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谈大学特色的养成
作者：杨承运
大学特色，可以类比于“精神”、“个性”、“思想”、“理念”等方面；办学特色，自然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体现，而较多地是在“推行”、“运作”、“管理”、“机制”等方面予以表现。大学精神总体上是反映出自己的大学特色的，当然，也涵盖着办学特色!进一步说，前者是内在的，长期积淀的；后者是建立在设想、规划、构架、策划、运行等方面的；它的最终结果是凝练出一种个性和风格来，闪现出精神和光彩来——这就是“大学特色”。
说到特色的“形成”，我以为，教育思想的取夺是首要的，由此而兴之的就是办学的思想和理念。这才是办校、兴校的根本。
我个人以为，当前要在教育思想方面做必要的匡正——这是首要的，不能忽略、不能含糊，必须是十分明确的!
为什么?因为关于教育这几年我们听到了不少声音，有的还是颇有影响的。比如：“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教育要拉动内需”，“要抓住教育大发展的商机”，以及几乎类于商场的“学生就是上帝——他(她)们要什么就得给他们什么”，等等。
我们说，教育是上层建筑，没错!但是，它更是“人学”，是培养人的艺术和科学，而不是“工具学”。正如夸美纽斯所说：“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夸美纽斯《大教学论》)。而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为了全社会，即办所谓“人民的教育”。我们最近总是强调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说过：“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惟一方法，厥为教育。”就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彻、很明白。
那么，怎样办好人民的教育呢?我认为一定要从“人的教育”入手，而不是其他。所谓“螺丝钉”教育，“驯服工具”教育，那只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对于教育的曲解。
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之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爱因斯坦也说过意思很相近但是更为尖刻的话：“学生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请注意，他们谈到的教育是“养成人格”和“贯之以理想”，是“美和道德上的善”、“和谐发展的人”。
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家们不乏此类论述。
“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均须从‘修己'开始。”(梅贻琦)
“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张伯苓)
“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叶圣陶)……
可见，教育的主旨是绝不能忘，更不能错的。教育主旨定矣，办学思想可成。而办学思想和理念，则是形成办学特色的前提。
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它造就了北京大学的精神和风格，这正是元培先生的教育“养成人格”为思想前导的必然：辜鸿铭是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没有学历文凭，李大钊是共产党……蔡先生的标准是：“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孑民先生主张并推行：(1)“美育代宗教”，设美术、音乐研究所，书法会、画法会；(2)“文理是不能分科的”，调整科系、课程，扩充文理；(3)宽严相济，整顿教风和教师队伍。
不用多说，正是“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造就了北大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传统的北大校训)的作风。在逆境的时候，梁漱溟先生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也是北大师生的精神、品格的一个生动写照。
正因为如此，才构建出北大的办学理念，孕育了北大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风格。
1915年任教北大、曾任北大教务长、建国后出任北大第一任校长的马寅初先生对此也有诠释：“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政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已达其至高之鹄的。”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得好：“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1945)
作为两岸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他的办学思想也是很有特色的。他主张：(1)设学系要考虑人才的“供”与社会需要的“求”能否“洽合”，如果不能洽合，则不惜“变更常规”，“求所以应社会之需要也”；(2)清华各系均应培养具有“通识”的“通才”；(3)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4)“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大楼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正是这样的办学思想理念才形成了今天清华大学的务实专精、力行求效的风格。
我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并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大从教60年。他谈到两个学校的风格时说：“肯定不一样，这并不奇怪，就好比李白和杜甫是两个好朋友，但却风格迥异。”“两校风格的不同来自其基础的差异。清华1911年建，受当时资本主义的影响深些，而北大从国子监到大学堂，一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传统文化的秉承使得北大文化积淀深厚，缺点就是封建的东西多了点。清华的特点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是深厚凝重。要比的话，清华就像李白，北大好比杜甫。”
在这里，尊敬的老先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学精神、大学特色的“参考坐标”，那就是“基础”、“积淀”。
我们回到“办学特色”的主题上来说，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中，有“特色项目”一项。从指标导向的层面上来讲，这可不是为了“立项”。有这个特色的“项目”之说，是为了让参评院校系统地回顾办学历程，认真地提炼办学思想，以避免千校一面，万众趋同。也就是说：要在教育思想匡正的大前提下“明确办学思想”、“落实学校定位”、“对准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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