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关于大学文学教育的目的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作者：郭海燕
一定时代的教育英不打上一定时代的烙印。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有四点：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90年代左右，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实施，人们需要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协作等新型道德。而实际情况则是很多人私欲膨胀，不管社会公德，制假、造假、贪污受贿等各种腐败现象频繁出现，于是有人大呼人文精神丧失了。在国际范围内，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技虽然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利益和较高的生活水平，同时也造成水污染、土质下降、森林遭受破坏、动植物种类急剧灭绝、资源枯竭和环境公害等问题，国际上也在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这些公共关系。面对种种道德沦丧的现象，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传统使有识之士倡导文学教育，特别是要在文学教育中体现人文精神。
现在，这门课上得如何呢?在今天这个经济化的大潮中，经济现代化是第一位的。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调中也是侧重技术而不是基础科学，何况文学艺术呢?于是乎，一方面，有人倡导大学文学教育，苦口婆心地说明文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有人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反对。反对的原因，自然是文学没有“用”。这没有用的含义大家都明白，不外乎说文学与自己的专业无关。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大学本科教育应是“博雅教育”，不同于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教育”。笔者不再赘言。不仅大学各院系的领导反对，许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也反对，大家反对的原因又加上认为文学不只耽误时间甚至玩物丧志。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倡导开设文学课的人、编写大学文学课教材的人和亲自上这门课的教师纷纷向上述握有开不开课大权的人表明，文学是多么有用。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怪现象：在教材篇目的设置上，提炼出一些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而不是文学作品)，分成几个单元，什么爱国主义、什么舍生取义。授课教师也只好从作品中抽出对应的干枯的良善内容，一一向学生们指出来，似乎通过这样的教育，能够使学生高尚起来。
教师们的良苦用心却没有带来如期的效果。有的学生在学了屈原的作品后的作业中写道：那些腐败的官员，如果学学屈原就不会贪污受贿了云云。他们以为这样写就能表明文学教育在他们身上的效用实现了。殊不知，如果文学真有这样的作用的话，有不良商贩为了增加鸡的重量而往鸡肚子里塞沙子，难道为了制止他们而要让他们上大学语文吗?文学竟然有惩恶扬善的直接作用吗?由此可见，人们对文学本质和特色的误解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许多上大学语文的教师对文学的特质没有明确的判断，对于为什么要上这门课很茫然，对别人对文学的或指责或赞扬都无从分析、应对。笔者认为，业内人士对于大学文学教育的目的、文学的作用、文学起作用的方式等等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虽然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可是大学文学教育中出现的偏颇，在根子上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关。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最深远的莫过于孔子的文学观。《论语》中引孔子论“诗”的地方很多，如：
不学诗，无以言。(《季氏》)
小于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上述几节包括几个意思；或者把诗当作涵养品德性情的佐助，或者把诗作为增进知识广博的手段，或者是认为诗有助于社会伦理的实6S，或者是说诗可以帮助政治应对的辞令。总之，都是强调文学在政教上的实用性。
虽然强调了文学的实用性，但孔子在《论语·宪问篇》里却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是典型的重道轻文的主张：孔子论诗又重在“无邪”，认为“郑声淫”，所以要逐郑声，可见他看文学作品偏重在道德方面。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观点成为封建时代各朝代立国的意识形态，用它来要求文艺家，很容易扼杀他们的灵性，会对文学家产生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时代不同，道德观便不同，过去时代之“善”在今天则未善。而且，老百姓对于文学家容易认为文人无行，对于文学作品则又以为是玩物丧志而无益教化。
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很容易让人意乱神迷，他们认为做诗也是“玩物丧志”和“耽于声色”，属道德败坏之举。为了让人去恶向善，他们向佛教学习，发展了‘套自己的心性论。大意是说善出于“理”，恶来自“气”，但“理弱”而“气强”，这便需要修养功夫。于是，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伟大目标，宋代人忙着“格物致知”，哪里还有时间理会文学艺术?不只没时间，还会影响人的向善壮举。
如果儒家的“圣人”也要扭转自然界“理弱气强”的局面，那就变成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态度了。诚如王小波在其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里恨铁不成钢地说的，中国人考虑的问题人家也都考虑，但人家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更重要的事”当然是搞西方式的科学，以求国力的强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打入我国，中国人不得不向其抗争。于是从五四运动起就开始提倡科学、民主，一直到当代中国的“新启蒙主义”，都是要向西方学习，以便提高综合国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既是经济政策，又是国际政治使然。
在今天这种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相伴随的有些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在大众通俗文化和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载道”之文学的教化作用，用以劝人向善、劝人爱国上进。按照韩少功的看法，这是一种对于文字的崇拜。从事美术教学的人会不会编一本给非美术系的人看的大学美术，搞音乐的人会不会编一本普及性的大学音乐出来，他们那儿好像冲动不是很大。文学，既然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字又是语言的书面载体，人们对它紧盯紧防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在这种语境下提倡的文学教育容易使之走向一个误区，即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它能也应该收拾人心。但其实它不可能产生这样巨大的作用，达不到的时候，有人便走向另一极端——贬低文学，认为它没有用，不只没有用，还会让人玩物丧志。现在大学文学教育中出现的某种偏颇现象的思想根源在于人们想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带来的一切令人忧心的问题希望通过向善来改变。这与宋代理学家的思路是一样的。如果说这种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那么仅仅让文学来担此重任是不是不切实际呢?
二、大学文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情趣的培养
不管是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它能也应该收拾人心，还是贬低文学，认为它不只没有用，还会让人玩物丧志，都是让文学承载上不应有的负担，都是上述传统思路的执迷，都是对文学本质的歪曲。那么，对大学生进行文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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