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科学、教育理念的碰撞
作者：刘开云
关键词：思维模式；文化基因；理性；独立思考；创新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国古国，那么，中国为何不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中国何时才能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呢?人们不禁要进一步地追问：中国的文化怎么啦?中国的科学怎么啦?中国的教育又怎么啦?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及其科学观、教育观，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肯定，值得发扬光大。但勿庸讳言，它或许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诊断病灶，查出症结。比如，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带着儒家传统文化胎记的封闭式、内省型、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食古不化、“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祖宗之法不可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事理念，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它与现代科技创新所要求的开放的理性思维，求异、求新等科学探索精神是不太相适应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问题，既令人困扰，又令人尴尬，也令人深思。
一、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透视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科举制盛行了一千多年，但在欧风美雨的荡涤下，它终究于100多年前土崩瓦解。而随之而来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彼岸的大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抢滩登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古老的中国。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10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和相应科学机构历经风雨，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遗憾的是，它却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仍不容乐观，令人忧虑。勿庸讳言，囿于几千年的农耕习俗，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尤其是加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深刻影响，铸成了这样的思维定：人们忌讳冒尖，害怕冒尖，反对冒尖，甚至封杀冒尖，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从教育机制到科研机制，似乎无不是缺乏竞争活力、创新活力。从助教、讲师到教授，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似乎无不是缺乏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理念与现代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或制度之间的碰撞、磨合，长期博弈，旷日持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现代的教育体制或教育制度，恐怕也很难收到其应有的效果。更可悲的是，原本属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新型的大学教育体制或制度，嫁接到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后，几经“修理”，最终也炼成了婢女，从而也成了共同充当羁绊我们创造力的“无形之手”。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类似的言辞还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在奇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每一个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这乃是小农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最普遍、最盛行的被扭曲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本来，一个人理应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独立思考，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然而，遗憾的是，恰恰相反，如果这样的话，他却要被视为另类、异常、异端。久而久之，人的个性被压抑，创新意识、创造力被抑制。而这种“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中的病毒，对我们正常的教育→科学→教育→科学循环的细胞，对我们应有的科学创新意识、创造力细胞，均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尤其是，它对后代的幼小的科学创新基因，更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显然，一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不可低估，其负面影响更不可低估。
如果说生物进化过程中遗传基因密码或信息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历史的文化信息的传承，其作用同样功不可没。文化的继承恰似基因遗传，但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即不完全依赖于文化遗传基因，而关键在于创新，在于兼收并蓄，在于多元化，在于杂交优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文人和文化，始终有割不断的怀旧情结、寻根情结，言必称传统，即儒家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而儒家传统文化，老祖宗的教条，这种文化的遗传基因或遗传的文化基因，其排他力量太强盛，它似乎总是能以不变应万变，抑或万变不离其宗。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正统，唯我独尊，一统天下，在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2000多年。
直至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们提出“打倒孔家店”，人们开始对儒家文化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虽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说，但批孔反儒却搞了几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近100年时间里，特别是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进行过多次大讨论。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学者可分几派，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是我们的国粹，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发展和创新；也有一种观点持“过时论”。很久以来，中国有一句古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有近代先贤的一句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于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虽不免有妄自尊大之嫌，但也尴尬地透露出了要学习、借鉴别人长处如“船坚炮利”的意思(尽管似乎不太情愿，但又被逼无奈)。然而，总体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传统视野里，总有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管你什么外来文化，统统被我大中华文化给同化。似乎四海之内，唯我独尊。
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是因为，人类文化乃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它产生于社会实践，也会作用于社会实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当然，人类文化必须、也必然的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经典教义，即孔老夫子的《论语》，原创于2 5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农耕社会，且是根据孔老夫子的一些谈话记录汇编而成。显然，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末期农耕社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社会实践的儒家文化，恐怕很难用于指导21世纪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市场经济实践，这也应当是不辩自明的。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虽历经风雨和苦难，但依稀可以发现它的主线却总是由科学技术驱动社会沿着“从锄到犁”的进化方向而不可抗拒地前进的。从农耕社会的刀耕火种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蒸汽机是这样，由工业社会的内燃机过渡到信息社会的硅片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面临“全球化”浪潮，世界科学知识的波涛不断地拍击着古老中国的学术海岸。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科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呼唤并催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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