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思考和写作,成为“旁观者”



  1998年夏天,真正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深圳宣传部的官员,夹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到了北京。
  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博物馆中,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被选中,100集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博物馆》将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完成。深圳人要在世纪末“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野心,开始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了。 
      
  接头地点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深圳官员打开策划书,很现代很精致的内页里,图文并茂,铺陈的是各种文化人递交上来的关于片子的总体构想,一页页翻过去——我们伟大,我们辉煌,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将在21世纪迈向人类新纪元......
  对,这些都没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能说,并且我们也不知已经说过多少遍,而现在是20世纪最后的时刻了,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也难逢的发言机会,我们能不能有点全新的视角,有点自己的表述?
  深圳官员指着策划书,说,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有他这话就够了。我也就干脆把他的东西往边上一推,省得装模作样琢磨那些大同小异的句子。我说我们来给你一个全新的方案。
  摄制组总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群体,总是处在不停的沟通,争吵,再沟通当中。偏偏我做人做事的风格,向来不喜欢与人争论。本来嘛,大家都是成熟的个体,有自己的思维体系,谁会为谁的观念或者想法放弃自己的呢?很多时候身为总撰稿之一的我很沉闷,说不出话来。有那么一两次我还别扭得躲在背地里双眼潮湿。那些请来的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博物馆专家,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基本知识、历史背景和史料出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并且在资历和年龄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我非常尊重他们,但多些时候我并不懂得如何去与他们沟通和相处,我顽固地坚持要用自己的目光去看那些文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那些历史,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怎么喜欢我。
  我那时非常想念余秋雨老师,完全像个宠坏的学生,没有人来褒庇我的理念和方式,心里便老大的不乐意,郁闷得很,情急之下就会得对着深圳官员喊,余秋雨肯定喜欢我们这样说。
  不久我们就飞去了深圳,在飞机上遇到“延机赔款”事件,乐滋滋捡了1000多块钱,落地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一头扎进离余秋雨家最近的宾馆,我笑称自己这是来“偷”思想来的。我给他打电话,说误机了才到。他二话没有,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们,他马上就到宾馆来。
  见到余老师,我煞有介事交给他一个艺术顾问大红聘书,他接过去就开始笑。我们还给他捎去两纸箱的北京大桃子。他更乐了,说马兰不在家,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可是“顾问桃”呀。
  这是上戏毕业后第一次见余老师,师徒二人免不了互相吹捧一通,他说你还那么漂亮,我说你还那么年轻。我们一起去他家,我想起北京的规矩,以为电梯工早该下班了,该不会让他爬楼吧?他在前面快步引路,一边笑我,说他居住的楼里电梯24小时开放,没有电梯工,说这样很好,像上海那样多可怕,进进出出都有一个电梯工守着,看着。有的还把电梯当家了,小空间里应有尽有,真是很可怕的。
  到他家一开门,看见地上的木地板跟我家一模一样,我忘乎所以惊讶起来。他急忙提醒我,不要喊不要喊,现在是凌晨了。
  我发现他家收拾得非常干净,并且一切井然有序的样子。电视机边上的相框框里,是一张马兰的照片。我那时还没见过生活中真实的马兰,凑过去看。余老师自己笑自己,说屋子是在我们到之前特意打扫干净好迎接我们的。
  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家很喜欢,带我到各个房间里转一圈,一边把几处家什的来历、布置说给我听。我在他书房里探头探脑。他书桌上还摆着电脑。他说是新的,他正在学着打字。我吓他,说很难的,不过有人说连马小娟都能学会五笔,应该不会难到哪里去。
  最后站在他家的大阳台上。外面依旧一片灯火。我也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身在何方。他指着底下,耐心告诉我我是从哪个方向、如何从机场到达他家的,又指着最亮的地方说,那就是香港。
  看上去就像在他家楼下。
  寒暄一番,余老师提出要去楼下喝酒。这才是最高兴的事情。
  走在草地上,他又开始指着周围数叨小区的规划建设,哪儿要修什么了,哪儿又要盖什么了,清清楚楚的。他的话充满了期待。这本来就是一个叫我好生羡慕的居家好地段,树啊草啊坡啊海啊,该有的都有了,而人则毫不拥堵刚刚正好,又听他如此热烈地谈论它的未来,真觉得他现在真是蛮热爱生活也蛮懂得享受的,深圳的海风好像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把他吹熏得越发生动、市井和可爱起来。心想,一个人在完成了他最初的学习与积累后,抽身而退,给他一种更安宁、舒适的归息之所,才是发挥他潜能与创造力、最终成为大家的最理想生态。
  那时我正热衷于躲在家中昏暗的屋子里看欧洲庄园片,羡慕妒忌加难过,恨不得自己也能过过那样远离尘嚣的简单专注生活。曾经煽动过父亲重回老家乡下做“地主”,盖一栋大屋,给我留一间书房兼闺房用,但被父母狠狠地浇了盆冷水,骂我天真不切实际。其实自己也知道曾经有过的大环境已不存在,一栋大屋反会变成一家人的累赘。现在看我的老师生活的小区,大环境安全、便利,小环境又安宁、闲适,真的好生羡慕。心里想,社会的新秩序正在建立当中,只愿自己不要等得太久,错过了好时光。
  
