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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大学教学思想探微
作者：张大良 王运来
关键词：郭秉文；平衡；大学教学
“四个平衡”的思想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1879—1967)博士提出的。郭秉文将平生办学体验，归结为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它渗透到并且体现在国立东南大学教学的诸多方面。
一、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在这方面，郭秉文与同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观点不尽一致。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谓“学问”就是学术中的“学”。蔡元培认为，“学”与“术”是有区别的，即“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是根本，“术”是枝干。所以办高等教育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科学命名，如工、农、医等“术”科要偏重于应用，宜称“高等专门学校”：文、理、法等“学”科要偏重于研究，可称“大学”；“高专与大学”，“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层次的高低”。故他在北大校长任内，就曾将北洋大学的法科归并于北大，而将北大的工科调入北洋大学，并停办了北大农科，而只设文理科与法科，意在使“北京大学”集中力量办好真正的“学”科。北大的学科设置为不少大学所效仿。但是，郭秉文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大学与高专分立，意在以大学养成闳材硕学，以高专养成专门应用人才。盖不啻分文化与职业为两系，以大学居文化系统之首，而以高专居职业系统之首。言学理，其可批评者固多；言实例，则其制仿日本，而日本各高专，己纷起升格之运动。”郭氏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按照郭秉文的这一思想创建的东大既设置了文理科、教育科，又设置了工科、农科、商科，学科之多，居全国之首。东大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曾赞许说：“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笔者认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可能更多的是对“主义”、“学派”的接纳和政治态度、治学风格上的宽容， 而郭秉文则更加看重“学科”的组合、学科之间的交融和具有专门知识的“通才”的培育。
为了培养“通才与专才平衡”的学生，南高、东大一直都在选科制的框架内施行必修、“分组选修”、选修和“主辅系”等制度。
选科制，即学分制。当时规定，“每周上课及自修合2小时，历一学期者为1学分”，“修满120学分即可毕业”。南高、东大的选科制是一种包括了必修、分组选修和选修3类课程的选科制度。
必修课强调厚基础。例如，教育科规定了39个学分的“共同必修之普通学程”和12个学分的“共同必修之专修学程”。普通学程是：英文12学分，国文、体育、生物各6学分，世界大势、科学发达史各3学分，哲学入门2学分，社会学大意1学分；择业指导是零学分，但是必修。专修学程是：教育通论6学分，教育心理学大纲和教育统计各3学分。而各系也会开设一些必修课。如体育系学生还须学习社会学4学分，物理、有机及生理化学、无机化学各3学分，细菌学2学分。可见。必修课的覆盖面是多么之宽。
分组选修，其实是介乎必修与选修之间的指定选修。其基本做法是分成学科性质大体接近的若干组，每组包括若干系的课程，学生在每一组中都须选修课程，并且要达到规定的选修学分数。换言之，在每～组选修课程，是必须的；在组内选修何系的课程，是任意的。而且，该组中如有主系者，所选的这类4～8个学分，必须是其他系的课程。例如，文理科的学生，除必修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之外，还须从下列5组中选修，每组选修至少4学分、至多8学分的课程，从各组中选修的学分至少要达到30个。A组是国文、英文、西洋文学；B组是历史、政治、经济；C组是哲学、数学、心理学；D组是生物学、地学；E组是化学、物理。如以哲学系为主系的学生，选修C组的课程时，便只能在数学系与心理系中选择：国文系的学生选修A组课程时也就只能修读英文系或西文的课程，或者是兼选英文和西文系的课。再如，农科的学生须从下列4组的各个门或系中每组至少选修3个学分的课程：A组是植物学门、植物病理学门；B组是动物学门、昆虫学门；C组是土壤学门、作物学门、农具学门、园艺学系；D组是畜牧系、作物学系、农产制造系。同样，该组中如有主系者，所选的这类学分，必须是其他门或系的课程。中央大学继承了这一“分组选修”制度。
我们如果把每一“组”视作一种颜色，把每一门课程看成一种形状，那么，每一位学生“分组选修”的组和便是一份色彩丰富、形态各异的课程“套餐”。时至今日，这种“分组选修”仍然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因为可供选择科目过少，达不到选科的目的，也难以培养基础宽厚的人才；如果可选科目过多，学生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修读课程，便容易建构成畸重畸轻或者是四平八稳的知识结构，成为有较大知识缺陷或者是“万金油”式的毕业生。而“分组选修”这种让学生在学校精心设计好了的一系列经典性、通识性的“组合课程”中自主选择的做法，既可防止其仅好一科而不顾其余的过于狭窄的选课取向，又能避免其缺乏主见而随俗沉浮的短视性选课，是“必须”和“任意”的有机结合，是个人兴趣和成才需要的综合体现，是知识面与学科性的和谐统一，是培养既不空泛又不狭隘、既修人文又习科学、保持着“通才与专才平衡”的优秀人才的得力手段。
不难发现，这种“分组选修”制，与50年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开始实施的“核心课程”制度，无论是本质还是做法都是十分接近的。譬如，后者实施核心课程的一个坚定理念就是“每一个哈佛学生都必须在广泛的领域里接受过教育，同时又在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上受过训练”，这可看作是“专才与通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