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理解的礼物等
作者：保尔·威利亚德
保尔·威利亚德
我第一次走进威格登先生的糖果店时，大概四岁。一进门，就被满柜台可爱的糖果吸引住了。我贪心地向威格登先生要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糖果。威格登先生问我：“你有这么多钱吗?”“我有许多钱。”我伸出了紧握着的拳头，放了一大把樱桃种子在他手里。威格登先生一下愣住了，盯着他手里的东西看了老半天，然后，他又看看我。“够了吗?”我有些忐忑不安地问。“我想，这太多了一点，你还能有些找钱。”他回身拿了两个便士，放在我手里。
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和我的妻子在另一个城市经营着一家海鲜店，供应各种新鲜活鱼。
一天，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带着她的弟弟来到我的店，两个孩子瞪着大大的眼睛，盯着那些水里游动的美丽的鱼儿，看了老半天。“天哪，我们能买些吗?”那小男孩问。“可以呀，只要你们有钱。”我说。“我们有很多钱。”小女孩自信地回答。那女孩的回答给了我一种熟悉的感觉。于是，他们挑了特别好看的鱼。小男孩对小女孩说：“你给他钱。”当小女孩紧握着的小手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我知道那小女孩要说什么。她的小手松开了，在我手里，她放了三枚小小的硬币。那时候，我才猛然体会到威格登先生当年的心情。我看着手里的硬币，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了糖果店的柜台的后面。“够了吗?”那小女孩轻轻地问了声。“哦。够了，还多了一点点呢。”我回身，拿了两枚硬币放在她手里。
做人从常识开始
谢有顺
很早以前就听过一个故事，是用来形容法、英、德、中四国人的办事风格的——个人丢了一根针，如果这是一个法国人，他会聚众到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我们要找到这根针!”如果这是个英国人，他会不露声色地跑到皇家侦探局，秘密请人侦破这根针的下落；如果这是个德国人，他会把房间的地板分成一个一个小方格，然后逐格逐格寻找。而如果这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他会找出一根铁杵来，将它磨成一根针；如果这是个当代的年轻一辈的中国人。他则会先找出一根特大号的铁杵，在记者的摄像机和围观的群众面前大做其铁杵磨针的秀，等到风头出尽，暴得大名之后，再趁人不备设法去弄来一根针，以吹嘘自己大功告成。
谁都听得出这个故事里面的讽刺意味，它的确意味深长。并没有人故意损我们，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暗合了这个故事所说的荒谬逻辑。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就被教导说，要学习这种将铁杵磨成针的刻苦精神，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用铁杵来磨针是最笨的办法，既浪费时间也浪费资源，它远没有用钱买一根针来得便捷有效。即便你没有钱，也可以用这根铁杵向别人换一根针(这种便宜生意有谁不愿意做呢?)而省下磨针的时间。这就好比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失败在大多数时候并非什么成功之母。
还有一个笑话说，老师问学生：“你今天做了好事没有?”学生回答说：“做了，我和小明一起帮一个老太太过马路。”老师说：“很好。”学生却补充道：“不过，那个老太太一点儿都不想过去。”虽说是笑话，却值得深思。帮老太太过马路，捡到东西交还失主，这些本来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是基本的常识，有时却被宣传成一种了不起的壮举，久而久之，常识就被人们不知不觉地遗忘了。这种将常识盲目进行精神升华，从而造成真正的常识从我们的生活中隐匿的宣传方式，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到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之中：大家都在期待道德英雄、精神典范。希望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们来做，自己则悄悄地躲避作为一个正常人该尽的基本责任。所以，一个单纯用做好事的思想来支撑自身的道德体系的社会，表面上看来，是在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实际上是使每个人都在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使他们丧失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的热情。
有时候，一个人在做好事，后面跟着的往往是一大群爱占小便宜的人。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对这种现象有过精彩的分析。比如，一个人本着善良的禀性，用节假日的时间帮助居民免费修理电器，结果大家都把一些破得无法再用的电器带来，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零件，换来的不过是勉强再用几天，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值得；从社会效益上说，也造成了一个人学雷锋众人捡便宜的恶俗局面。所以说，做好事的人虽然值得赞赏，但他们的行为却不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