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任人唯贤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②,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①,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首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发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贰,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①。袭赵之议起自陈山②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0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发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②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首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③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①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②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0)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③ 《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① 《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② 《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①。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①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②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