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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词汇定量研究:一项不能再耽搁的工程

作者:赖华强




  语文积累教学问题是近年语文教育界探讨的热门课题之一,被以“语言的积累”“语文积累”等提法写进修订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正在实验中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当代语文教学目标的量化工作,滥觞于上个世纪50年代《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0年):“各学年常用字汇……到五年级凑足三千字。”〔1〕不过,这个标准并未颁布实施,只是供内部研究使用。大家比较熟知的是“3500个常用汉字”的量化目标的提出(1963年)。这以后,有关阅读的速度(1992年)、课外阅读的字数(2000年)、背诵的篇目(2000年)、作文的量次(1978年)、作文的篇幅(1986年)、作文的速度(1996年)、课外练笔的字数(1996年)等定量规定,便在国家或有关省市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里陆续出现。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语文素养的获得,离不开语言积累(包括常用字、词语、常用句式和句群、篇章的积累)。其中词语积累在语言积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已有论者讲得非常清楚。笔者翻阅了张志公先生有关语文教学的论述,发现从1962年到1998年,张志公先生在各种讲话和文章里直接谈到语文词汇问题的言论,至少有20处之多,且大多集中在1990年至1998年之间。他反反复复讲得最多的一个意思就是:“语言最根本的是语汇。”〔2〕“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学习词汇。”〔3〕“一个人使用语言能力的高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他掌握语汇能力的高低。”〔4〕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教科书或教学参考资料,给出一个词汇表和词汇教学目标的数量标准。这个问题是到了好好研究解决的时候了。语文或者说汉语,作为母语教学,理所当然应该比对外汉语教学做得更好、更精细。可是,据笔者所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在汉语词汇表和词汇教学目标量化工作方面,比国内语文教学做得要好。
  现在,作者非常欣喜地看到,《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目标”部分,明确提出“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警句”“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等教学要求。但遗憾的是未能看到这个标准给出词语积累的目标。稍后推出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目标”部分,虽然也出现了“语文积累”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关于语文积累的内容同样语焉不明。这些都说明,现在是到了整体、系统、全面、具体、科学地研究“语文积累”或“语文词语积累”问题的时候了。笔者在翻检人教版、语文版、苏教版这三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时,欣喜地看到了“读一读,写一写”“字词积累”“精彩语句抄录”等练习设计。这些练习不同于以往类似练习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们是基于“语文积累”课程理念的。这些练习的质量和效果以及受重视的程度,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语文积累”目标和内容的系统安排。这些都让我们感到,在语文积累问题上,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给教材研发者和语文执教者一个较为确实的说法:“积累什么”和“积累多少”?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汉语作为母语的词汇教学要不要有一个量化标准?
  回答是肯定的。
  先让我们看一看“三老”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有量化语文词汇教学的理想。他说:“统计的方法是不错的,从出现次数的多少可以知道应用的繁不繁,作为取舍的标准。”又说:“如果把目前通行的书报作为依据,统计其中每个词的出现次数,结果,把得票最多的若干词(数目当然不止一千两千)组织在课本里头,我想,读了这课本的人固然不能够就去阅读《五经》或者《史》《汉》,但是看看《申报周刊》,或者《现代十国论》,该不会有‘面熟陌生’的憾事了。”又说:“编辑课本从统计词和句式入手,诚然麻烦。然而读者读了这样编成的课本,可以到处应用,不至于把拿到手里的工具随便丢开。那么麻烦一点也是值得的。”针对当时的状况,他不无遗憾:“可惜用这样方法来编辑课本的还没有。”〔5〕
  吕叔湘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说:“谈到语言教学的研究,我觉得有许多基本工作没有做,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类似教案之类,那是纯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关于词的出现频率的研究就很重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几十年前就有人做这种统计。这种材料对编教科书编词典都很有用处。我们现在编小学课本就只能靠主观想象。要编小学生用的字典词典,收哪些字和词也只能凭‘估计’。”〔6〕
  张志公先生对这个问题关注最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讨论语文教学效率问题时,他曾连续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再谈语文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说:“语文训练也应当有规格,有标准。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几个不同阶段,语音、文字、词汇,说话、读书、作文等几个方面,都应当分别有明确的规定。……词汇,似乎还没有一份适应教学用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要赶紧搞这么一个表出来。”〔7〕在《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一文中他又说:“任何问题没有数目字是很难说得上科学研究的。咱们语文学科只有一个数目字,就是那个三千五百常用字,……至于词,现代汉语常用词汇是多少?没有这么个数字。”〔8〕在《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一文中,他甚至有点儿急了:“能不能定出个标准,提出些数据呢?比如说,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字和词,要多少才够呢?……但是直到现在,专门机构还拿不出一个常用字表和常用词表。……我曾发现,一个‘扛’字,幼儿园在讲,小学在讲,甚至初中还在讲。我们应该搞好研究工作,克服重复浪费的现象。”〔9〕直到1996年,面对这个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还备感不安:“我们语文教育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统计数据吗?你选《阿房宫赋》,我选《醉翁亭记》,都有道理。一部语文教材中,总共有多少个印刷符号?有多少个成语?词汇量是多少?出现频率是多少?学生阅读水平应达到一小时读多少字的速度才合格?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10〕
