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奇装炫人
张爱玲自小对服饰就有一种难言的喜好。她各时期的梦想里都替衣饰留下了显著的位置。十二三岁时,她理想中的理想村里有盛大的时装表演;中学时代,她于梦想着“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事实上她在更小的时候已经对漂亮的衣服入迷。她母亲因爱做衣服,曾经招来她父亲的讥嘲:“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她最初的回忆之一就是她母亲站在镜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而她在一旁仰脸观看,羡慕不已,发愿“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恨不能立时上长到可以梳妆打扮的年纪。父亲的嘲笑当然不会对她有影响,而爱衣饰本是女人天性,也不必由她母亲来传染。可是好不容易熬到长成少女,幼时的梦还是难圆。
上中学,正是花枝招展的年纪,偏赶上父母离异,她随了父亲,在继母的治下,小姐的身份忽然间变得暧昧不明。父亲自然不会操心女儿的衣着,她只能拣继母的剩货。事隔多年,张爱玲提到此事仍是心意难平:“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长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她周围的同学大多家境优裕,一个个都是公主似的人物,穿红着绿,把校园作了争奇斗艳的舞台;而她本是金枝玉叶,如今光看衣着,她直是个寒伧的小家碧玉。青春期里的人神经是赤裸的,他们不懂如何缓解自己的痛楚,只会夸大这痛楚,锐利到锥心刺骨。何况这是女校,一个地道的女人世界,衣饰是永不枯竭的话题。张爱玲不免自惭形秽。回想起中学的不愉快,她首先联想到的便是自己陈旧难看、不入时的衣衫。局外人很难想象此事带给她的刺激有多大--她不仅羞惭,而且“憎恶”,说是压抑的愤怒也不为过。50年代在香港张爱玲曾对朋友解释说:“我小时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子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穿过就算了,现在也不想了。”不过补偿心理似乎还是不能解释她那时的穿着何以大胆到出格的地步。
或许就因为这压抑,因为对这不快的过于分明的记忆,她念大学时得了两个奖学金,马上拿去做了一堆衣服。可惜我们无从知晓她在香港大学时期的装束,也不知道让她在上海大出风头的那些奇装中的某些是否就出在这堆衣服里。既然没人提起,我们宁可猜想她做的那些衣服还没有别致到出格的地步--虽说是随心所欲,她在穿着上的作风肯定不及后来的大胆。
成名给了她自信。假如过去做了件奇装她要自问,“这可穿得出去?”那现在她是真正的敢做敢穿,随心所欲了。上海人还没有修炼到见“怪”不怪的境界,对她过于奇特的时装不免啧啧有声,然而笑话由人笑话,她自率性而行--自信、胆量与名气是成正比的。《更衣记》结尾写一小孩子骑着车卖弄本领,双手脱把轻倩地飞掠而过,满街人那一刻充满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接着发议论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撒手”也便是飞扬的喜悦。张爱玲在处世方面并不是一个“不知眉高眼低”的人,但眼下正逢她“飞扬”的时日,她先就在衣饰上“撒手”了,这一撒手给文坛逸史添加了不少有趣的材料。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
她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里去,整条巷子为之轰动,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某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宾客惊奇不已。
《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后将由大中剧团上演,柯灵介绍了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与张爱玲在一家餐馆见面,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剧团三巨头之一,社交场上见多识广,一见之下却被镇住,居然有几分拘谨--为她显赫的文名,也惊于她独标孤高的外表。
这都见于回忆文字,当时报刊上报道张爱玲的消息,也总要费些笔墨说说她的衣装,小报不用说,更是大加渲染。通常只有电影明星的衣着才是人们感兴趣的,而那一阵张爱玲风头之健,隐然更在其上。她创下了一个文坛之最--从来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服饰似这般耸人听闻。一入街谈巷议,毁誉并肩而来,多少年后也还是如此。称道的人追认那是“文化服装”,中西结合,古今并举,有古老文化的雅趣与韵味。鄙薄的人斥为洋场产物,好莱坞式的美国噱头,倘若再翻翻家谱,挂上李鸿章,则要幽默一句,说那些奇装是又一道杂烩。最愿花力气挖苦的,是一度与张爱玲有交情、后来翻了脸的潘柳黛。她一篇记上海女作家的文章说到张爱玲,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嘲笑她的奇装异服: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相值,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
……她著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国或太祖母,脸是年青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会了古今中外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
据说有人问过张爱玲,何以要做老奶奶式的打扮,她答道:“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别人的注意?”不过究竟是推心置腹说的私房话,还是说俏皮话挡开外人的窥探,也就难说。
