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是明中叶迁延百年之久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传称他“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因而被视为复古派。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也曾提出过“今真诗乃在民间”这样反复古的口号。 　　自宋代理学盛行，性理诗连绵不绝。这种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①，虽然扩大了诗的表现手法，但严重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至明初，则一变而为以“三杨”为代表的一味点缀升平的“台阁体”。李梦阳正是针对这种近世俗体而提出了复古的主张。他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②面对这一历史现实，李梦阳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①楚骚、汉赋、唐诗是骚、赋、诗三种文体的典范，分别代表着这三种文体的最高成就。李梦阳要求骚学楚，赋学汉，诗学唐，就是要求以各种文体的典范作品为榜样，创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学。对于诗，他要求既要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即“格古、调逸”等等，又要出于真情，即“情以发之”。只有“情以发之”，才能成为真正的诗，这是诗的生命；只有“格古”、“调逸”，才能成为最好的诗，这是诗的高格。显然，李梦阳的文学理想，就是克服后世各种卑格俗体，全面振兴封建文学，使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这种理想虽美好，但却无法实现。因为仅从它的理论内涵来说，就有着尖锐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情以发之”同合于高格的矛盾。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时代的诗也会有不同的格调。因此，要合于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发之”；要“情以发之”，就往往不能合于古之高格。 　　而李梦阳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对矛盾中发展的。沿着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拟古人的道路。所谓“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仅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②这是他遭受时人及后人非议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强调“情以发之”出发，他却又得出了“今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他在《诗集自序》中写道：“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为李梦阳晚年之作，因而这是他全部诗歌理论的总结。 　　明代已进入戏曲和小说繁盛期，正统五七言诗已不再是文学主流。在这① 严羽：《沧浪诗话》。 　　② 李梦阳：《空同集·缶音序》。 　　① 李梦阳：《空同集·潜虬山人记》。 　　② 李梦阳：《空同集·再与何氏书》。 　　种状况下，李梦阳等倡导复古，力图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自然属于徒劳。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诗乃在民间”却颇值得重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的市民文学迸发了强大的活力。这时，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就不仅仅只具有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般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兴的市民文学，否定振兴正统封建文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