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走出一道人生的风景：林斤澜
作者：唐功杰
（编 者）
【作家档案】
林斤澜，浙江温州人，1923年生，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9年后到北京市文联创作组从事剧本创作，1956年出版第一本书——戏剧集《布谷》。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一般取材于农民或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讲究构思立意，风格清新隽永，独树一帜。短篇小说《台湾姑娘》因在题材和写法上新颖独到，曾引起读者注意。以后写了一系列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1987年结集为《矮凳桥风情》出版，一时为人传诵。这些作品语言凝练、含蓄，兼融温州方言于其中。作者以浓缩的结构、突兀跌宕的情节，白描出一系列人物形象。林斤澜出版的小说集还有《春雷》《山里红》《石火》《满城飞花》《十年十癔》《林斤澜小说选》，文论集《小说说小》，散文集《舞伎》等。其小说多取材于北京郊区农村生活和知识分子的遭际，以散文的笔法，着力表现一种特殊的氛围，结构精巧多变。
【作品选读】
春 风
林斤澜
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
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
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飘拂；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
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
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岩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碴……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轰轰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
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咯啦啦、咯啦啦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臂腿，浑身关节挨个儿咯啦啦、咯啦啦地松动。
麦苗在霜冰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清早，着大鞭鞋，穿老羊皮背心，使荆条背篓，背带冰碴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
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得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
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
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打了儿子一枪
林斤澜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新来一位国文老师倪先生，圆圆胖胖笑眯眯，穿灰绸长衫，青布圆口鞋，上课尽地方土话。当年规定上课要讲国语，特别是国文课。倪先生不会讲，听说也没有学历，是乡下请来的教私塾的夫子。但人极和气，到他屋里送作文本子，总叫坐，从背后“洋油箱”——原是盛煤油的铅皮长方桶——里摸出一个光鲜橙红的瓯柑，笑眯眯地放在你面前。他批改作文本子不批“通顺”“遒劲”“不落窠臼”，这样两个四个的字，总要写上几行，不用“之乎者也”，用“的了吗呢”，用得也多，仿佛句句都有。字也圆圆胖胖的，字里行间也笑眯眯的。
倪先生课堂上讲些什么，全记不得了。却有回在礼堂上讲几句话，叫人震惊不能忘记。
那时候每星期一早上，全校到礼堂做“纪念周”。必有一位老师讲话，那天轮到倪先生，一切礼仪完毕，他慢吞吞走到讲台上，上身前俯——一个圆胖的鞠躬，开口是土话，那是更应当讲国语的场面，别的老师微笑。
“今天我要请个假，讲几句话就赶航船回家。昨天从乡下带信来，土匪抢劫，打了我儿子一枪……”
全场唏嘘一声。
倪先生抬起胖胖的右手，指着前胸锁骨下面，确实还是笑眯眯地说：“……这里打进去……”
倒着脚，转过圆圆的身体，胖胖的右手背过去，努力上抬，上抬，抬到恰当地方。
“……这里打出来……”
再倒着脚，转过身体，还用土话说了十分钟？十五分钟？说的什么，不是现在记不得，是当时就听不进去了。
“……航船开船时间到了，我请个假……”
上身前俯，下台，朝外走，大家的眼睛都盯在灰绸长衫，那圆轮轮的后背上。
倪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就没有接到聘书。照旧在乡下教四书五经，也通过信，回信称“小友”，用“的了吗呢”，看得出来笑眯眯的圆脸。
倪先生在乡下自学了日语英语，不过一开口，日本人英国人还有中国人都是听不懂的，只是自己看书做学问用。后来就在长满绿苔的木板屋里，穷“终正寝”。
有些年，倪先生教“家馆”，好比现在的家庭教师。住在有钱人家家里，教一二个少爷小姐。但他不会应酬，空闲下来只是读书。端那种饭碗，又不像“清客”“食客”，空闲的时间是很多的。连日语英语都自学过关了。不是三家村老学究，可又不从事著作，连个手抄本也没有留下来。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超级链接】
林斤澜说老舍
程绍国
林斤澜是对老舍最熟悉的几个人之一。林斤澜夫人谷叶曾说：“我们到北京那一阵，斤澜替老舍跑腿儿。”林斤澜是1950年上半年到的北京，在北京人艺创作组。调到北京市文联是1951年底的事情。林斤澜认为老舍是一个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1955年反胡风之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他每年两次把文联的同人叫到他家聚会。一次是菊花开了，赏菊。还有一次是他的生日。聚会都要喝酒，他家有很多酒，汾酒、竹叶青、伏特加。要喝什么喝什么，要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毛主席送的。老舍自己是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就少了，到了1959年“反右倾”，林斤澜就没有这类事的记忆了。
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他认为1966年8月23日那天是重要的，因为老舍次日出走，死在太平湖，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叙述。
那一天，一个自称高干子弟的北大毕业生打了不少电话，叫人到文联大院里来。北京女八中的一群学生也来了，十五六岁，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一律宽腰带，带铜扣。
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那边先叫喊起来。文联会议室这边“学习”的人们屏声静气，翻张耳朵。当文化局那边大声叫揪名旦荀慧生时，只见老舍站了起来，脸上抽搐，甩甩手，嘴里啧啧几声，走出五六步，回头，坐下，木然。
忽然，文联这边两扇门打开，外面几条嗓子叫道：“出来，出来……”老舍和大家鱼贯而出，毒日头里晒着。只见一群人围打萧军，作家管桦在人丛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好心人立即把管桦拽到人后。有人把萧军从地上拉起来，要他认罪。萧军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服打不服罪。”
接着，一批人被揪到“国子监”去批斗。文联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傍晚回来，老舍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头包白绸水袖，白绸水袖挂着血迹，后脑又渗着血。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在沙发前边，背靠沙发扶手蹲下，蹲在地上。老舍当时的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为的是避免和老舍说话。而前段时间，她就写过大字报，说老舍在上海还有女人云云。
天渐渐黑了，老舍又被架出来批斗。老舍从一天的猥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有话说”……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耳朵，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连手带牌子碰到了红卫兵的脸。于是，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噼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噼啪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林斤澜说，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那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来了两位警察。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只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蹲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革委会的人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用一个北京土字：“瘆”。
从此，林斤澜再也没有见过老舍。
林斤澜家里，保存着老舍写给他的两幅字：一是抄录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一诗：“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二是直幅的四个字。老舍对林斤澜说，纸是清初的纸，极好。字是这样四个字：“健康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