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交通与邮传


第一节 五代、宋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五代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大体上占有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各国则分别占有长江、珠江流域。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皆通航运,水上交通发达。但淮河主流在五代时,处于五代中原皇朝与吴或南唐的接壤线上,南宋时又与金朝以淮河主流为界,这两个时期的淮河主流,一般情况下都断航。

  五代的后唐、后周以及宋代,注意发展人工运河,疏浚、拓宽北方的浅狭河流,与长江、淮河、珠江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十分繁忙的内河航行体系。凡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地区,沿江、沿河的重要港口城镇,设有“驿站”馆舍,以供过往官员等住宿。

  五代时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泉漳等政权,还注意发展海上交通,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

  河北水运后唐明宗时注意兴修水利,长兴三年(932)五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胜漕船千石”②,可以通航60吨左右的船只,在当时内河航运中这是较大的船只。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区重要漕运河道,自后晋时起本地区属于辽朝。后周显德六年(959)四月,又“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泄洪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州①。同月,后周世宗攻辽时,即自乾宁军乘船北上,经独流口(今天津静海北),折而西进至孟津关(今河北霸州),后因水浅而弃船登岸,后周时河北水运航道至此为止。北宋朝廷很关注河北边防的漕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边境的河道。又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①,解决了边防军需的运输问题。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解决了河北前方驻军重地的漕运,后因河道变迁而断航,熙宁时,再次开渠引水注入新河,恢复航运。

  咸平五年(1002),又自静戎军(今徐水)东部的鲍河,开渠入顺安军(今高阳东),引入威虏军(今徐水西北),漕运直达边界地区。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阳北)东开渠,引唐河水至定州(今属河北),向东到蒲阴(今安国)以东,会合沙河,北上经边吴泊(今高阳西),直通宋、辽界河。还开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为了向河北北部运送边防军需。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甲午。各府州户数包括属县。①《中州集》丙集第三,刘迎《淮安行》。

  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十斗为一石,也称料、斛,约120市斤;南宋末年一斛改为五斗。后世又改为二斗半,四斛为一石。

  广济河(五丈河)水运后周显德四年(957)四月,“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显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东通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②。这是后周时京东地区通向首都开封的重要漕运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较小,不利于通航。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荥阳(今属河南)开渠百余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开封,再架流水槽于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于航运,每年承担京东地区漕运上供米62万石,成为首都开封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渠道。开宝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广济河。以后虽不断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断航。以致在元丰五年(1072)将京东的漕运,改由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入清河转入淮河、汴河,运到首都开封,但终因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增多。元丰七年,又改为以黄河水注入广济河以增加水量,漕运再次由广济河运抵开封,它是京东地区漕运的主要渠道。

  漕运的主渠道:汴河水运汴河是隋、唐运河的黄淮段,隋代称通济渠,唐代改为广济渠,习称汴河。唐末毁于战乱,后周显德二年冬,世宗淮备进攻南唐,依古河堤进行疏导,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流入淮河。显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北黄河南岸)引黄河水入汴河,“由是江淮舟楫果达于京师”③,这是唐末以来首次疏通汴河。

  北宋时,汴河成为漕运的主渠道,“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张方平说:“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惟给太康(今属河南)、咸平(今通许)、尉氏(今属河南)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①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黄河水,浑浊易淤积,每年要关闭汴口,以便清淤,修护堤防,一年只有200多天通漕运。

  元丰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自任村沙谷(今巩义东北)至河阴(今郑州西北)瓦亭子,并汜水关(今荥阳西北)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①。这是一条改引洛河水,沿途设36陂为“水匮”(蓄水池),水少时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时,则从汜水关运河引黄河水补充水量。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称“清汴”,清汴畅通时,“波流平缓”,“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②《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庚寅、辛卯。

  ③《宋史》卷95《河渠志》五《河北诸水》。

  ①《资治通鉴》卷293,显德四年四月乙酉;卷294,显德六年二月甲申。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绝”,“公私便之”②。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黄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黄河可以安流不决。现在主要用洛水,取黄河的水只是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一,导致黄河时常决口为由,同年十月废“清汴”,改引黄河水入汴河,恢复旧汴河的航运。哲宗绍圣四年(1094),再次修复“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

  京城开封另一条漕运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闵水、洧水等,许州、郑州诸水皆汇入,经尉氏到开封,合于蔡河,通官私船运,每年漕运60万石。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

