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人力资本理论语境下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反思

作者:黄馨馨 罗克文




   [摘 要]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也经历了扩大招生规模、加快发展速度、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校师资质量和水平等一系列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也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伴生出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是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实现民族振兴使命的关键。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 问题 反思
  
  (一)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及其预期
  
  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把教育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教育发展,带来了教育观念上的巨大变革。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国家教育改革都以此为重要理论基础,加大了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非常深远,不仅荡击着“读书无用”谬论,使“教育就是明天的生产”的新观念深入人心,而且带来了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飞跃到大众化阶段,在人力资本增量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种突破体现在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的人数的增量上:1998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820万人,到2008年在校生人数已增加到2500多万人,居世界第一。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预测,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状况:
  
  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丘均平教授连续4年对中国大学排行的研究,首次评出我国已经形成9大高等教育中心——北京、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广东、湖北、陕西和浙江。据邱教授介绍,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我国大学竞争力在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某些地区高校云集,而另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无论是大学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东部地区落后。
  从以上情况可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部分特征如总体功能、校均规模等,都具备了大众化阶段的预期特征。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建立在基础存量较低的起点上,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大部分是出于一种制度安排,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不免伴生一系列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有可能在某一阶段会表现得相当突出。
  
  (二) 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面临的问题
  
  1.格雷欣法则是一条经济法则,也叫“格雷欣定律”。它是由16世纪英国金融家、商人托马斯·格雷欣提出来的。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铸币,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足值与不足值的铸币可以一样使用,于是,人们就把成色好的足值货币藏起来,把不足值铸币投入市场,结果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代表的实际价值低于它的名义价值。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似乎也出现了“格雷欣定律”现象,表现在一些本来具有相当基础、实力较强、社会认可度较高的高等学校,在招生或其它方面比不上占有其它优势而发展起来的相关院校。一些凭借政策和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们,借着母体学校的“名牌效应”冲击着普通院校,与之抢生源,依据不合法的手法直接颁发母体学校的文凭。虽然这些学校的学费高得惊人,但是前往的学生依然趋之若骛。而那些质量较高的学校,却因为没有政策优势,得不到国家得教育投资而门庭冷落。由于这些原因,使得较优秀的院校也相继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处于苦苦挣扎之中。
  2.高等教育市场化背后的商业化运作。在我国,高职学校的学费普遍不低于普通高校,而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较低的社会认同,这使得本来就不被看好的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发展犹如雪上加霜,学校发展难以为继。为争得发展,有些高等职业学校不得不另谋求生之路,钻不太完善的监督制度的空子,在相关政策的庇护下获得了跨越式发展。职业学校摇身一变实现了本科化,获得巨额利润。于是高职学校的经营者、“政府中的代言人”和母体高校三方凭借各自的“股权”参与分红。
  3.高等教育规模几何递增如何支撑世界之最。据教育部公布数字显示,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然而,在这19%的背后是成倍增长的高校在校生。截至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为2300万人。在教育规模快速倍增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将如何支撑世界之最?研究表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需要一定的经济作基础。我国目前人均GNP仅略高于于1000美元,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过快,有可能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实际上,我们目前面临的公共教育支出GNP比例较低,教育资金投入不足,人均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等现实状况,都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追求量的同时,必须要有质的保障。
  4.人口红利的拐点期劳动力价格扭曲。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从人口经济学角度讲,人口红利被喻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充分利用,将会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倘若国民劳动力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则将存在很大的浪费,中国经济将错失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会于2015年左右在中国消失。最乐观的估计10年后,人口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转为 “人口负债”,中国将出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如果真按他预言,这一趋势,将是中国原本扭曲的劳动力价格转变的信号。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人力资源漠视。大量廉价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造就了“中国制造”的辉煌世界。中国工人的劳动工资仅仅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8%、略高于马来西亚工人工资(2005年)。在人口红利的“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充分发掘人力资本的潜力作用。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将起着关键的作用。我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培养一大批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技能型高素质劳动者。然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却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亟需建立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使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与培训有效衔接。
  5.如何抵制波隆尼亚进程中的学术殖民主义?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29个国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建立统一的学位体系和质量认证体系,此举被称为波隆尼亚进程。它要求把高教一体化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以高教标准协调化和解决各国高教多样化之间的矛盾,从而整合各国之间的高等教育资源,实现高教的最优化发展。但是发达国家在进行教育输出同时,以“跨国认证”的方式推行自己的质量标准。“跨国认证”在形式上是教育输出国加强对质量的自我保证,实质上也是在推行本国的教育文化,对教育市场进行变相垄断。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学位、学历在国外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学生出国留学,希望在国内取得的学位、学分能得到国外大学承认,直接去海外深造。回国后,他们希望国内对国外取得的学位和学历得到承认。外国来华留学生,也迫切希望在中国取得的学位、学分能得到其他国家承认。这样,他们可直接去别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深造。但是,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认同度较低,这成为制约我国学生去外接受教育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培植本国的教育认证机构,建立起自己的教育认证体系,就无法抵制世界范围内波隆尼亚进程中的学术殖民主义侵略。
  
  (三)面临问题的反思
  
  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困境的超越,必须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克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实现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超越,是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实现民族振兴使命的关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及其评估大多是政府制度安排。作为一项庞大的公共事业,政府必须履行好规划、统筹和管理职责。例如: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保证公共教育财政支出,促进教育公平,引导高校进行合理的战略定位,进行新形式下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等。同时在平衡社会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前提下,为确保就业要实行校企合作,并组织高校毕业生劳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