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
作者：孙小力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文学史论；作品选
一、应该强化文学史教学，还是增加作品的学习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课程，但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变化还是很大。尤其最近十年，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课程，有增有删。非中文专业的，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增加了“大学语文”、“唐诗欣赏”、“宋词鉴赏”、“明清小说欣赏”等等基础课和选修课；而作为专业学习的中文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的课时数相比过去则大大减少。其中减少最明显、甚至干脆被取消的，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
我们上海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原来和其他院校一样，分为文学史和作品选两个部分，按照所谓纵向与横向结合的模式，两门课分开讲授：文学史的教学是希望从纵的方面训练学生宏观的视野，作品选则是从横的方面培养学生对于作品作家的感性认识和分析能力。两门课程的课时数原先大致相等，后来课程压缩，作品选的课时数不断减少，减少到总共一个学期30课时，最后干脆撤销。与此同时，文学史的课时数也不断压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压缩为160课时；非汉语文学专业的，比如对外汉语专业，只有90课时。
作品选和文学史，都属于学科基础课，学科基础课课时的大面积压缩，是全国范围内各高校共同的趋向。许多学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从三学年减到一年半，甚至一学年；课时数从400减到200多，甚至不到100。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在课时全面压缩的情况下，都尽可能地保证文学史教学而减少或取消作品选课程。
总课时的压缩，促使各高校都将删减重点放在了作品选而力保文学史，这样做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认为学习文学史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而作品选课程这方面的功能相对欠缺。
第二，怀疑或低估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怕学生年轻，缺乏思想觉悟，学习那些旧的、封建的文学作品时，会迷失方向。文学史教材中对于优秀作品的选择，尤其对于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常常“站得很高”，似乎更为有益，对于学生的帮助更大。
第三，认为文学史教学属于高级阶段，而作品选的学习只是感知认识，属于低级阶段。重视理论开拓而轻视知识积累，强调观点出新而忽略基础学习，其实这也是学术界和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和泡沫学术在教学中的反映。
如此处理课程的结果，使得高校中原先就存在的重视文学史教学而轻视作品学习的倾向更加明显。原先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分的教学模式基本上已被摒弃，绝大多数高校已经改变为单纯的文学史教学，甚至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课程也是如此处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十分奇怪的现象，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还在学习《大学语文》，在选中国文学的选修课，在读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文专业的学生反而可以忽略作品的学习。四年下来，我们的学生到底读了多少作品，是很成问题的。因此2005年年终，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时候，大家的共识就是：必须重视和尽可能地增加作品的教学。
2005年我们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语言文学基础知识”试卷中，就有意识地考查考生对于作品的阅读和学习的情况。考试以后，就有学生反映说是“不按常规路子出牌”。“什么是常规路子呢?”学生回答：“比如考《琵琶记》，不问《琵琶记》作者的姓名，却问《琵琶记》女主人公的名字是什么，这就是不合常规。还有，如果考问《过零丁洋》的作者，我们都知道是文天祥，现在却问诗歌首句‘辛苦遭逢起一经’是什么意思，谁搞得清楚?”很明显，现在各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对于作品的研读都不重视。现在所谓“常规路子”的文学史学习，主要就是背诵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流派的名称，以及教材中或课堂上归纳的纲纲条条，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即使是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日后打算从事专门研究的学生，对于具体的作品也相当陌生。
二、课堂教学文学史论，有无必要
现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篇幅越来越大，从作家介绍到故事梗概、作品欣赏，面面俱到。尤其是有关作品思想内容的介绍和艺术手法的分析，十分详尽。学生无需自己去阅读、去感悟、去理解、去分析，教材常常都越俎代庖了。至于课堂教学，文学史则变成了文学史论。因为课时压缩，在这样短的教学时间里，具体作品的阅读和分析能省则省，教师讲授的往往只是结论和观点，学生要做的，就是记忆作家作品的名称，背诵所谓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分析结果。也就是说，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大多是主观判断式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常常也是教师从各种教材或参考资料上“拿”来的。
这样的教学弊病在于：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有时甚至令人无所适从。因为无论是对于作品的介绍分析，还是有关文学思想意义的观念或结论，都是教材编撰者总结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意识和编撰者主观的色彩，到底有多少符合实际情况，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很难说。时过境迁，有时回过头来仔细看看，真的十分荒诞。
此举一例，元杂剧《西厢记》的作者和版本问题。明人就有“王实甫作前四本、关汉卿续作第五本”之说，后来金圣叹认为第五本是伪作，干脆将它删去了。因此，有关“五本《西厢记》”和“四本《西厢记》”不同的文学和思想价值，对于金圣叹的做法，文学史家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产生了争论，争论常常还要上纲上线。
有关第五本的作者问题，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科院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袁行霈主编的，郭预衡主编的，各有各的说法。大多认为五本《西厢记》就是王实甫的作品，章培恒、骆玉明的文学史则比较婉转地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第五本的体例和前四本明显不同，它和前四本的关系，以及撰写的时间等，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意见不同很正常，可怕的是，因为受某种观念的驱使，常常有人要挖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所谓深意，把前人文学创作的意图或对于文学作品的修改，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提高到反封建还是维护封建传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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