  这时他又像个远远的目标立在我的视界内,这样现实和具体。算一算,自己已经昏睡了十几年了。
  我们四个人喝了不少红酒,余老师才发觉小娟的酒量可以,越发高兴,不停地干杯。太久没见面,我东拉西扯,尽说些和要拍的片子无关的闲话,都夜里两三点钟了,也无意扯到正事儿上来,急得同行的人乱给我递眼色。 
      
  最后我有些不情愿,说余老师,制片人跟我们搞深圳速度,时间算得特别死,我们明天就要飞去西安看兵马俑。嘿嘿,这个兵马俑不好搞,剧组专家们的意思,总希望我们突出秦始皇大一统大帝国的伟大,可我们还是想找个什么新的契入点,换个视角进入。嘿嘿,我们想从你这儿掏点东西。
  他问我以前去看过兵马俑吗。我说去过呀,上学时我们研究生去敦煌,第一站到的不就是西安嘛。
  他说哦,那个时候你可能还看不到,这次你去,你要注意看看展厅后面那些未经剥离的、完全“原始”的兵马俑。兵马俑博物馆的人了不起,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特意在展厅的后面留了一大片完全没有修复的残俑,这和前面那些我们看惯了的手脚齐全的兵马俑,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残缺不全、倒卧在地,完全和身边的黄土融合在一起,你根本已经分不清哪是黄土哪是俑。有一次我陪龙应台去看,她趴在那里都不舍得离开了,她说她恨不能死在那里。你们好好看看,相信会有感觉的。
  我听得眼睛一下就贼亮亮起来,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他的几句话就能把我的思路放开。总是这样,他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思路,他很少重复那些已有的现成的成果,总是带给你惊喜。虽然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他的话里真正捕捉住那个本质,但我再清楚不过,他的思路,正是在启发我这个学生去看历史的“第一现场”,去体悟历史细节的精微,去亲近和体贴那些历史当中消失久远的生命个体。这又一次与我蒙眬中坚守的想法相暗合,让喝了点小酒的我,愈发兴奋。
  真想马上就跳到兵马俑坑前,看看那些残破的兵马俑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喝完酒,余老师要去结账,我不肯,他非要去。我一着急,就喊,这是吃的公款啊,剧组的钱,不是我的。余老师笑,说马小娟来了,我一定是要请的。我只好说,那我下次在北京请你喝酒。他越发高兴,说好呀 ,喝酒总是很高兴很快活的。
  深圳的夜晚,半夜都早过了,酒店里还是吃客一片,人声沸沸。还有几个小时又要分手,爬上飞往西安的航班。我们谈兴未了,都有些遗憾。账都结完了,我们还坐在那说话。余老师喝了不少红酒,脸有点红,他说和朋友来喝酒特别高兴特别轻松,一个人出来吃饭、喝酒不好,总有人注意你,不自在。我心里好笑,这也算是名人的烦恼吧?要是有人认出余秋雨“孤单单”在饭馆里埋头喝酒、吃饭,总归是会有点什么说法的。
  临上飞机前再次在电话里向余老师告别,他反复地在电话里说,小娟,你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去恋爱,一定要有男朋友,好不好。
  我嬉笑着答应他,我一定会的。
  见面时间那么短,却还是免不了跟他说点自己的现状。他一点不惊讶,说他早猜到我的生活就要起变化了,在上封信里他就感觉到了。我不信,说我好像在信上没说什么吧,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他只是笑。也许是我那些肆无忌惮的情绪化的句子,让他的预感再一次应验。他并不问我个中细节和具体,好像我做什么都应该是有理由的,是对的。这样的相处让我感觉非常舒服,自然,并且再次接受到了他一贯的宽容与理解。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说起话来却好像昨天还在一块儿聊过天,真好。
  有时会被人追着要我联系余秋雨,索要余秋雨的地址,我一着急就直不咙冬对对方说,我和余老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是这样的,其实真正碰到一起坐下来聊天,一年也难得有两回,通常都是各自活跃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城市,但心里总是不会淡忘了对方,说的话做的事总是有“一伙儿的”感觉。
  有次一位制片人哭着喊着要找余秋雨,一天几个电话都快要把我逼疯了。可我根本不愿再去打搅余老师。情面与耐心到了快撑不住时,突然就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简直就像是“送上门”来了。我一听他声音就哇哇乱喊,一个劲在电话里念叨:“恐怖恐怖太恐怖了,怎么会这么巧。”他听清原委,自己也笑,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只是很久没联系,新年要来了,跟几个朋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这些年,因为找余秋雨,还闹过不少笑话。有一回我还挺当回事地问他,找他的人那么多,总不会每一件都像我认定的那样是“不好的事”“麻烦的事”,可我要是把“好事”也给他回绝掉了,总不好,是不是该让那些人都去找金克林。他轻描淡写一笑,一点不觉得有那么严重。他有自己的原则,好与不好,只是要不违背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不与一些无聊的群体与事情有染,要的只是特立独行,不愿有事没事在文坛上成群结队地晃悠。事实上,在那种汇聚了各种文人墨客的聚会与活动中,不可能会有余秋雨的身影,他宁愿去为一所希望小学题字、讲课,也不让自己陷入危险而无为的扎堆文人当中,他说过那是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极力要摆脱的,不可能再回头。

