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试论影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
作者：蔡基刚
一、大学英语教材市场的无序竞争
“在出版过程中，出版商往往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量的促销的活动。这些活动无形之中影响了教师或教育行政部门对教材的评价和选择”(程晓堂，2002：5)。早在1999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就刊登了记者“警惕教材出版中的纯商业行为”的来信，揭露了大学英语教材促销活动中的不正常现象。信中指出“目前一些出版社为了挤占大学英语教材市场，不惜以高折扣率作为扩大其市场份额的突破口。有的则通过行政手段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有关院校使用其教材；有一家出版社更是直接将折扣让给大学英语教研室，许诺邀请使用其教材的老师到旅游风景区免费培训、旅游，承担他们的差旅费来吸引有关教研室和老师使用其尚未出版，无论在编写质量和使用效果上均未得到认可的大学英语教材。这种无序化竞争正在使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这种情况近几年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教材大战越演越烈。2005年9月16至17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大学英语教材国际研讨会》上，陆谷孙、胡壮麟等专家学者都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这种过度无序商业化的竞争手段带来的弊病是：(1)腐蚀一大批人。如一些决定使用教材的领导直接提出要回扣，以及各种形式的无理甚至是违法的要求。近些年因私吞回扣而犯罪被判刑的大学教师和干部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购教材分回扣已成为高校腐败的新品种。(2)影响教学质量。选择教材的标准不再是根据自己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而是谁给的利益多，就选择谁家的教材。据调查(郑树棠，2003)，86％以上的高等院校至少使用两家以上出版社的教材，不少是三家，甚至四家。说得好听的是谁也不得罪，实际上谁的好处都得到点。这种教材选择不根据实际情况的做法势必影响正常的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3)牺牲学生的利益。国内“培训”，国外“考察”，教师和学校享受的各种好处“一切最终都会转嫁到购书者身上”(《高校教材采购成腐败温床》，《扬子晚报》2005年8月17日)，教材成本上升，价格飞扬，学生不堪负担。根据我们统计，大学英语课本一册的全套教材(包括光盘课件)平均在80元左右，两学年的四套教材平均在350元，有的高达400元以上，已出现有些学校的学生不堪负担而集体拒买教材的情况。
二、教材影响乃至决定教学大纲
“有些人把教材凌驾于教学大纲之上，从而使教学迷失正确的方向。英语课程的实9S要以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为指导。教材只是实施英语课程的手段之一。任何一种教材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要求。在实际教学中，教材‘至高无上’的现象实际上是教材的消极作用”(程晓堂，2002：5)。在大学英语教学界，不能说教材凌驾于教学大纲之上，但教材对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的制订，对课程的设置(如必修课和选修课划分)，对课程学期安排(如基础教学阶段或专业教学阶段的学时数)产生微妙的影响是事实。
理论上说应该大纲制定在前，教材编写在后，教材必须按照大纲的目标要求编写。但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往往是先有教材，后有大纲，大纲根据教材编写。如先有了凌渭民主编的、我国第一套较有影响的大学英语教材《高等工业学校英语》(1960年开始编写，1962年出版，教材共四册，每学期一册，分72学时教完，教材以语法为纲，课文以科技文章为主，主要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然后在1962年有了我国第一个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工业学校五年制用)，规定教学目标是“为学生今后阅读本专业英语书刊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教学要求是“掌握阅读一般科学技术书籍所必需的语法知识”和“能阅读内容为学生所能理解的一般科学技术书籍”，教学安排总教学时数是240，安排在第1至第4学期。并在大纲中规定“课文题材以接近科学技术的一般性文章和科学技术小品为主”。以大纲的形式，确立大纲颁布前编写的《高等工业学校英语》的适用性。
再如，1977年冬教育部在长沙召开高等学校英语基础教材座谈会，会上总结了当时好几套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情况，并根据这些教材的编写理念和特点，提出和通过了“英语教材编写大纲”。而正是这份教材编写大纲实际上成了后来1980年教学大纲的框架。1980年教学大纲中关于大学英语基础阶段为2404280学时的规定，关于专业阅读阶段的要求和安排就是依据教材编写大纲的原则作出的(李良佑等，1988)。
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尽管现在的大多数大学英语教材都是按照1999年修订大纲编写的，突出的是语言基础和阅读能力。但是，当社会需要和学生需求发生变化了，是否能够顺应时势，在修订大纲或制定课程要求中提出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或还是固守“语言基础和阅读能力”，这是对教材主编的考验。
教材影响大纲的做法在我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都是由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制定的，更确切地说，大多是由各套大学英语教材主编参与和负责制订的。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前身是公共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根据陆慈(1992)，“编委会的首要任务是大纲的修订或制定”。1985--1986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就是在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上审定通过的。1999年修订大纲是在改名后的第二届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完成的。分析历届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不难看出，制定教学大纲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历届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尤其是正副主任本身又都是领衔编写大学英语教材的主编。
列举这些事实，并不是进行批评。他们并没有错，正是他们编写教材的专业知识和杰出贡献，使他们得以进入教材编审委员会。这是体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由编写教材的专家来负责制定大纲，他们的教材编写观念、思路不能不对大纲的制定起着很大的影响。1999年9月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英语教材市场争夺战抢在大纲之前》。之所以出现《大纲》还未公布，体现大纲要求和精神的大学英语教材已经编写或已经编写完成的情况，胡壮麟(2005)给出的一个原因是“有的编者本身就是新大纲制订小组的成员”，他们有的已有自己的教材或正在编写自己的教材，以自己教材的编写理念、原则、词汇难度来考虑新大纲的目标定位、教学要求、词汇表的制订不能不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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