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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质量的学术标准和社会标准

作者:杨桂华




  摘要:衡量大学的教育质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大学,也不能用一个阶段的标准衡量不同时期的大学,即使是对同类大学的同期评价,也不可能是一个标准,至少应当从大学自身的学术传承和大学的社会功能两个角度来分析大学的教育质量。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具有历史性,是随着大学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我国的大学在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之后,应当建立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以推动高等教育在新阶段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大学;教育质量;社会标准;学术标准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较低的起点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一的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到2007年的22%,高校在校学生数由扩招前的不到800万人增加到2300万人,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跨入了大众化阶段。与褒扬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猛发展的成就相比,在论及近些年我国大学教育的质量时,人们却存在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看法。认为应该肯定质量者有之,认为质量严重滑坡者有之,甚至还可以听到“扩张了规模牺牲了质量”的说法。特别是自1998年连续扩招以来,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各行各业所接纳的同时,社会各界关于当代大学生质量的辩论越来越激烈,人们对现代大学教育质量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本文认为,衡量大学的教育质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大学,也不能用一个阶段的标准衡量不同时期的大学,即使是对同类大学的同期评价,也不可能是一个标准,至少应当从大学自身的学术传承和大学的社会功能两个角度来分析大学的教育质量。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大学教育质量的学术标准和社会标准。
  
  一、大学教育质量标准的历史性
  
  大学教育质量标准是人们对于高等教育本质认识的体现,是大学教育目的观和价值观的反映。大学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她所承担的自身发展和社会任务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衡量大学教学质量的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标准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16世纪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来,世界科学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几乎每隔70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转移,大学的使命与大学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从意、英、法国的教学型到德国的教学研究型,再到美国的教学研究社会服务型,不言而喻,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也必然随之变化。虽然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具体标准是历史地变化的,但根据大学的基本职能,我认为,衡量大学教育质量至少包括学术和社会两个标准。
  所谓学术标准,是指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单位,担负着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的重任。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的策源地,作为一种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机构鼎足而立的文化机构,它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独立品格和价值追求,其核心是一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学术性是反映大学本质属性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大学是知识机构,不是经济的工具,尽管它无法回避知识的社会功用价值,但对真理、对知识的忠诚是第一位的。正如弗莱克斯纳所强调的那样:“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是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
  所谓社会标准,是指大学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需要,向社会提供知识产品和具有知识能力的劳动者。早期的大学曾经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崇尚学术自由,被人们称之为“象牙塔”。后来,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大学逐步地走出了“象牙塔”,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广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为社会服务的价值日渐彰显。以“为社会经济政治需要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宗旨的社会取向,逐步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方向。人们逐渐摒弃了大学只为少数精英提供教育的传统观念,树立起了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观念。学以致用的观念、为生活做准备的目标亦使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取向进一步强化,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受教育者期望的价值取向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教育质量的又一个标准。
  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在大学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认识和处理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一直存在着理性与功利、人文与科学、学术自由与文化强制、多元开放与闭关自守之间此起彼伏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离开学术取向的大学教育质量观,会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有悖于高等教育的本质,会使大学教育变成急功近利活动,失去理想主义激情,丧失其可贵的对社会和个人的引导功能。离开社会取向的大学教育质量观,只会坚守自己的传统标准,社会因保守而缺乏生机与活力,失去公众和社会的支持,远离人类的价值取向而走向孤独。
  从历史上看,某一时期大学教育偏重学术性还是偏重社会性,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古典教育时代,社会发展较慢,社会生活复制循环,当时的大学更重视系统知识传授,提倡“通才教育”、“博雅教育”等,这是理想主义的本体论的体现。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随着工商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学开始重视教育的实践性以满足社会的职业需求,“实用教育”、“生计教育”等随即提出,功利主义工具论受到了重视。而在过分看重教育的功利性后,有识之士认识到应该复兴传统教育的时期,人们又转而重新意识到大学教育学术的重要性,提倡“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等。大学教育在两种要求中左右摇摆,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动态平衡。正如库姆斯在《世界教育危机》中曾指出“质量和水平是相对的,是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学习者和他们的环境相对而言的”。历史表明,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大学追求学术性和社会性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二者没有高低的区别。因此,我们不应该用传统的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高深学问取向的标准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同样,也不能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职业技术取向与操作能力标准来规范精英型高等教育。马丁·特罗也说:“精英高等教育主要是塑造统治阶层的心志和个性”,所以“在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和结构中,一般设有共同的和相对较高的学术标准”;而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教育“重点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技术精英”,因此,“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术标准更加多样化”。
  
  二、当今我国大学教育质量的学术水准和社会服务水平
  
  近代中国自有大学100余年以来,大致走过了先学英俄,再学美国的历史路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主要是国办,运行管理经费主要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只有2%~3%的少数精英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其办学导向偏重于学术传承。体现在评价标准上,就是以知识掌握的多寡深浅来衡量教学的质量。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增加了3倍,但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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