,江苏金匮(今无锡)人。能画山水。

  他的《桐阴画论》是一部对中国画的评论之作,共编6 卷,有同治三年(1864)的著者自序。全书共收晚明至清同治初的画家300 余人,分神、妙、能、逸四品,以逸品为最多。除评论之外,各有小传。初编末附有《续桐阴论画》(一名《论画小传》)及《桐阴画诀》(一名《绘事津梁》)各1 卷,后者多集录前人的山水画论。

  在书法方面,除上述画家中如汤贻汾、赵之谦、任熊、吴昌硕等家外,“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①年画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清中叶是它发展的兴盛时期,遍及全国,在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年画印制。苏州的桃花坞与天津的杨柳青是南北方生产年画的两大中心。清末,石印技术兴起后,美女月份牌的年画逐渐增多,套印多色,比木刻年画整齐、光润、鲜艳多样,成本低,售价廉,从而逐渐代替了过去的手工生产的木刻年画。太平天国时期,专门设有主管艺术的机构,如“锦绣衙”司壁画与刺绣;“镌刻衙”司木刻、石刻等。民间艺人也受到重视,并被组织起来,制作出大量壁画、建筑彩画、石雕、年画等艺术品。至今我们仍可从遗存的太平天国文物中看到当年的艺术风采。如南京朝天宫西堂子街东王府壁画,以山水、花鸟、走兽等为内容,共有十幅。其中《望楼》,是描绘守卫天京的军事建筑,是珍贵的写实作品。“山亭瀑布”、“云带环山”、“江天亭立”等山水画,较清末文人画家笔下的山水画要生动。苏州忠王府壁画,现存九幅,主要是描绘走兽、飞禽,表现了秀丽细致而又富于装饰的民间艺术风格。忠王府中还有三百余方的建筑彩画,其内容也多是鸟兽、虫鱼、花果、图案等。在安徽绩溪曹氏支祠壁画,存有“太平军攻城图”、“太平军建军图”等。在杨柳青还发现了太平军于咸丰四年(1854)在天津地区绘制分送给民众的木刻年画,其中有“秋景图”、“母子图”、“田园风趣”、“英雄会”等。在南京升州路圣库遗址中,发现的二十个石柱础上刻的装饰浮雕,题材广泛新颖,手法简洁明了,很有特色。其中有以“太平天书”为中心的图案纹样,还有《望亭图》、《海螺图》等。

  ① 《清史稿》卷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