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





  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①。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②。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 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 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① 《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 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1985 年版,第267—271 页。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两广天地会。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

  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首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首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17 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①。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②。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④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华书局1981 年版。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

  ③ 《中国日报》1907 年9 月28 日。

  ④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 辑,第321 页。

  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形,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①革命党对会党也颇重视,孙中山提到,广西会党“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势力呢?”②两广地区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联络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有的加入会党,成为其首领。如革命党人陈少白首先加入广东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有的革命党人则介绍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如会党首领杨子华、相玉昆等加入兴中会,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有的革命党人则使会党与革命团体合并,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其纲领则完全采用兴中会的革命纲领③。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过程,也就是向会党灌输革命思想的过程。会党长期以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不反对封建专制帝制,仅反对满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汉人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会党首领的思想起了变化,带动整个会党也倾向于民主革命。广西会党首领王和顺曾说:“从孙中山先生游,得与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④会党有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因而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在两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州黄冈起义;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钦廉上思起义等,会党或成为主力,或全由会党群众参加。

  2.浙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一部分属于哥老会系统,一部分是本地自发产生的。

  鉴于浙江各会党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会党十分重视,并对会党进行联络。最早联络会党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王锡桐领导伏虎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中,海宁留学生祁文豹等即建议陶成章前往联络,并为之介绍。陶成章到达海宁后,起义已经失败,但这件事却坚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0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首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①。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陆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①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第62—63 页。

  ③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 页。

  ④ 《中国日报》1907 年9 月28 日。

  ①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 册。

  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

  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190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首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①。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 年10 月22 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① 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 辑。

  ② 《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 册,第476 页。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 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 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 光棍”①。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②。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③。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④。保路同志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③,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① 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1 期。②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249 页。

  ④ 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 页。

  ①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2 期。②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③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①。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 月29 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6.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①。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0000 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绪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000余人③。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④。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①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39 页。

  ② 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113 页。

  ③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399 页。④ 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7 页。

  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①。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首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②。经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0000 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①。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②。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致公堂与孙总理》。

  ② 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87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 页。

  ② 《辛亥革命》第1 册,第2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