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教材建设一定要开放
作者：史启桢
2005年，一位代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大学里培养的工程师是我们国家第六代工程师，但用的却是培养第三代工程师的教材。”这位代表这里显然指的是工科教材。
2005年，由教育部化学学科教指委撰写的“化学类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课程内容膨胀、陈旧，熟悉的内容难以舍弃，内容更新困难重重……”。这段话也许可以反映理科教材的状况。
类似的声音在我们耳边萦绕了二三十年，如果把理工科本土教材看作一个“机体”，这个“机体”难道是一个“病体”?或者说，是处在一种由营养单一而造成的“亚健康”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几年前教育部有关领导关于“必须大量地、不断地引进国外原版教材”的表态可能是一剂良方，可能会产生长远影响。如果能够积极推动，科学实施，可能成为本土教材摆脱目前状态的突破口。
大家知道，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对教材问题发表过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教材……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以后就按新教材来上课。”
我们不能把邓小平的谈话仅仅看作十年“文革”后，应对大学招生的应急措施，谈话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教材问题本身。它表达了一种战略思考，即教育需要“对外开放”、需要“面向世界”的战略思考。他在1983年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与这次谈话的思路一脉相承。从1977年到教育部表态的2000年，时间过了23年。如果算到今天，则过去了将近30年。30年了，理工科教材内容陈旧问题仍然是高等教育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不敢轻言教育战线开放力度太小，但至少让人觉得，实施的开放举措很少惠及教学和教学活动，其中包括教材。
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引进国外优秀教材，不是要让本土教材“边缘化”，而是要促进本土教材更快、更好地发展。回头再看小平这段谈话的末尾是怎么说的：“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
教材的功能是什么?通常将教材看作知识的载体。这种认识当然不错，但我觉得，它同时还折射着产生教材的那个社会的教育理念。即，教材的功能有二：一是承载着知识，二是折射着作者的教育理念。
使用国外教材，不但学生可以学到本学科的最新知识，教师还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并研究教材所折射的西方教育理念。
可以指望，国外优秀教材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营养要素，从而导致营养要素多元化。我相信，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与融合，将会催生新一代优秀本土教材。
先看一个例子。影片《断背山》本没有一丝与华人相关的戏剧元素，但它的华人导演居然获得了2006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们只要看看李安成长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他取得成功的奥秘。这是媒体的一种评论：“李安用中华美学的营养滋润了一部地道的西方文艺作品!”(中国新闻周刊载文评论)
教育界的例子也许更有说服力。最近看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叫《八位大学校长》的书，该书介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著名大学的8位校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这8位校长分别是：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宏隽、胡先。他们对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浙大、中央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建设、对现代中国教育体制与学术体制的缔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上述8位校长中，有7位曾经留学美国。他们的辉煌业绩，是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理念融合西方教育理念和科学精神的范例。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根基的美国教育家，和没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教育家，会在中国土地上取得那样的辉煌。
当然，大量使用国外原版教材，不是说做就能马上做到的。有许多问题待解决。例如，书从哪里来?学生买得起原版吗?即使买得起，长期习惯了的学习方法能很快适应那些大部头教材吗?等等。所以，我们宁可把它当作努力的方向之一，当作一个过程。我认为，基础课的授课教师们至少可以做起一件事：选择与课程相关的两三本国外教材，认真读一读，几年内就会见效。
最后请允许我做一点说明。本土教材培育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几代人，功不可没。我本人也是本土教材的作者，这个身份也许能帮我避开“否定本土教材”之嫌。我也曾经热衷于引进国外优秀教材，方式是翻译出版。在兰大化学系分管教学期间，还曾组织过这样一次使用国外原版教材的教学实践，那次实践历时4年，涉及当时化学专业的5门主干基础课。所以，本文只是反映了我最近20年从事教学和教材工作的体验，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本文作者是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