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宦官、轻文臣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首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①“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首,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① 《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 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发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①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②。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 1640)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发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① 《烈皇小识》卷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速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