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十八岁出门远行》解读
作者：孙绍振
从艺术上来说，其探索性非常明显。它肯定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把它归入现代派之列。在现代派小说家看来，小说并不是人生的真实反映，而是作家对人生的自由想象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探索不仅仅是在内涵方面，而且是在形式方面。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性的描写，并不是所有小说必须遵循的神圣规范，相反，任何规范都是艺术形式发展的桎梏，对人生的探索必须打破传统的观念，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也必须冲破经典的形式规范。按经典的形式，情节的发展要合情合理，有着鲜明的逻辑因果性。但探索性的小说，则有可能打破这种因果性，代之以反因果性。例如在这篇小说中，“我”以敬烟来对司机表示善意，司机接受了“我”的善意，结果却是粗暴地拒绝“我”乘车。“我”凶狠地呵斥他，他却十分友好起来。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他本来应该焦虑苦恼，但实际上他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他本该愤怒、反抗，但他却无动于衷。“我”本能地去和抢夺者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本该是非常痛苦的，但一点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一车苹果被抢光了，司机却“越来越高兴”。抢劫又一次发生，“我”奋不顾身地反抗，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不但不同情和帮助我，相反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无理到了荒谬的程度。可是作者似乎觉得这样的荒诞还不够过瘾，对荒诞性再度加码。抢劫者开来了拖拉机，把汽车上的零件等物品，能拿走的都拿走了。司机有什么反应呢？作者这样写道：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
如此荒诞，是不是绝对荒唐，绝对无理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而是一堆呓语了。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这个道理，至今还没有一个让人们广泛认可的归纳。
有人在解读这篇小说时，抓住“十八岁”这个关键词，认为小说的立意就是让孩子感受成人世界，成人世界的残酷使孩子震惊，使他“无限悲伤”“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这种震惊感，就是青春心理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但我觉得，这个解读还可以继续深化下去。小说展示成人世界的暴力，特别强调其荒谬性，荒谬的焦点在哪里？不在抢劫者的快乐，而在被劫者的快乐。如果只有抢劫者的快乐，就没有荒谬感了，就没有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探索了。小说的荒谬感是双重的，首先，被损害者对于强加于己的暴力侵犯，毫无受虐的感觉，相反却感到快乐；其次，被损害者对为了反抗抢劫付出代价的人，不但没有感恩，相反对之加以侵害，并为此感到快乐。另外，除了施虐和受虐，还有更多的荒谬渗透在文本的众多细节之中。小说有时很写实，有时又好像漫不经心。妙就妙在这种漫不经心上。常常自由地、突然地滑向极端荒诞的感觉，比如说，“我”被抢苹果的人群打得很惨：“……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在写这样的血腥事件时，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如果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去追究，恐怕是要做出否定判决的。然而文学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不能光用读者熟悉的尺度。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
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明白余华为什么要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个现象：孩子的眼睛是第一次看到，不可能习以为常，人生的怪异、人生的荒谬就凸现出来了。
车子上的苹果抢光了，车子的轮胎都卸走了，“我”为了保卫苹果被打伤了，鼻子挂在脸上，司机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从现实主义的因果逻辑来说，这样描写缺乏合理性。然而余华不是现实主义作家，他有意向传统情节的因果性挑战，在小说结尾，他并没有承担给读者揭示谜底的责任，相反，他好像无缘无故地让这个司机跳到了拖拉机上，把“我”的背包抢走，还在车子里朝“我”哈哈大笑。
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这让我们想到了阿Q死到临头还想要出风头。鲁迅也把人生的悲剧当作喜剧来写的。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然而这种扭曲的逻辑启发读者思考许多深刻的悖谬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当然，余华的这个短篇的价值，还在于他的语言所创造的一种荒谬而又真实的张力。“我”走在山路上，找不到旅店，想搭车。“我”站在路旁朝汽车挥手，“努力挥得很潇洒”，可是司机看也没有看他就“他妈的过去了”。“我”就追，“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对着自己哈哈大笑”，但是又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立刻不笑”。在接着走路的时候，“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这些句子，在正常语境中，都是不通的，但在这里却是很艺术的。看来，这是一种极端随意、怪诞的感觉，然而又不完全是怪诞，在怪诞中有某种深沉的启示。
为什么追不到车，起初没有懊丧，反而哈哈大笑？主人公还年轻，还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于人生的险恶还没有体验，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还没有多少思索，因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只当作好玩。其次，在觉得好玩之后，在更深的意识深处，就产生了仇恨。这个纯洁的心灵上居然冒出了拿石子去砸司机的邪恶念头。这种邪恶的可怕在于，主人公并不觉得邪恶，相反觉得好玩。在余华看来，对于是非善恶的麻木，并不仅仅是成人世界的特点，在未成人世界，也是同样存在的，只是和成人世界相比有程度上的不同。这实在是人生的荒谬。余华与许多作家肯定人的善良不同，他刻意突出人性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严峻的现实，并不完全是作家艺术想象中的荒谬。作家以无理的外部形式揭示了内在的邪恶，既是思想的也是艺术上的创新。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去学习这篇小说的语言。在一般语境中，“哈哈大笑”是欢乐的表现，而文中的“哈哈大笑”，却有复杂的内涵。
值得欣赏的还有以下几处：
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外珍重它们。
在通常情况下，刚刚生出来的胡须是很稀少、很短的，是不可能迎风飘飘的。这里把它写成迎风飘飘，是有意的夸张，表示对自己的调侃。至于“定居”，也好像用词不当，本该慎重地用来表示居民比较长期的迁入。用这个词，是表达胡子一旦生出来就不会消失的感觉。对几根不成气候的胡子格外“珍重”，这样大词小用，有对自己的嘲弄，或者叫做自我调侃。我们在读鲁迅的文章时，经常会遇到这种字里行间的反讽意味。如在《铸剑》的结尾：
于是现出灵车，上载金棺，棺里面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
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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