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关羽“义释曹操”的功能性

作者:刘为钦




  关羽“义释曹操”,是《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片断。《三国演义》是这样叙述这一情节的:“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骤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1]学术界在解读《三国演义》,或者品赏关云长的审美特质时,常常都要论及这一情节。袁世硕先生说:“我们自然不能从刘备集团的立场上来责备关羽,但是这种以个人的恩怨为准则来处理政治大事的做法,却完全不值得肯定。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由此看到,关羽的‘重义’品质,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即所谓‘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2]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胡亚敏也说:“我国的关羽也是此种类型,他的一举一动都与‘义勇’连在一起,无论是为保护二位嫂夫人过五关斩六将,还是华容道上放曹操,都体现了‘义勇’二字。”[3]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关羽“义释曹操”这一情节,其实并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曹操在赤壁大战中败北之后,经华容古道逃回许昌,这是事实。据《三国志·魏书》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4]如果说《三国志·魏书》的记录还显得粗略,那么,《山阳公载记》就相当具体了:“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5]这一记录已经说得相当明白:刘备在华容道上并没有埋伏兵力,只是等到曹操从华容小道逃走之后,才匆匆赶到这里到处寻找,但曹操的人马却已经跑得无影无踪。这一文献也并没有提及关云长“义释曹操”的事情。如果说《山阳公载记》尚不能足以证实“义释曹操”的真伪性,那么,《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就比较有说服力了。《关羽传》云:“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6]陈寿在这里也没有谈及关羽“放走曹操”的事实。上述文字至少可以说明,关羽放走曹操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尚缺乏有力的文献支持。
  罗贯中居然将这一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情节堂而皇之地注入了《三国演义》的叙述之中。不仅如此,关羽“义释曹操”这一叙事序列在进入文本的叙事程序之后,还对整个文本的叙述起到了调节和控制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在文本的叙述中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功能”,与普洛普所说的“功能”有所不同。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将俄国民间故事归纳和划分为31种功能。究其实质,普洛普所说的31种功能,是指民间故事中的31种母题结构,或者说是31种叙事单位和叙事序列。而本文所说的“功能性”,则是指某一叙事序列在叙事文本中对叙述进程所具有的调节和控制作用。
  关云长“义释曹操”出现在《三国演义》第五十回,但它向上承接着第二十五回的“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曹操在小沛击败刘备、张飞之后,转过头来就攻打驻扎在下邳的关羽。曹操听从程昱的计策,派刘备手下的降兵到下邳去见关羽,自称是逃回来的,留在下邳城中,等待曹兵攻打下邳时作为内应。曹操手下的大将军夏侯惇引兵五千奔下邳而来向关羽挑衅,关羽应战,夏侯惇且战且走,关羽追赶了约二十里,担心下邳有失,带兵向下邳撤退。一声炮响,曹兵拦住了关羽的去路,关羽奋力厮杀,一直战斗到晚上,没有归路,只得退守到一座土丘之上。曹操带领士兵与先入城的诈降之兵里应外合,一举打下了下邳城。第二天天亮,曹操的谋士张辽来到土丘之上劝关羽投降。关羽提出三个条件:一、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对二位嫂夫人应给予皇叔俸禄,任何人对她们不得轻慢;三、一旦知道刘备的去向,便投刘备而去。曹操答应了关羽的条件,并设宴款待关羽。到许昌后,曹操拨一个宅子给关羽居住,安排美女服侍他,给他制作新的战袍,送给他赤免马。关羽斩了颜良之后,曹操表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当得知刘备在袁绍处,关羽封金挂印而去,曹操赶到半途送给关羽锦袍一领。《三国演义》接着是这样叙述的:“操笑曰:‘云长天下义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锦袍一领,略表寸心。’令一将下马,双手捧袍过来。云长恐有他变,不敢下马,用青龙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勒马回头称谢曰:‘蒙丞相赐袍,异日更得相会。’遂下桥望北而去。”[7]对于赠袍一事,毛宗岗点评说:“须贾以绨袍而得以不死,则曹操此袍可留异日华容道一命矣。”[8]近人袁世硕也说:“曹操对关羽所施的‘厚恩’,以及最后对他闯关斩将所表现的容忍,实际上就是对关羽放了一笔道义上的债务,用一根无形的绳索,系住了关羽的心。有债务,就要偿还。华容道上的事件,就正是在这条无形的绳索的牵引下演出来的。”[9]“义释曹操”同时也开启了《三国演义》的下文。《三国演义》如果不设置“义释曹操”这一叙事序列,即诸葛亮没有在华容道上设下埋伏,关云长也不曾放过曹操,这也便还原为历史的真实了;但诸葛亮一旦安排了关云长驻守华容道,如果关云长在华容道上不放走曹操,《三国演义》的下篇也就不会有曹操大宴铜雀台,平定汉中地;更不会有曹丕废献帝,司马篡魏权,三国之归晋。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两者(历史和诗——笔者注)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0]任何事件一旦被假设,它就已经不是事件的本身,就已经不是历史。但在虚构性叙事文本(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中,有些情节则是可以假设的,通过假设我们可以探讨情节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可以充分认识某些叙事序列,特别是核心叙事序列在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进而准确地把握文本的整体结构。从文本叙事的角度来看,如果曹操在华容道上不能幸免遇难,那么,《三国演义》的后七十回也就不是三国之争,而是蜀吴相斗。“义释曹操”之前的关云长下邳降曹,在历史上是真实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11]《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亦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12]“义释曹操”之后的关云长败走麦城,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云:“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兵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13]《吴历》也说:“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14]那么,罗贯中何以要在众多真实的历史事件之间加入关羽“义释曹操”这一虚构的情节呢?这也正如毛宗岗所说:“华容之不杀,义也。”[15]其实,关云长“义释曹操”这一细节不仅写出了关羽的“义勇”,也还写出了诸葛亮的“智慧”。诸葛亮在赤壁借完东风之后,回到夏口,立即调拨赵云驻守乌林小道,张飞埋伏葫芦谷口,糜竺、糜芳、刘封沿着江岸剿擒败军,刘琦陈兵武昌。这时站在诸葛亮身边的关羽问诸葛亮,不委用我是何用意。诸葛亮说有一个紧要的隘口有些违碍不敢教去,关羽问有何违碍,诸葛亮说曹操今日兵败必走华容小道,如果派你把守,你必定放他而去。关羽立下军令状并且问,曹操如果不从那条路上来怎么办,诸葛亮也立下军令状,告诉关羽在小路的高山之处放一把火把曹操引来,关羽领军投华容道埋伏去了。刘备担心关羽放走曹操,诸葛亮说,我观天象曹操未到身亡的时候,留个人情给关羽去做。其后,曹操果真经乌林、葫芦口,投华容小道而来,关羽果真放走了曹操。所以,毛宗岗又说:“若不肯释曹操,便不是关公;若操不走华容,必不是孔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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