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作者：张 波
——[元]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
一、男权文化浓重的阴影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这是《诗经》中一位妇女遭到丈夫抛弃时痛苦的哀怨，她内心痛苦、愁闷而终日恹恹。这样哀怨的形象在男性文学史上构建的话语中是数见不鲜的，这也是封建时代在男权文化压迫下女性的一种生存困境。
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文明仍处于蒙昧之中，原始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类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而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社会的逐渐进步，男性逐渐取代了原属女性的崇高地位，成为社会权力与统治的核心，并随这一核心在历史前进与沉淀中的巩固，男性便成了无可替代和不能置疑的最大权力者，甚至可以从此驾驭一切，包括女性。长期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结果便是男性文化及价值体系的建立与女性自主意识的泯灭与逐渐丧失，最终沦落为一种无独立地位的“附属品”。
这种“附属品”在文学作品中是俯拾即是的。《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崔莺莺的内心悲叹就是写照：
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崔莺莺的话语道出了从古至今女性内心的忧愁，也表明了女性的生存境况，女人只不过是“女人”，是男人的附著，是无根的瓢蓬。
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因为长期在男权文化阴影的笼罩之下，从生之初便被灌输着“三从四德”、“夫为妻纲”、“女诫”、“女则”等，导致自身主体意识的缺乏，无论为父之女，为夫之妻，还是为子之母，一生都在男性的庇护之下生存，成为男性宠物，或被男性抛弃。因此，这便决定了女性对于命运丝毫无反抗之力，只能受制于人，于是将一生的幸福寄于男人的身上，无论是对于爱情与婚姻都是执著甚至有些盲目的孤注一掷，并牺牲自己所有青春与年华，才力与潜质，成为他人之妻，他人之情人。而男权价值体系的存在，必定决定了这牺牲的不得所偿，一旦“无后”，一旦“色衰”，一旦男人变心，则一切不可挽回地将女人全身投入想要争取的幸福推入到无底的深渊，绝望地熄灭一切火光。这对于女性自身而言，便成为了一个悲剧的一生，从中的精神、心灵、舆论等各方面所受的煎熬便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二、刘兰芝的悲剧和崔莺莺的喜剧
大约两千多年前，一个被尊为“圣人”的男人孔子在增删《诗经》后，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经过他的手增删的《诗经》，里面不时夹杂着古代妇女因被抛弃而发出的痛苦的申诉。比如《邶风·柏舟》中，一位妇女因被抛弃又被众妾欺侮时的哀怨，“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镖”，悲痛到夜晚醒来也会手捶胸脯，可见这哀怨之深，痛入肺腑。至于《氓》作为《诗经》中最著名的有关弃妇主题的篇章，除了表面哀怨申诉之外，通过对与其夫的结识，相欢，成家，到丈夫的变心的描述，也更深入地反映了男性的自私无情及女子在婚姻爱情上的不平等。
《诗经》中以弃妇为主题的篇章大多只是描述了被弃后的痛苦与无奈，或对丈夫的抱怨，但对有关被弃的原因没有进一步的追究。而之后随着女性文学形象的逐渐丰富，有关弃妇的故事依旧在上演着，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所言说的刘兰芝的被弃，及其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无不令我们深思。究其原因：其一，是封建礼教思想的根深蒂固，女性做为男性的配偶，有着传宗接代之职责，从全文看，刘兰芝在焦家几年，并无子女留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二，焦母虽身为女人，但已完全沦为男权价值体系及封建礼教的一个维护者，从中反映女性自身精神的一种扭曲，已由受害者直接转化为毒害者，从而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其三，做为男性焦仲卿性格的软弱也直接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剧，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女性幸福孤注一掷寄于一个男人身上的可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刘兰芝怎样贤惠、孝顺，夫妻怎样的恩爱，因为封建礼教及其衍生的男权文化的存在，即使男性没有始乱终弃，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幸福依旧是遥远的，是无法得到的。相对于刘兰芝的悲剧，崔莺莺的结局是喜剧的，张生的状元及第，让这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长亭送别》这一折戏中，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哀怨的崔莺莺，一个深怕张生负心，深怕张生始乱终弃的怨妇。
