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的生平
作者：杨振宁
我是1922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头六年生活在合肥。我有一张我一生最早的照片，我坐在我母亲的膝盖上，站在旁边的是我父亲，那时候他是安徽省安庆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后来考取了安徽省留美公费，到美国去念书。这是1923年秋天，在他出国前夕，我们一家三个人在我家的小院子里照的一张照片。那时我父亲穿的是长袍马褂。1928年，我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回国，我母亲跟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去了厦门，因为我父亲就任厦门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我们在厦门住了一年。
我们在厦门大学的住宅，就在海边，那个时候厦门大学教授的房子是一座一座小洋房，离海只有50米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大海。沈从文曾经讲“是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我觉得这个话完全符合于我当时的经验。
我们在厦门呆了一年，1929年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又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平。我在北平前后住了8年，一直到1937年。
对于清华园8年的生活，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讲清华园里头“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我们”是指我当时在清华的小学同学。清华那个时候学生只有几百人，所以教师也很少，教师的子弟也很少，加起来不过50个人。所以学校里头的一座小房子，成了清华子弟的小学，我就在那个小学念了三年级到六年级。
我在小学念完四年以后进了北平城里的一个中学，叫崇德中学，现在改了名字叫做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那时在北平、在上海都有很多的外国教会设立中学，当时的北平，我没有看到过统计，不过我想有一半的中学是外国教会设立的。崇德中学就是几个外国教会设立的中学之一。
今天回想起崇德中学的4年，最深的印象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学生中的巨大影响。那个时候，内忧外患，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国民党因为组织能力不够强，又非常腐败，所以他们没有很大的宣传的本事，可是地下共产党非常厉害，在每一个中学里面都有少年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记得我在中学念初一到高一，这4年之间，就接触过很多地下党所给年轻的同学看的小册子。
志存高远，学在西南联大
1937年抗战开始了，1937年到1938年是我们一家逃难的一年。1937年的夏天，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以后，南京失守。合肥离南京的距离很近，所以当时的合肥人心惶惶。我们后来经过了很艰难的道路，经过了前山、太湖，最后到了汉口，从汉口坐了火车到了九龙，从九龙坐船到了海防，然后坐火车到了昆明。因为清华大学那时搬到了昆明，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做数学系教授。
到了昆明以后，我又在昆明读了一学期的高二。那时流离失所的中学生非常多，所以重庆的教育部颁发了一个命令，说是不需要有中学文凭，就可以报考大学，叫做同等学力。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大学，考入了西南联大。
当时的西南联大非常简陋，1938年到昆明的时候还没有校舍，就借了叫做昆华农校的一些房子。可是这些房子远远不够，所以就把理学院、工学院留在昆明，把文学院放到了蒙自，蒙自是在昆明南边的一个小城市。
当时西南联大有一位大学者陈寅恪，他在那儿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南湖即景》：“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这最后四句，我想今天的年轻人不一定能够完全地体会，“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先生很显然是有点怕，这一次南渡有点像北宋南渡到了南宋，就再也回不去了。这种心情我想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容易了解到的，可是每一个年轻人我认为都必须要知道，当时中华民族怎样的困难。
西南联大后来在一年之间赶盖了一些房子。当时的学生宿舍都是茅草房子，地面是土。一个房子是从一面进去，有一条路一直通到对面，路的两面，每一面各有10张双层床，加起来有20个床位，住40个同学。每一个同学面前有一个小书桌，我们的一切家当就在床底下跟书桌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西南联大前后生活了7年。头4年是本科生，得了学士学位，以后又念了两年研究院，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因为当时家里经济情况非常困难，我父亲的薪水因为通货膨胀不能应付家用，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在那一年里，虽然我一方面做中学教员，但另外还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跟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有密切的关系。这7年对于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秋天，日本人对昆明进行大轰炸，西南联大的很多教授都纷纷搬到乡下去。1940年秋天，有一次空袭，我们租的房子院子里中了一弹，幸亏我们全家都在防空洞里，所以没有人死伤，可惜东西都丢掉了。后来我们就搬到乡下去了。西南联大的教授搬到两个村子，一个在西北郊，叫做龙元村，一个在东北郊，叫做钢布村。那时龙元村有一个小地主，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打谷场，环着这打谷场有一些很简陋的房子，在这些简陋的房子里就搬去了差不多十家清华的教授。我们一家就住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子里，窗户上的纸都破了，但还算是当时环绕着打谷场最好的几间房子。另几间房子是梅贻琦校长的房子。
师从吴大猷，人生第一大幸运
在这样艰苦的情形之下，我在西南联大的7年所学到的是对我一生的工作有决定性影响的物理学。当时西南联大有很多有名的教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中有一位是吴大猷教授。吴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根据当时的规定，需要写一篇学士论文，学士论文不一定是新的研究工作，可是必须要写出来至少对于某一个领域当时的前沿工作有一些了解，或者是一个报告。我去找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写学士论文。他给了我一篇文章，题目是《分子物理学与群论》。分子物理学跟群论当时是非常热门的题目，20世纪的物理学有决定性的、革命性的发展，其中最有名的三项发展是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跟量子力学。这三个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贡献。尤其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影响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比如说你手里的手机，里面有半导体元件，半导体元件就是因为有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发展的时候并不知道将来有半导体元件，可是通过量子力学所介绍出的新观念，到50年代就发展出了半导体。量子力学是1925年到1930年发展出来的，以后物理学家把新发展出来的量子力学应用到各个领域，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分子学。所以把量子力学应用到分子物理学是一个热门的题目。而在这个应用里很快就发现，“对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而要想把它了解清楚，就要知道它的数学语言“群论”。吴先生给我的那篇文章就是讲群论在分子物理学里的应用。
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去读了以后，写了我的学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