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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元典”教学在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给予更有力的关注
作者：邵炳军 张 静等
摘 要：中国的文学“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质和广泛的价值，其源头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故在当代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必须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为此，我们正着手进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的编撰工作，正是在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学术研究之基础上，同时又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元典”文读本。
关键词：原典；元典；教学；系年；注析；编撰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是与“原典”、“元点”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原”，即“本原”(《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典”，即“经籍”(《尚书·五子之歌》伪孔《传》)，故所谓“原典”主要强调“原初”、“原始”的文献学上的原料价值，即文献学类别划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献。所谓“元”，即“始”(《说文》)；所谓“点”，即某一时段与程度的标志，故所谓“元点”，即探讨“四时之变”、“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学的“本原”、“本体”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讨与根本解释。此外，“元”还包含着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又有《易·坤》：“上美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书·舜典》载：“元，上也。”这些对“元”的解释又都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们要谈的“元典”则是属于文化学意义范畴上的，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 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这样，中国文学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广阔的原创性意蕴而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研读这些“元典”作品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召唤和要求，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更注重文学“元典”的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这种“知所先后”的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学》)的探索之路会大有裨益。
一、中国古代文学“元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这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文明成果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首先，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与文学“元典”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而且，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可见，这些“元典”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民族文学的美学潮流和艺术型范。
其次，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蕴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质。如鲁卿穆叔为晋卿范宣子释“死而不朽”时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士人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使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这些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无意识。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垂范久远的文化指针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和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个性的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使人们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进一步强调：“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首先，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质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在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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