  
  过去我对他频频出现在“普通人”视线中的行为不太理解,交谈过几次后我体悟到他是对的,并且和自己的某些原则也是一致的。是因为他的行动和写作背离了通常的那个文人小圈子,所以他才由其中独立出来,才被许多的“普通人”看得见。我现在反倒尤其敬佩他这一点。
  他和我一样,也不用手机的。找他实在急了,就把电话打到马兰的手机上。 
      
  不知道马兰是比我小一点还是大一点,感觉上她要比我成熟不少,比如通电话,我每次都很不够意思,总是直奔主题,开口就说马兰吗我是马小娟我想找余老师。都不知道问声好。她不是的,每次接到电话都很关心,说马小娟啊好久没有你消息,最近好吗,在干什么。很周到,热情。放下电话我会骂自己,怎么能这样,找余老师是真的,但这样直接太不够意思也不礼貌,总要过渡一下才好。也不知马兰怎么想我。下次一定表现好一点。但下次再通电话,又是老样子,刚想要“欲盖弥彰”绕一下,就要磕巴。马兰总是善解人意,会主动问我找余老师吧。我立刻松口气,说是。
  最早还是余老师告诉我马兰的手机号的。
  第一次打马兰手机在他们的《秋千架》来北京演出时,那天我在电话里跟余老师要戏票,他让我确定最后要几张,在五点前给马兰手机回电话。结果我纠了一帮余秋雨和马兰的崇拜者,最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打马兰手机,总打到一个陌生男人那里,第一次听说要找马兰,那边还挺兴奋:“马兰?唱黄梅戏的那个马兰吗?”第二次打过去,那边还在笑,说真遗憾你又打错了。再打,就不好玩了,那边开始显出不耐烦。我眼珠子瞪得要出血,咬牙切齿一下一下按那几个数字,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也急了,再不跟我客气。怎么搞的,这明明是余老师亲口告诉我的号,怎么能有错。所有人都一口咬定错肯定出在我这里。我领着一帮人在街上像没头的苍蝇一阵乱转,最后才想起来直接冲到长安剧场。终于一进了前厅,就看到被人群包围住的余秋雨。一下午的折腾这才宣告结束。余老师告诉我票都替我留着呢。
  演出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他和马兰也在找我,也找不到。怎么搞的这个马小娟,说好要回电话的,连点儿音讯都没了。最后没办法,只好估摸着留了几张票。更可气的,原来一向没什么数字概念的我,把马兰手机号里的“6”和“9”给记反了。
  有时会突然接到余老师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于是想,哦,他现在在深圳。马上想到他居住的那一片环境,开阔的草地,一些热带雨林才有的植物,真好。也许有一天他又会在北京为自己购置一个写作的空间,他说过那必须要傍水而居,他缺不了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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