有了上面这些证据,我们大可施以漫画手法,说张爱玲为了出风头,不惜玩胆子瞎穿,正像笑话说的,你若敢夏天穿棉袄,保准时髦。事实上张爱玲却是个眼光独到的服装鉴赏家。一篇《更衣记》,将清末以来服装的变迁从容道来,说得头头是道,且不论对时代气氛、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就服装论服装,也令行家心折,害得如今许多时装杂志上的文章也要学她的路子。她说起服装一往情深、充满感觉,而她品评起来,也真是精细入微: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案。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钩银划,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边沿。
《金瓶梅》中有一段,写到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读过《金瓶梅》的人都会记得蕙莲自缢身亡,但是恐怕谁也没有张爱玲那份细心--她从这闲闲一笔中发现了西门庆在服装上的鉴赏力。日常交往中,上至达官贵人、阔太太、千金小姐,下至仆佣丫环、舞女娼妓,衣履饰物都逃不过她的眼,哪怕是极细微之处。衣服于她不是不相干的行头,它是一个人性格、心境的延伸和投射,与人的言谈举止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难怪她写小说交待人物时总不忘精心描摹他们的装束--没有衣服的人是不完整的,女主人公当然更是如此。
新派小说家写人物的衣着往往粗针大线,只求达意,一半因为不感兴趣,一半也因为不精通。张爱玲在这上面却是决不肯将就马虎,她得的是《红楼梦》的真传,力求细致准确,而她的服装知识给了她本钱。假如将她小说、散文中描绘过的服饰搜罗过来,那就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民国服装展览。
但是她对民国时期的时装并不倾心,她更眷恋的是古人衣着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板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又说:“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她不止于鉴赏,也要一试身手。张爱玲的奇装异服都是她自己设计的,若是交给裁缝,任是如何奇特、怪异,也就有限。张爱玲对中国的时装业也有话说:巴黎的时装设计师领导服装潮流,“我们的裁缝是没有主意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仿佛想改改这现状(当然也是出名给了她自信),她一度谋划着要和好友炎樱一起替人设计服装--也许是她撺掇炎樱,也许是炎樱怂恿她--而且广告也在一家杂志上登出来了,上写:“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炎樱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原广告无标点。)未写地址,大约是家里作业,并无店面。没人知道这是一时兴起,还是当真有过周密的计划。找上门来的主顾多不多,她们设计出了什么样的服装,这些都不得而知。不过张爱玲的奇装异服在上海滩已成新闻,这形象生动的广告会不会令她那些可能的主顾望而却步?穿她那种格调的衣装走在稠人广众之间,真要有“挺身而出”的勇气。
要见识她的装扮,得到《流言》中去翻看她提供给读者的图画、照片。这里有一幅自画像,是正面的剪影,照例面无五官,视线自然被引向她的姿态装扮:画中人驻足而立,两手背在身后,像是拍照的姿势;齐膝的裙子,一件薄质料加了垫肩的衫子松松垂下,至胁间收进去,以致衣袂稍稍有些张开,一眼看去,你多半要猜画中人是个有几分羞怯的少女,而那装束也不过是较别致的都市仕女装。但是张爱玲对古人的衣装太迷恋了,她的趣味也引着她向旧时的服装找灵感。她最出名、最“经典”的发明是旗袍外面罩一件古式的夹袄。旗袍不稀罕,稀罕的是那夹袄、那搭配: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张爱玲对那大袄尤其满意,我们所能见到的张该时期的许多照片,穿的都是这种大袄。《流言》的封面人物(实为张爱玲的又一自画像)最引人注目的仍是这种大袄。所收三张照片下面将《传奇》再版前言中的一句话作了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但是照片上的人毫无喜意,光裸的墙壁、低垂的双目、木然的身形,再加上这件大袄,倒好像是面对着废墟,无端地让人想到世事沧桑。这与那着时装的剪影恰好映出张爱玲心境的两面:一个有童心的好奇,于现世生活中尽情享受;一个早熟早慧,悲天悯人,时时意识到那“惘惘的背景”,仿佛张见了未来的地老天荒。
以张爱玲的趣味,一般化的衣装当然让她看了不入眼。她对好友苏青的装着打扮就时常不以为然。后来她说她懂得苏青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的衣服就是一件考究的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然则衣着对她自己意味着什么?套用她的格式,我们可以说,衣服对她不仅是衣服。于自己那是小规模的创造,是尽情的游戏,是生活的艺术,是艺术的生活;于众人,那是她个性、气质、心境的流露,是她希望制造的效果。尽管一再声称她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衣着却拒人千里,划出与他们之间的适当距离。在社交场合,衣装又是她攻防的堑壕。她敏于思讷于言,不善交际,但是她的衣着让她“此时无声胜有声”,无言中亦自咄咄逼人。自信让她穿出惊世骇俗的服装,这服装也在增强她的自信。说到底,她的奇装异服是她为自己创造的一个贴身的环境。
衣饰似乎也是她心情、境遇的温度计,随着她命运的起伏而起变化。她的“飞扬”只有很短的时间,她“撒手”奇装异服也只限于上海沦陷的那段时间。抗战胜利后,她的处境艰难,避人耳目尚恐不及,她所设计的那些奇装自然收起不提。50年代她的熟人在香港见到她,发现她的穿着一如常人,一点没有特别的地方。(潘柳黛对此刻薄一句道:“想见她是引人注意的目的已经达到,不需要以奇装异服为号召了吧?”)60年代,王桢和等人见到的张爱玲,衣饰上也只是有限地别致了。
但是我们不必在她的服装语汇中寻绎微言大义,遍翻她的“更衣记”了,衣装毕竟只是衣装,处在狂喜之境的张爱玲还有更大的“撒手”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