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浅析意识形态的变化对服装变革的影响

作者:邹 璐




  [摘要]服装作为人类社会观念的物化表现,在任何时期服装的变化与社会都是同步的,它伴随着政权更迭、社会剧变、军事战争,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出现迅速而明显的变化。对于内外因两方面来说,外界的强制无论强弱,最终还是由于人自身的接受而完成变化的,人们的心理变化是发生服装变革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服装 变革 内因 心理变化
  
  在中国漫长的服装发展历程中,以整个社会的传统精神为基础的造型观念使中国服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稳固性,在先秦所形成的两种基本形制基础上继承、发展、演变,大体看来是稳定、缓慢的。服装作为人们社会观念的物化表现,在任何时期服装的变化与社会都是同步的。经济、政治、科技以及艺术的发展都会对服装文化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些影响明显地从服装的外在形态上反映出来。当时的人对服装的变化感觉不明显,但服装随社会进程逐步转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这些变化是通过演化,而不是变革来完成的,人们也不会感到奇怪。与这些大体上稳固的发展演变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个时期服装发生了比较突然的变化,背离了传统,它必然是伴随着政权更迭、社会剧变、军事战争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出现的迅速而明显的变化。
  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般认为有五次重大的服装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改制”,唐朝男装的变化,清朝的强制推行满族服装,民国时期的“剪辫易服”。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事物的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原因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制约力,它和内部原因共同作用于服装,促进其不断发展变化。对于内外因两方面来说,外界的强制无论强弱,最终还是由于人自身的接受而完成变化的,人们的心理变化是发生服装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通过研究外在环境的变化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变化,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服装的变迁。以下,笔者通过对引发上述五次变革的原因的比较来探究人的观念在服装变革中的重要意义。
  日本学者小川安郎先生将服饰的变迁的原因归为三点:一是顺应环境的规律,二是内因优势的规律,三是优势支配的规律。
  
  (一)顺应环境的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体现这一条规律比较明显的例子。“周代末年,处于西北的赵国与东胡、楼烦两个少数民族年年争战,汉人善车战,但车战不适合当地崎岖的山地地形,而两个少数民族是骑射,轻便敏捷,在战争中有很大优势。”赵武灵王认识到了这个差异,毅然决定学习骑射,废除传统的上衣下裳,吸收了东胡及楼烦人的军人服饰,将传统的套裤改为有前后裆裤管连为一体的裤子,这样能保护大腿、臀部在骑马使少受摩擦,而其外也不用加裳了,在功能上有很大的改进。同时配套的靴子、腰带的使用也极大的体现了功能性的特点。而清朝强行推行的服饰中也可以看见大量为了适应环境的痕迹,清官服的最明显特点是小口圆领、窄袍箭袖、下身着裤。这种服饰便于骑马,射箭,有能抵御北方的严寒的作用。以上两次变革的推行,从顺应环境的角度来看,由于军事实力是两者的生存保证,所以在服装的功能上必然都要体现适于战争的特性;从人的观念来讲,赵武灵王自身意识的转变是促使他推行改制的根本原因,而清朝的服装推行之所以最终能被广大人民所接
  受,也是因为人们渐渐认识到了其优势并改变了自己的着装观念。
  
  (二)内因优势的规律
  能体现这一条规律最好的例子应属唐朝服装的变化。从男装来讲,虽然作为封建社会权力等级象征的冕服制度在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朝廷颁布的法令下沿袭周制——宽袍大袖,但是作为常服的服装却由魏晋时期的宽大随性的杉袍变成了圆领窄身,十分适体。而这种服饰成了唐代男子的主要装束,甚至成为女性服装的重要特色。对于这种现象,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并与华夏服装相结合而形成的。从外在表现来看,这种吸收外族服装元素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但唐朝的这次变革之所以被重点的提出来是有其特殊性的。它既不是像赵武灵王那样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变革,也不同于清朝的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而变革,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也不同与其他处于战乱或政权初建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最辉煌强盛的时期,所以可以说这次变化是为了人自身的需要而非是受外在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的。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内因优势”的原因,即出于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下作出的选择,这样可能更具有与现代社会服装在各国之间传播交流的相同的性质。
  唐朝服装的变换很好体现了在强大的文明中人们良好的民族气质、对于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度以及对新事物勇于尝试的开拓精神。这种精神气质在其他时代很难看到,也是很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优势支配的规律
  和唐代服装变革的心理优势元素比较起来,优势支配规律则体现了当外来的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明显优于自己转而吸取这些因素来提高自身素质这种情况。
  北魏“孝文改制”和清朝的强行推行满服都体现了这条规律。但凡政权更迭时,一个阶级占了统治地位或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以及朝代变换,统治者常将服饰进行规定并形成制度,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延伸,作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之一。北魏孝文帝建立政权之后,采用了汉族统治者的传统的华丽威严的服饰,沿用了作为其精神内涵的章服制度,不仅是为了炫耀其身份,更是认为采用其服饰制度以及其背后的封建阶级统治制度以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同样,清朝在强行推行满服,却延用了明代的服饰特征,最明显的是沿用了明代官服上标识等级的补子,保留汉族服装中的等级内容。这两次变革虽然在外观形式上摒弃了许多传统的基本形制,但其内在实质还是没有改变,仍然是数千年封建传统意识形态的延续。
  最能体现人的思想意识在服装发展变化中重大意义的是民国时期的“剪辫易服”。这次变革和其他四次比较起来应该是最有意义的,它打破并抛弃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冠冕制度,连同森严的等级制度、礼仪规范等等,中国服装发展从此进入了现代化进程。
  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变化才是服装变化的根本因素。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破除了封建等级服饰制度,更重要到的是将民主平等的观念引入了中国。一方面年轻人积极接受新思想,另一方面老年人墨守成规。表现在服装上,就是社会上的服装大混乱。文人、商人仿效西方,有的着西服、带怀表、持文明杖;有的则是上穿西服,下穿中式长袍;普通市民多穿着马甲式长袍;一般有钱人和地主穿着长袍马褂。这一时期的男装呈现出新老交替、中西并存的“博览会”式局面,为男装的进一步变革铺平了道路。
  “五四”运动则是对女装的现代化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五四”时期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新思想和新观念都是承认个人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强调人格和智力的自由发展密切相关的。它对于服装观念的改变,集中表现在当时采取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取国外先进技术科学与文化,使得中国服装的落后状态得到了迅速的改变。中国妇女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下,开始逐步改变千百年固有的服装形象。民国初年的大规模的“天足运动”将妇女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也为女装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紧接着妇女们开始利用服装展示身体的天然美态,无论使高领窄袖衣还是圆摆短袄袍,都与过去的服装有了根本的区别。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流行的紧身旗袍,将近代女装变革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在如何对待传统服饰文化上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这次变革同其它几次相比,与其说是服装的改革,不如说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大变革,而且是颠覆性的变革。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变革促使了服装的现代化变革的完成。
  服饰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文化模式中的社会活动的表现,其发展演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在诸多的因素中仍然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不仅让我们在学习服装史时对于一些现象有比较合理的认识,对于我们观察现代的服装发展趋势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服装变化中体现的流行思想观念的变化,更加关注其蕴涵的人文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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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张竟琼,蔡毅.中外服装对览[J].北京: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