  在直接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人中,于漪老师是一位对语文字词教学“心中有数”的老师。她曾提出:一定数量的字词及其运用应该属于语文教学中的“核”。她说:“拿字词来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小学六年要完成3050个左右的单字教学,由字组词,词汇量是8600多个。通常写文章所用的汉字一般不会超过3000……3000汉字组成的词汇量是50000个左右,实际上文化素养高的能用10000个词条,最多是30000~40000……从中可见小学识字量3500个左右足够一个人享用一辈子。”不过,在给中小学语文字词教学算过这样一笔账以后,她也不无遗憾地说:“中学语文教学中这个问题也没有切实解决。”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她说“应作科学的研究”。〔11〕
  纵观当前国内语文教学界,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对全国具有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地区,都已注意到或正在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资料表明,北京有关方面正在着手探索字词教学科学化问题,上海语文教育界,也已经明确意识到包括词汇教学在内的整个语文教学量化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我们不说词汇表和词汇教学目标的量化有什么好处,单看看不这样做的坏处,就足够引起我们的警醒。关心我国语文教学的人都知道,国内语文教学的质量问题——主要是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素养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语文教学界的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吕叔湘先生提出“少慢差费”的批评至今,中小学生学习和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状况一直不能令人满意。二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全面或局部的语文教学情况调查,虽然都不是专门针对词汇教学的,但都突出地反映出学生在语文词汇学习与运用方面的问题。且不说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的调查反映出的初高中学生错别字和语病严重的情况,也不说1987年国家教委委托华东师大开展的全国初中语文教学调查所反映的词语的积累问题,单看离现在很近的北京市两次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就让我们深思不已。1997年北京市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中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系统”课题调查组作了一次关于“中学生语言学习现状”的调查,其报告说:“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写错别字现象还比较普遍,掌握的词汇量远不能满足需要,语病较多,言不达意的现象比较普遍,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还不能适应学习、生活以至未来工作的需要。”〔12〕1998年,北京市城区初中学生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指出:“用词不当反映出的问题是:学生掌握的词汇量非常有限。”〔13〕居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前列的北京市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省市的情况便可想而知。
  语文教学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造成学生母语学习和使用情况不妙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语文词语积累教学并不是语文教学的全部,语文词语积累教学无论抓得多好,也不能包治语文教学低效的“百病”。但是,语文词汇教学如果没有一个词汇表,不量化,可以肯定地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坏处:(1)教师“心中无数”,必然造成教学浪费、重复;(2)学生“心中无数”,必然造成学习低效、盲目;(3)母语教学长期无规格、无标准,影响母语教学的形象,也影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质量和进程。如果我们承认三老在这个问题上的忧虑和思考是对的话,如果我们面对一次又一次语文教学情况调查所反映出来的青少年学生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不能无动于衷的话,那么,现在是到了该好好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仅是站在一般语文教学的角度,而且是站在民族母语教学的高度;不仅是把它作为语文学科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而且是把它作为一项事关祖国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基础工程”。
  
  〔1〕林治金《语文教学大纲汇编》,青岛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2〕张志公《谈语文教改》,《中学语文教学》1990年第7期。
  〔3〕〔7〕〔8〕〔9〕张志公、孟宪范《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24、70~71、86、25~27页。
  〔4〕王本华《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
  〔5〕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75、176页。
  〔6〕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9页。
  〔10〕张志公《提倡两个“全面发展”——答〈语文学习〉记者问》,《语文学习》1996年第2期。
  〔11〕于漪《于漪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12〕孙荻芬等《关于“中学生语言学习现状”调查报告》,《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2期。
  〔13〕曹保平《北京市城区初中学生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