  船只经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进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阴)南下,转入真楚运河至扬州、真州,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由于航行于汴河、运河的船舶较小,载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约合24至30吨),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阳湾段,常导致航船翻沉。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开沙河,自淮阴县(今淮阴西南)磨盘口至楚州末口长60里,避开了淮河山阳湾急流,再折而南下进入真楚运河。皇祐时,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阴向西至洪泽镇(在今洪泽镇西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开“新河”49里,使过往船舶自洪泽镇由淮河进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转入真楚运河。元丰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开龟山运河,长57里,阔15丈,深1丈5尺,起自泗州盱眙龟山镇(今盱眙东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东至洪泽镇与“新河”相接。从此,将真楚运河延长到龟山镇,西接清汴,在淮河中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内原有河堰堤坝五处以保持水位,但船只过堰时要卸下重载货物,船只过堰后再装船起运,不仅装卸频繁,而且船只容易损坏。天禧元年(1017),开扬州“古河”经由扬州城南连接运河,又拆毁运河中的堰改为水闸(船闸),并掘深河道,船只从此航行无阻。史称“真州乃外江(指长江)纲运会集要口”③,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真楚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对隋唐运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南宋时淮河以北属金朝,真楚运河是运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

  宋代漕运及其他官方物资,通常每十船组成一纲,如五十船即编为五纲之类,称为纲运,如运送粮食的“粮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之类。陆上运输官府物资,也以每若干辆车或若干个挑夫组成一纲,均由官员及兵士押送。

  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五代时,隋唐运河的江南段分属于南唐、吴越两国,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出兵会攻,占领南唐的镇江、常州(今皆属江苏)。宋以南唐辖区为江南东、西路,以吴越辖区为两浙东、西路。江南运河属两浙西路,称“浙西②《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甲寅。

  运河”。北宋时,运送两浙路物资北上,经镇江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经汴河直达京城开封。

  南宋时,“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长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浙西)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临安)”,成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首都临安的“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纲船”“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④,通航能力远大于真楚运河、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今余姚北)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今宁波)。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今萧山西)至大江(今钱塘江)运河,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

  灵渠灵渠起自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兴安(今属广西)的离水(今漓江)与湘水(今湘江)之间,自秦代开凿以来,历代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设斗门以通漕船,这是原始的“船闸”,有利于船只的通行。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边翊任广南转运使重修灵渠,嘉祐四年(1059)大举重修,增设斗门,以提高航运能力。南宋时,广西路灵川(今灵川北)、兴安两县知县衔内带“兼管灵渠”,负责随时疏浚以维持航行畅通。灵渠是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运物资由此转运。

  长江等河流的航运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自真州乘载重2000斛(约合120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2500斛(约合150吨)的大船下行。他乘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①,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

  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海上交通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四月庚寅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7之3。

  五代时,由于南汉统治者对来广州贸易的番商船只进行掠夺,导致蕃商不敢来广州,海上交通也因而受阻。但闽及泉、漳辖区内的泉州,吴越辖区内的明州、秀州等处,对外贸易发达,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宋朝统一后,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还有今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埃及、索马里等地,包括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地区①,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与宋朝东南沿海的诸海港之间进行,宋朝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设市舶司进行管理。五代的吴越及宋朝与日本、高丽等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主要通过明州、临安、秀州与北方胶州湾内的板桥镇(改设胶南县,今山东胶州)诸海港进行,宋朝廷也设市舶司进行管理。

  但是,市舶机构只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而宋朝沿海的水上交通无所不达。中外商人因风或有意逃税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如被称为“取私贩海者”的“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甚至“擅乘舶自海道入(宋辽)界河(今天津海河),及往高丽、新罗(今朝鲜半岛),登(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界”,向北航行于今黄海、渤海沿岸地区。北宋朝廷曾从真州发“漕米三万石,由海路送潍(今潍坊)、密(今诸城)州”。

  航行于今东海、长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设立负责外贸的二级市舶机构“市舶务”,反映了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兴盛状况。

  南海是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经海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南宋时,闽、广、温、台的粮食、钱物运送首都临安时,即由海道运至明州,再转由内河船只运至临安。

  航海的“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①。五千料船应是出洋的大海船,一二千料船是沿海及长江航行船只,而“钻风”船则应是近海航行船只。1975年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经考证是2000料左右的海船①,属于中型海船。各种海船装有指南针盘(罗盘)导航,促进了宋代海上交通的发展。①《宋史》卷97《河渠志》七《浙西运河》;吴自牧:《梦粱录》卷12《河舟》。①陆游:《渭南文集》卷44至47,《入蜀记》第二至第五。

  ①《宋史》卷139《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