《长亭送别》的戏剧冲突的焦点集中在科举功名上，老夫人执意在“拷红”后第二日即打发张生上京赶考。张生原本就是一个上朝取应的举子。因此在求取功名上，老夫人和张生是一致的。只有崔莺莺反对张生上京赶考，但她无力留住张生，内心十分痛苦。“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在内心大声呼喊着，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痛苦中煎熬：“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完全是一个怨妇形象。最终的大团圆，也不过是崔莺莺把爱情和幸福完全附着于张生身上才得到的。
宋代诗人陆游和唐婉的悲剧是最好的说明。当唐婉见了陆游的《钗头凤》提笔写下了《钗头凤·世情薄》词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词中流露出的痛苦是大多数当时妇女的痛苦，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痛苦。也是当时妇女被弃后的生存处境最真实的写照。
幸福，对于男权笼罩下的女性，其实不仅是一种遥远，它更像是一条毒蛇，一生都在被弃妇女的心中缠绕纠结，成为一种无法张望的痛苦煎熬。
三、潜意识存在的怨妇心态
“怨妇”并不只存在于女性的婚姻与爱情遭遇悲剧之时，广义上说这种哀怨的心态的确立是当时乃至现在一种普遍的典型的女性心态。
女性将一生的幸福寄于自己的爱情及婚姻，必然导致了她们对于男性的依附及想尽一切方法保持男性对她们的永久的兴趣，以求这种幸福的长久。大多妇女时时刻刻地在担忧与恐惧中生活，永远为自己的命运与前途担忧。这种心态纠结着她们的一生，一旦被男性所“托”，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甜蜜与幸福；一旦被“弃”，便意味着这种幸福生活的终结。因此，便有了历史上无数个怨妇的形象。崔莺莺的“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
这种表现，这种心理不独是崔莺莺自己的一个体验，而是在男权社会中妇女的普遍心态。
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宋代女作家朱淑真，爱情婚姻的悲剧使她“逢春萦恨”、“对景断肠”，把相思之苦写到绝佳，她的《无寐二首》其二与《睡起二首》其一这样写道：
背弹珠泪暗伤神，
挑尽寒灯睡不成。
卸却凤钗寻春去，
上床开眼到天明。
起床不喜匀红粉，
强把菱花照病容。
腰瘦故知闲事恼，
泪多只为别情浓。
她相思痛苦至极，但不敢当着人面流泪，只有“背弹珠泪”、“暗自伤神”。她“挑尽寒灯”不能成眠，“开眼到天明”，而天明以后，又只有“病”与“泪”伴她度日。朱淑真怨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礼教破坏她自由恋爱的美满婚姻，在精神上把她窒息在现实的痛苦中。许多妇女生活在这样的忧惧意识中，因此时时刻刻要求着自己恪守妇道，对男性毕恭毕敬，生怕被男人所弃。甚至有些女性为了逢迎男性，而帮助男性欺压另外弱小的女性，成为维护男性价值标准的另外一个卫道士，因此就有了一道道贞洁牌坊的立起，有了女性对女性的唾弃、诽谤，有了女性对于女性的压迫。
另有一些女性虽未完全遭弃，但精神上已完完全全成为一种弃者，丈夫另趋新欢，她们只得被“打入冷宫”，得不到男性的爱的呵护，只能生活在痛苦与无助之中，一次又一次发出悲哀的叹息，忍辱吞声的活着，成为实质上的寡居之人，精神上受着永远的煎熬。
这种潜意识的怨妇心态不独表现于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中的女性身上，而有意无意制造怨妇的心态在男性心中如毒蛇一样盘踞着，不管他有时表现得多么冠冕堂皇。因为传统男性角色的核心特征是所谓“英雄”精神。这种以攻击、占有为主要特征的英雄精神在社会的支持怂恿下，不仅指向男性身外的自然和社会，也同样指向了身边的女性。“合法”和“非法”占有女性的多寡，长期以来成为男权社会等级制度的主要标志之一。这种心态的特征，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曾作过分析，她认为男性的性欲以阳具为中心，突出的是一种攻击和占有欲望。从文化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中，切中了男性的要害。从西苏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封建社会及男权文化价值体系的压迫下，女性自身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精神动荡飘离中，自己无力依靠自己，而男人亦不能给予她们所要的爱情与幸福。因此，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中，许许多多怨妇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